揭秘：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根本不存在什么“约法三章”

Mary

　　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资料图片）

　　毛泽东和江青都是发展变化的。1930年代，即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可？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

　　翻阅大量有关江青和毛泽东的回忆录、传记文学、纪实作品，在谈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青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当然也有人明确否认有所谓“约法三章”，但这种意见和前一种意见相比，一则数量上不成比例，再则没有引起人们高度注意。我对这个问题有怀疑。1998年退休后，我从事文革问题的回忆和研究，急于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究竟有没有“约法三章”？我认为这不仅涉及历史事实，而且攸关党和毛泽东的形象。对这个问题不能从个人好恶和推想出发，也不可人云亦云，一定要尊重事实。这里，先谈谈应该怎样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以及江青1930年代的一些情况。

　　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现在相当权威的书上说是“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青在“文革”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灾难，成为历史的罪人，毛泽东在1930年代选择江青作伴侣就是“错误”和“失败”的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泽东和江青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1930年代，即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青的过去，毛泽东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现在很多人都说，江青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这可能是事实，有一定的道理（电视剧《延安颂》就是这样表现的）。一次看电影时，江青就曾跟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青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而江青在《打渔杀家》中有比较好的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上海从艺磨炼出来的。毛泽东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青有了好感，“顺藤摸瓜”，了解了解江青19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青外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主席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泽东对江青《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的那些理由。再从江青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不是为着追求毛泽东才到延安来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泽东，而且当时追求毛泽东的，也不只江青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

　　江青的1930年代究竟应当怎么看？这对全面和正确地认识江青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江青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1930年代的革命经历，比如，她经常向人讲她19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1930年代的另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自己19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多少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也是罄竹难书的。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相比，江青的19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青的“黄金年代”（这是外国一个传记作家的说法）。而江青为什么对她的1930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人的变态心理。

　　实话实说，江青在1930年代，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和主要方面讲，此时的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当时革命和进步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19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多是负面的，这势有所需，情有可原，但从历史角度讲，并不应该。着名的国际友人白求恩对江青的一段描述倒很值得我们注意。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其中有专门段落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而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那个“来自上海的着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介绍白求恩这篇作品的薛忆沩说：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在西方媒体上最早的出现。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青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时看到的江青，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青和毛泽东的恋爱。请看，这最早出现的对江青的描写和叙述，我们在“文革”后的作品中什么地方看到过？仿佛没有，真的没有——当然，那些专门恣意为江青“平反”、“翻案”的作品，它们这样或那样地吹捧、美化江青，那是要除外的。

　　我认为（事实也是这样），江青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的“灾星”，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已经有人指出这点。比江青小两岁、在1930年代曾是江青朋友的着名画家郁风（她在“文革”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说：1930年代，“我印象中她（指蓝苹，即江青）非常敏感，说话时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一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许多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从早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李辉《郁风与蓝苹》，载《老照片》第3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不消说，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郁风这个说法，它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见、大智大慧，仿佛还没见别人这样说过——所以，我不惜篇幅把这些话几乎全部抄录下来，以便更多的人阅读和了解。

　　我们还可进一步思考：如果江青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其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局如何？如果没有“文革”，江青即使嫁给毛泽东，结局又会如何？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没有“约法三章”？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询问过人们普遍认为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过这件事。汪东兴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而在卫生部。汪东兴和张耀祠不约而同地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约法三章”之类的限制，而是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我觉得汪东兴和张耀祠的这个看法，对正确认识所谓“约法三章”很有启发。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些书面文字调查。

　　其一，《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这两部着作都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着和出版的。它们对毛泽东和江青1938年11月结婚，都只作了简单记载，根本没有提到“约法三章”。如中央政治局确有所谓“约法三章”，这两部着作无疑应当提到和有所说明。没有提到和说明，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为此事，我向《毛传》中有关这部分的作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约法三章”的档案；如果有，我们不可能不提到和作出应有的说明。或许有人会问：“约法三章”的档案是不是丢了？或者是不是被人毁了？回答这种疑问，可以看看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及其夫人刘英关于毛泽东江青结婚的一些材料和说法。

　　其二，《张闻天年谱》。张闻天，从1935年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上卷说：“本月（笔者注：指1938年11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对这个记载，该书加了个注，说：“当时在延安的一些老党员，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议论纷纷，主要意见为江青过去在上海的生活作风不好，历史复杂，传闻很多，作为党的领袖与之结合将造成不好影响，有的还写信给中央。这些意见都汇集到张闻天处，张便综合大家意见写信给毛泽东。据刘英回忆说：‘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我们再看刘英在另外一本书中的说法。1937年底，刘英因病到苏联治疗，1939年回到延安。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与刘英》一书说：刘英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泽东，一进窑洞，就大声地说：“老毛，祝贺你啦！”书中说，“刘英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祝贺毛泽东的人”。据我看，所谓“第一”、“惟一”不一定符合事实；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如此孤立，恐有夸张。书中说，毛泽东听到刘英的祝贺，“兴奋极了，一拍腿，说：‘刘英同志，你才是理解我的人哪！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张闻天作为党的总书记处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一些情况，书中说：

　　原来，毛、江结婚，大家议论纷纷，多不赞成。北方局的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知道江青的风流韵事，报纸上登了她许多桃色新闻；还有许多马列学院的老干部纷纷写信，大意说，无论如何毛主席不能同这样一个人结婚，对我们党、对毛主席影响都不好。毛主席同贺子珍离婚我们不反对，可以找个好的党员同志，但不要找这个风流女子。根据地有人打电报、写信来，都生怕党中央、毛主席不知道江青在外边的情况。张闻天是总负责人，信自然都集中到他这里。从个人感情角度讲，他也觉得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不大合适，但觉得这是私人问题，别人不便干涉；可那么多老同志的意见不说又不好，加上中央几位领导也向他反映，希望他劝劝毛主席。张闻天觉得这不是当面说的事，很为难，考虑再三，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叫警卫员送去。信的大意是：你同贺子珍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应该，但是否选择江青，望你考虑。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谁知毛泽东看完信勃然大怒，一把撕碎，说：“老子明天就结婚，谁能管得了我！”第二天在供销社摆了两桌酒席，自然没有邀请张闻天。

　　在了解毛泽东和江青结婚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和做法，如果讲“权威”知情者，恐非活到97岁才作古、人称“中共党史活字典”的刘英莫属了。刘英作为党的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了解情况肯定是比较多的，她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情况的叙述，应该说是有分量的。如果确有“约法三章”，刘英当时就可能知道；即便当时不知道，在她和张闻天的长期共同生活中，特别是在“文革”中，按情按理，张闻天和刘英也不可能没议论过这个问题；刘英既然知道这件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会不愿示人吧？刘英是2002年去世的，直到她去世都没谈过什么“约法三章”的问题。

　　其三是叶子龙的证言。叶子龙从1935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直到1962年，他们朝夕相处共27年。宋任穷在给《叶子龙回忆录》作序时说：叶子龙“是十分了解毛泽东的人物之一”。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叶子龙正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就是叶子龙张罗操办的。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叶子龙说：“……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结婚一般也不举行婚礼，当事双方写个申请，由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叶子龙在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分两次办两桌酒席。当时物质生活条件差，酒席也不会有多么丰盛。而这个办酒席的日子，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江青正式结婚的日子。（《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在这里，叶子龙根本没谈“约法三章”。是为尊者讳？我看不是。

　　从以上论述，应该并可以断定，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没有历史根据，不能成立。

　　再从江青担任职务方面看。叶子龙回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中央领导说：“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这样说是很自然的，但是并没什么确凿可信的材料表明中央说江青不能做什么，从而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事实最有说服力，且看事实：

　　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时，留在陕北的江青被任命担任中央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做思想政治工作——职务虽不高，但确实是党内政治职务。

　　建国后，195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就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向中央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对这个报告，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页）：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史实证明，江青是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的。当时宣传部没有局的设置，处就是后来的局。

　　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级别为副部级）。

　　如果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确有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以上关于江青的历次任命不都直接违反这个“约法三章”吗？究竟是有“约法三章”，还是党的组织屡屡违反？这个“二律背反”不容回避，二者必居其一。笔者认为，结论只能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约法三章”。

　　最近看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毛泽东与陈云》，其中又谈到“约法三章”，并说是陈云主持做出的。该书说：……毛泽东毕竟是党的领袖，他的婚姻已不单纯是个人的行为。而且，他所选择的江青，由于在上海有不良表现和一段不清白的历史，因此，当毛泽东表示要与江青结婚时，遭到了党内高级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军队中的许多领导人也很有意见。一天，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胡耀邦，带了两个人来到陈云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向他反映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的意见。因此，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根据他对江青的了解和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见，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与会者只好表示同意他和江青结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也就是说，她在同毛泽东结婚后必须遵守“约法三章”，即：20年内江青不许从政，江青在和毛泽东结婚后只负责毛泽东的生活，对外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公开露面。

　　这也是编造和演绎的。陈云既然做了这样一件有关党的领袖形象和党的利益的大事，为什么在《陈云传》和《陈云年谱》中找不到一点影子？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完全是《毛泽东与陈云》一书作者不负责任地轻信这样或那样的“成说”而又驰骋幻想的产物。其论点，其论据，以上所说各条也都适用它，因此不再赘述了。只有“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露面”这一条，即“约法三章”之一，我没涉及，实际上，这也是无稽之谈，经不起辩驳。兹举几例：（一）马歇尔，美国陆军原参谋长。1945年12月作为总统特使来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调停。1946年3月5日，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延安机场为马歇尔将军送行。（有江青和马歇尔并排的照片，参见叶永烈编着《江青画传》，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1页）（二）建国前夕，江青在苏联治病和疗养，适逢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接见了刘少奇，同时也接见了江青，江青还参加宴会并向斯大林敬酒，无疑江青是因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才受到这样的礼遇、有这样的机会。（叶永烈编着《江青画传》，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14页）（三）1949年国庆大典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回上海，“毛主席派江青到车站送行”（参见伊思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0页）。显然，江青这也是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

　　只要尊重事实，严格从事实出发，识破这个所谓“约法三章”的虚假是不困难的。如前所说，连总书记张闻天当时都认为，结婚“是私人问题，别人不便干涉”，而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要以组织名义做出“干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约法三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所谓限制江青，同时也就是限制毛泽东，不论从他们结婚时即1938年毛泽东的地位（已是经过历史选择的革命领袖）来说，还是从毛泽东倔强的性格来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能够提出和作出人们熟知的所谓“约法三章”吗？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再就江青的性格来说，她是肚里不藏话的人，如果真的有什么“约法三章”，她在“文革”中早就捅出来，并用她掌握的权力整人了，哪里还等到她被打倒后让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议论这个问题？总之，“约法三章”这桩公案应该了断了，再也不要编造和传播这类“轶闻”了。

　　作者简介  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红旗杂志社工作。一年后发表《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批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文章被毛泽东批发八届十中全会与会人员研究。1967年1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监狱，关押七年半，1979 年平反。

　

　　延伸阅读：江青的文艺观如何变成政治气候的红绿灯？

　　最初被捧为国剧的绝不仅是京剧。

　　在1930年代，京剧就已经被称为旧剧，或者旧戏。新文艺派的人士们反对把戏曲尊为国剧，甚至认为它落后，不配称戏剧。他们把话剧看作是中国真正的国剧。在1930年代，潮流青年们大都左倾，并以演出“话剧”而自得。

　　新旧戏争论的第一波热潮中，江青正在成为一名出色的话剧演员。易卜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是“新剧”、“真戏剧”的象征。《新青年》曾经介绍过他，《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几乎红遍整个中国。洪深决心学习易卜生，多多创造一些“社会问题剧”，让戏剧教育、鼓舞人，让人们自觉去投身于社会的变革。1935年成为“娜拉年”，江青与金山搭挡出演此剧后，一时成为上海红人，江青亦撰文称“我就是娜拉”。

　　潮流之下，连京剧名角程砚秋都感慨地说：“我们从事旧的乐剧的人们，对于新兴的话剧形态，应当要竭诚地表示欢迎，并根据自身过去的经验，尽忠实之贡献，帮助其发展。”当时京剧新编戏里的“探索”和“创新”也都挖空心思，从剧照上可以看到，梅兰芳在《黛玉葬花》里用了实景，《天女散花》和《洛神》里也融入了大制作布景和科技效果；除谭鑫培、梅兰芳外，谭富英、雪艳琴、言菊朋等名家也纷纷“触电”，把表演从舞台延展到银幕；在《纣王与妲姬》等新编剧目中，演妲姬的男旦干脆在舞台上袒胸露背来诱惑“纣王”，当然更是为诱惑观众和票房，不可谓不前卫了。这时候的话剧，京剧都以推出新戏而吸引观众。戏剧改革是共识，但是怎样改，则是众说纷纭。

　　革命思潮，现代话剧，电影文化，左倾思潮，三十年代浓重的时代气息无一例外的在江青身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江青的艺术审美也形成于斯，她在1935年后接受报章的采访时，曾坦承自己的欣赏口味。

　　“到上海后，我只看过瑙玛希拉底《闺怨》，虽然她底演技是很高美的，但在我总感不到兴趣。还有茂利斯布佛莱底《风流寡妇》，真的我很喜欢那女主角麦唐纳底态度和表情的活泼。”想了一下：“对啦，我记起了，还有我在北方看过凯丝琳·赫本底《小妇人》，虽然她长得这样丑陋，但我也很喜欢她那副天真烂漫、活龙活现的态度和表情。华雷斯皮莱底《金银岛》，我也看过，但这里他底演技却不见得怎样的高明，不过听说他在《自由万岁》里是演得很成功，因为经济关系买不起票；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哈哈！”突然大笑了起来，“真好笑，这些片子还都是轮映到三等戏院，只花两毛钱才去看的。”

　　江青的眼光，放在今日的“小资”们当中，毫不逊色。在国产片中，江青坦言：当然我那时是不懂什么内容和形式的。现在我只看过《女人》、《渔光曲》、《新女性》、《桃李劫》、《姐妹花》、《重归》等等，但其中的女演员。在我最喜欢的就是阮玲玉，的确她是很会演戏，而且能够扮的角色很广。她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女演员。还有王人美底那像野猫般的姿态和表情，我也很欢喜。的确，她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像陆丽霞那样，就觉得做作和扭捏了。

　　在中外艺术大片中，江青的审美趣味还是相当高。但此时的她，更多的从演技角度来评价演员的好坏，尚未与政治挂沟。

　　北上延安，江青的人生之路有了重大的转折。在与毛泽东婚后的生活中，江青一度远离文艺舞台，但却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毛泽东在此期间写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文章，延安整风后事实上成为中国真正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对江青的影响，直接的使这位年青的党员，领略到了政治角力的精髓。

　　只不过，在毛泽东身边服侍多年的李银桥说“她的虚荣心，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小心眼儿容不得人；她的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她的脾气恶劣，反复不定；她的喜欢走极端，喜欢记仇报复，等等，都在日后有了一定气候时陆续暴露了出来。”

　　时间匆匆而过，到了“大跃进”时代，肇始于延安时代的现代戏创作形成了不成文的通例，题材主要集中于“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两个方面，对这两类题材的处理也有一定之规。在处理“革命史”题材时，创作者可以而且必须毫无顾忌地按照当时的政治取向主动地设法扭曲史实；处理现实题材时，除了广义的“歌颂大跃进”，也对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进行歌颂。这样一批作品，已经渐渐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化的艺术语言，政治的艺术化或者说艺术的政治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连梅兰芳都在当年的风潮之下，说道“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在这个阶段里，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我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喜欢看戏的毛泽东则有自己的想法，1962年12月他在与华东的省市委书记们谈话时，说道：“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文工团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毛泽东呼唤的东风，自然是潮流的革命。

　　此时的江青，亦已经悄悄复出。“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曾志的描述大致还原了江青此时的角色，她的文艺观即将成为政治气候的红绿灯。

　　样板戏已经呼之欲出，只不过当年江青没有再选择话剧，而是选择了京剧。

　　1964年，6月5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规模空前，场面宏大。29个剧团，二千多人参加汇演。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三十七个剧目。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全数出席观看了演出。为此次演出定调的则是江青。在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中，江青亮明了自己对京剧革命的观点：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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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江青由数字而得出两个重要判断的话并非独创。"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人们应该记得，此话的独创权出自毛泽东。而"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则更可以追溯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做出的结论。

　　当年《戏剧报》的一篇社论则直接点出了"样板戏"的意义所在："大家把京剧是不是演革命的现代戏，是不是努力演好革命的现代戏，不仅作为一个艺术的问题，首先是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来对待；不仅作为一个题材问题，首先是作为方向问题来对待"。

　　样板戏＋革命。这是文艺与政治的结合，这是方向。事实上，在江青讲这番话之前，毛泽东即看到了此发言纪要，他在上边批道：已阅，讲得好。听不懂这一点的人迟早会付出代价。

　　自从1937年进入延安后，江青从未如此风光过。这位昔日的演艺明星籍京剧革命重登舞台，不过不是艺术的舞台，而是政治的舞台。之后，样板戏全部出台，时任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一次汇演中直截了当的说：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惟一对此发出相反声音的则是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的他认为"样板戏"就像"穿开裆裤的孩子一样不成熟。"但不久，这个孩子的主人将证明，这绝不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而是一个"革命"的高峰。

　　亲历1977年秦城监狱，数数江青犯下的六宗大罪

　　近年来，不断有文章描述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在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形。这些文章有的过于简略，有的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讲出当时的真实情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政坛也发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逝世。

　　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全党和全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无不担忧中国的前途命运。“四人帮”则加快了抢夺最高权力的步伐，使得中央无法正常工作。党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于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愁云惨雾终于散去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被组织上派到钓鱼台9号楼和西城区按院胡同41号院，清理登记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资料、书籍及物品，并于11月上旬开始做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准备工作。

　　最近几年来，不断有人写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及中央办公厅部分工作人员在北京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况。我对这些文章不敢恭维，有的讲得很简单，未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则大谬不然，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具体地讲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写了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意见。意见说，要根据每个批判对象的罪行，选择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批判。例如对江青，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和反党乱军等罪行；对张春桥，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对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舆论工具鼓吹反对经验主义、伪造和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等罪行；对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办公厅和长沙告状等罪行。

　　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时间和方法，意见中提出：批判会预定11月下旬开始，12月上旬结束。对四个批判对象分别批判，每个对象批判两个半天。批判会要讲究效果，要开得有战斗气氛。发言要简短有力，有根有据，要有发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读。每个发言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20分钟左右。发言过程中可以穿插质问、呼口号。批判中要讲政策，叫批判对象坐着，回答问题时再站起来，不要罚站，不要骂人、打人，不要叫他（她）们低头弯腰，不要搞“喷气式”。总之，不要用“四人帮”煽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时武斗的方式来批判“四人帮”，不要搞他们那一套。

　　意见还将参加批判的人员编为三个分组。我当时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工作，所以参加了第二组的警卫局分组。11月25日上午7时，我们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工作乘坐三四辆大轿车和几辆小轿车浩浩荡荡地从城内出发开往昌平县秦城监狱。中南海距离秦城75公里，1小时40分钟后到达。批判会于9时正式开始，11时结束。

　　批判的第一个对象是“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

　　江青被工作人员押上法庭

　　批判会会场约二三百平方米，大门开在东北角，西南两边摆放着桌椅，供出席批判会的工作人员坐，中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很显然是供批判对象坐的。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扼要地重申了批判会的纪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声：“把江青带上来！”只见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她以前曾经戴过的黑边近视眼镜，昂首挺胸，大步走了进来，故意装作“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的样子。狱警示意她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稳后，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摘下眼镜，擦了擦灰尘，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等待主持人发话。江青表现得很镇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的“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限于时间，集中批判了江青的6个问题——

　　第一，对工作人员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认为，江青对工作人员缺少爱心、关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对工作人员迫害的手段极多，有训斥、辱骂、打人、体罚、赶走、停止工作、逼迫检查、劳动改造、政治审查、隔离软禁、逮捕入狱等十几种。她动不动就给工作人员扣上“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盗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过，没有受过江青虐待迫害的几乎没有。下面是工作人员对江青的当面批判——

　　我非常气愤地问：“江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江青听到问话，先是怔了一下，但马上平静下来，傲气十足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你是杨银禄。”

　　我说：“你知道就好，你原来是我们的座上客，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了，我够老实的了。”

　　我说：“你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点点同情心吗？1968年1月初，我的老父亲因劳累成疾，不幸去世，党组织考虑到我刚到你那里，还没有接前任秘书阎长贵的班，也没有正面接触过你，就批准我回老家料理我父亲的丧事。这本来是很正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你起了疑心。我从老家回来以后，你不但不向我表示任何同情，还扯着嗓门质问我：‘你回家干什么去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回答说：‘我父亲死了，回去办丧事去了。’你又厉声厉色地质问道：‘你父亲真的死了吗？谁给你作证？我怀疑你父亲没有死，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他们好干坏事，我派人到你老家，把坟扒开看看是不是你父亲？！’你还没有等我回答，就大骂起来：‘混账，你给我滚！’……1973年6月11日晚上，你从外边回来，一进门你就对我说：‘南斯拉夫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给春桥、文元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春桥、文元同志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想去看的话，我们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个招呼。’我立即在十号楼门口分别给张春桥的秘书严忠富、姚文元的秘书郭文打了电话，张春桥的秘书和姚文元的秘书分别报告他们的领导后都说，他们看过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厅把他们的秘书的回话内容报告了你，你当时说：‘我自己去看。’你没有看电影就跑到张、姚住地，问张、姚‘这部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张春桥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姚文元也撒谎说：‘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们的谎话，立刻就说：‘小杨撒谎，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批评你：“江青对待工作人员从来就是这样，用人家的时候不关心，不帮助，不想用人家的时候就给人家加上几个罪名，扣上几顶大帽子，一脚把人家踢开，从她那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高高兴兴地出来安排工作的。主席还说，江青是个蠢货……江青，你不是说，我们挑拨你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吗？我们怎么挑拨你和张、姚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你老实交代！”

　　江青说：“是工作关系。”

　　刘真同志批判说：“周淑英同志你还记得吧？小周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她一个人围着你转，给你穿脱衣服，穿脱鞋袜……你对这样一位善良贤惠、白璧无瑕、勤奋好学，热情、周到、细致地为你服务的好同志、好护士，非但一点也不领情，相反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会作派去的特务，是林彪在你身边安插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给你‘吃了5年毒药’。什么是毒药？那不就是你每天离不开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药吗？！你忍心将这样一位好同志投入监牢？！”

　　讲到这里，江青仍然默不作声。

　　刘真同志继续说：“周淑英同志被你赶走以后，由赵柳恩同志接替她的护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觉前，按照你的吩咐和医嘱，小赵明明给你放了一份备份的安眠药，你吃了以后硬说没有给你放，非要再吃一份，两份安眠药吃下去以后，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奋了，更睡不着了，感到不舒服。于是你就毫无道理地大发雷霆，诬蔑小赵给你吃了毒药，你说是林彪派来的特务周淑英教小赵这样干的。你就把周总理、叶帅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骗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对杨银禄、赵柳恩、周金铭兴师问罪。你毫无根据地把小赵和黄永胜联系在一起，并当即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扒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说小赵不配戴领章和帽徽。你对一位文静贤惠的女孩无端地大耍权威，实在令人发指。”

　　这时江青低声说：“我不是还给她了吗？”

　　我说：“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险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记得在你的保险柜里放着，你找不到，就诬蔑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声嘶力竭地对我说：‘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过了一会儿，你叫毛远新在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后，你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文件在你的保险柜里，钥匙你自己拿着，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你的身上，说我偷了你的文件，这不是有意陷害人吗……除了有意陷害我们以外，你怕你搞阴谋诡计的材料落到别人手里，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听了以后，不说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第二，崇洋媚外，捞取资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应我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访问，访问期间，邓颖超、康克清大姐会见了她。维特克又提出想见见江青，周总理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认为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好机会，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高兴地谈了6个小时。后又破格以高标准宴请了维特克女士。晚宴后，江青兴高采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剧场观看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看完戏又与维特克一起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

　　周总理规定“谈上一个钟头”，可江青已超过5个钟头，还认为没有尽兴，未达目的，要求到广州继续谈，而且要谈解放战争和其他问题。周总理知道后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满脸不高兴，大发雷霆：“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的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广州又同维特克谈了6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7次，达60多个小时。

　　在广州，江青同维特克一见面就说，我跟你谈的你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这就是你的范本，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做第二个斯诺；并吹捧美化自己说，“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是的，我是30年代就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

　　在谈话过程中，江青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特别是把党内斗争的机密情况和党中央多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决议及解放战争的作战情况等泄露了出去，还把一些没有公开过的作战地图、资料送给了维特克，如《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8种图表。江青还泄露了我军在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中的损失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

　　在谈话时，江青恐怕维特克听不懂，记不全，多次问维特克：“你听懂听不懂？听得枯燥不枯燥？记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了，给你寄去，甚至录音带也可以给你。”

　　江青为了取悦维特克，在广州的6天时间，天天宴请维特克，用针线把茉莉花串起来，做成了手链，用针线把玉兰花骨朵串起来，做成项链，每天上午亲自给维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样的手链和项链。维特克临走时，江青亲自送行，并满怀希望地说：“盼望早日看到你的书。”江青送给维特克的礼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诗源》、《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窃取国家的宝贵物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抄家的贵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所有抄来的物品被编号登记造册后，开始卖给（等于赠送）中央领导人，价格便宜得不可想象，只是象征性地收几个钱。一开始江青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便宜事，还是康生、叶群告诉她的。有一天，叶群带着她的“战利品”到钓鱼台十号楼摆在大客厅的大条案上，让江青欣赏。江青看后动了心。那天以后，连续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几次，猎取了不少贵重物品，其中有价值几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金壳蓝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币），明清时期的笔、墨、端砚，各种书籍、古画，还有稀贵的刻图章用的鸡血石、玉石等。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到毛家湾林彪的住所参观，发现他们猎取的文物作为证据被批判。江青害怕了，回到钓鱼台以后，叫毛远新立即退回去一部分，并叫毛远新向文物管理处要收条。毛远新说，不能要收条，要了收条就留下证据了。江青说，还是远新的主意好，就把一部分文物退了回去，一部分留了下来。江青还想把留下的部分卖掉，一是想得到一笔巨款，二是为了毁灭罪证。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因为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又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江青听了以后，没有反驳。

　　第四，江青与林彪的关系

　　关于江青和林彪的关系，主要揭发三个问题：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国武斗的联手制造者。

　　林彪散布谬论：“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坏人打坏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工作人员说，你们二人配合得不错，你们是搅动派性，煽动武斗的罪魁祸首。你们合起伙来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江青听了以后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错误，我负责！但我不是对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问题。

　　我说，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伙同王力、关锋等人炮制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揪军内一小撮”。你们炮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会议上叫喊：“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就指使王力、关锋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你看后让“赶紧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这个反动口号一出笼，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责任。王、关被揪出来以后，你说是王、关搞的；戚本禹出了问题，你说是王、关、戚搞的；陈伯达出了问题，你说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林彪的阴谋败露后，你又说，是林彪、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总而言之，你诡辩来诡辩去无非想说明此事与你江青无关……1973年1月，中央专案组将“揪军内一小撮”炮制经过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后，你在大会堂福建厅看了那份材料，恼羞成怒，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好大的胆子，搞专案搞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对我说：“小杨，你给我作证。”我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么证，所以我没有吭声。你回到钓鱼台以后，仍然对我说：“专案组的路线不对头，他们竟然搞到我头上来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与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么来的，真是岂有此理。”你是叫我作伪证呀，我没有上你的当。

　　江青听了以后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间的电话联系，便知他们之间是何关系。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台之前的两年零9个月时间内，江、林之间的电话达470多次，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就要通一次电话，表达互相关心、互相问候、互相祝愿、保重身体之意。

　　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妄图“和平夺权”的阴谋被挫败已经过去8个月了，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毛主席也批评了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通了一些什么电话呢？1971年4月29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5月2日，江青在电话里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叶群又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林办的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4个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电话：“谢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几个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4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江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地说：“我叫你们保存这些电话记录，是想证明我和林彪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瓜葛，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对我进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进行斗争的呀。”

　　第五，反对和陷害周总理

　　1974年1月24、25日，江青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又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等人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置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

　　此次大会之前的10多天时间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江青居住的十号楼秘密开会，研究24、25日的会议内容、方法等问题。江青为了封锁消息，对工作人员作了“四个不准”和“三个要”的规定。“四个不准”：不准打电话，不准议论，不准外出，（除了到十号楼参加会的人外）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律不准进入。“三个要”：到机关食堂吃饭要两人以上；吃饭时，如果有人问什么事，回来要马上汇报；十号楼，不论黑夜白天都要锁上门。

　　一天，江青问秘书刘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怎么死的吗？是自杀还是他杀？王良恩是一个坏人，他是总理的人呀。他好像是总理的私人秘书，王良恩能参加政治局会（列席）是总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问题与总理有关。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说：“这个东西（指《纪要》），怎么没有总理的名字呀？怎么没有反对总理呀？林彪如果篡党夺权成功以后，可能还用总理，因为林彪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江青把总理和林彪画在了一条线上。

　　有一天，周总理刚刚做完手术，江青就想把总理从三O五医院赶走，说：“三O五医院那个地方舒服，我想去。”

　　1975年6月28日，江青写给毛泽东主席以及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查送到周总理那里，叫总理看，江青几次打电话催总理快点看。第一次打电话，总理休息。第二次打电话，总理正在治疗，江青就发脾气了，大声说：“他不看，就给我退回来。”总理那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看东西非常困难，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总理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众戴黑纱，她说：“共产党怎么还搞大出丧，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车里看到一个人戴黑纱，就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怎么还戴黑纱！”中央通知江青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江青很不愿意去，说：“我前天已经告别了。”不得已，江青还是去了。在向总理遗体告别前，护士特意提醒她告别时要脱帽，但她故意不脱。全国人民看到她戴着帽子向总理遗体告别很气愤。

　　江青听后说：“我一直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脱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脱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她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时毛主席好不容易刚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毛主席擦背，又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医生主张让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却不断地送一些一般情况的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处于垂危状态，江青一定要给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不听，硬是给主席翻了身，结果主席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扬长而去。

　　江青这个人聪明得很，她认为对身边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并不是要害问题，所以揭发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员的罪行时，她可以静听，表现得很镇静，并私下表示可以向他们作检讨。当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罪行时，她认为这是要害问题、原则问题，立即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暴跳如雷起来。她大声说：“你们这是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企图以此将我置于死地，你们这样做是徒劳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现在是XXX叫你们来斗争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体情况，他的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怀疑主席身边的人有问题，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我既是主席的学生又是主席的战友，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这时，与会的工作人员齐声喊口号：“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青年人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过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会议的同志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公安部干警过来就把江青用手铐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这才安静下来。汪东兴知道这个情况后，还严厉地批评了参加批判会的主持人，说：“事先不是给你们交代过要注意政策吗，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不要在肢体上跟她发生冲突，再给同志们强调强调，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工作人员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时说：“你得势、得意的时候，不只一次对我们说：‘我早就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将来要么被杀头，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就怕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会感到幸福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为我服务，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受了损害，就是党受了损害。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了亏。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由于江青多次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这番话，所以她不会忘记，也无法抵赖。她听后没有站起来反驳，只是辩解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没有野心。”

　　工作人员说：“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个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评你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说：“这是主席对我的爱护、提醒和批评帮助，你们不要曲解主席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华发网根据看历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样板戏史记》、《同舟共济》、人民网等整合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