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作家揭731部队成立內幕：研究细菌武器对付苏联

Mary

　　日军731部队在二战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该部头目石井四郎中将却在战后逃脱了惩罚，将许多秘密带入坟墓。日本女作家青木富贵子以石井的笔记为线索，寻访了一批了解731部队内情的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新解密的原始资料，详细剖析了日本细菌战计划的来龙去脉。

　　以“防疫”旗号为掩护

　　1935年，从欧洲游学归来的石井四郎还是二等军医正（中佐），3年后飞快地晋升为军医大佐。

　　二战结束后的1955年，石井四郎在为其教官清野谦次守灵的那天夜里，罕见地讲述了自己部队的情况：

　　“政府业已确定要制定国家百年大计：保护将士健康，减少死亡率和患病率……在这种情况下，先是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立研究室，再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由内而外逐步设立研究所，最终设立了324个研究所。结果是，传染病及传染致死率下降，日本大藏省十分欣喜，得出结论：如此情况，可以继续扩展下去。因此，我得以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设施齐全的综合大学研究所，里面有电气火车，也有飞机，在那里非常投入地从事研究。”

　　所谓“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设立研究所，就是指日本军队以武力占领华南的广东中山大学，在那里设立“华南派遣军”。同时，日军在北京设立了天坛中央防疫所；在占据南京中央医院后设置了防疫给水部。至于在哈尔滨附近平房（地名）设立的机构，原名为“东乡部队”，后对外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石井机关”遍布中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第二个月，上海派遣军的战斗部队发生食物中毒，不少士兵饮用了受霍乱菌污染的河水而死亡。石井四郎接到汇报后，立即给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打报告，并四处游说对战斗部队提供净水的重要性。数天后，他便向上海派遣军运送了5台“石井式”滤水机和200名给水部队人员。不久，这种滤水机被正式批准为陆军的“卫生滤水机”。

　　很快，日军组成了18个“师团防疫给水部”，在各条战线前方从事防疫给水业务。这些部门，加上由平房派往各地的分部，被统称为“石井机关”。

　　做“国内不能做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非如石井四郎所说的那样，由于传染病及传染病死亡率下降，一个“巨大设施”才得以在平房建成。反而是颠倒过来——先是平房设施建成，而后由于卢沟桥事件爆发，各防疫给水部的数量才急剧增加了。

　　我们可以从石井四郎的讲话中看出他有一种嗜好，即：为了夸大传染病减少和传染病死亡率下降的业绩，不惜歪曲事实。然而，我们切不可因此疏忽了讲话中的另一个细节：

　　“在这方面，日本陆军请求国内所有大学做的事情有两种：能做的事情和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对此，军队是经过多次会议才做出决定的，而且，对于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要另外想方设法……去中国东北北方就能做了。陆军遂决定在那里设立研究所。”

　　石井四郎选择了远离日本国内、欧美各国根本关注不到的中国东北，在那里进行《日内瓦议定书》所禁止的细菌武器的研制，这让陆军部十分认同。日本陆军省认为，研究中国东北的地方病以及研制疫苗，是设想中的对苏联作战所不可或缺的。

　　不过，石井考虑的“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其意思不仅限于这些。他主张，在国内伦理上不允许的事情，在中国东北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他就是凭借“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这等理由，才得以让军部同意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大型研究设施。

　　为了保守“国内不能做的事情”的秘密，平房设施内被隔离的特设牢房交给特别班管理，石井四郎的二哥刚男亲自指挥。为工程建设而征召来的加茂村民成了特别班成员，身穿白大褂，脚蹬长筒胶靴并佩带手枪，以非同一般的装束负责监视。

　　就这样，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的原野上诞生了。

　　石井四郎装死逃避审判

　　据美国解密的文件证实，二战结束后，石井四郎回到日本，在其家乡千叶县伪装死亡并举行葬礼，以逃避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事情败露之后，石井又想到了一个高招，那就是主动撰写生物战研究成果报告，提供给美方，以此来换取自身的安全。1947年8月，约200名石井四郎部队的人员向美国专家移交了800份解剖标本。

　　延伸阅读：重返731部队遗址 寻找日本侵略者的罪证

　　尘封已久的记忆，因为偶然得到的一本旧书，突然从忘却之井浮现出来了。

　　这本很薄的只有172页的小册子，封面灰绿发黑，封面设计却很别致，用白线条勾勒的铁丝网，醒目地点明本书的内容，像日本鬼子军服一般的土黄色，突现出它的书名——《731细菌部队》，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书名。

　　200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当我倘佯在潘家园旧书市场，一眼瞥见这本貌不惊人的旧书，我的神情大约是十分怪异的。我迅速地伸手将它拣起，唯恐有人捷“手”先登，其实我身边并没有别人，完全是我的心理作怪。此时此刻，我的神经如同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腾腾地狂跳不止，因为我立刻想起我的一次非同寻常的采访，正是为了揭开日本侵略者的这个杀人魔窟的内幕……

　　《731细菌部队》的原着，由日本京都市三一书房于1956年6月出版。1961年12月由群众出版社翻译出版。作者是日本人秋山浩，这本书的内容是作者的亲历。1945年3月，17岁的秋山浩应征入伍，派往中国哈尔滨郊外的平房，这里即是对外冠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番号，实际上是以制造细菌武器着称的731部队的大本营。秋山浩作为普通士兵接受培训，参与饲养老鼠培养跳蚤的工作，目睹了731部队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量战俘、平民、政治犯为细菌武器试验品(他们被称作“木头”)最终折磨致死的惨剧。最为触目惊心的是，当1945年8月苏联红军空降部队已进入哈尔滨时，为了消灭罪证，731部队紧急动员，焚毁了制造细菌武器的所有设施、仪器和建筑物，与此同时，也用残忍的手段将当时还幸存的“木头”统统处死，焚尸灭迹，秋山浩也参与了掩埋遗骸的工作。1945年8月23日，他与731部队的生还者回到日本。以亲眼所见的经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细菌武器的内幕和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的罪行，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毫无疑问，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买到这本50年前的出版物，我越发觉得它的分量。

　　1982年8月，我漫步在哈尔滨的松花江畔。尽管距离1945年那个历史转折的“8·15”过去了37年，岁月像无情的洪水改变了大地的面貌，然而此刻，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的“教科书”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法西斯的徒子徒孙们用墨写的谎言涂改血写的历史，以无耻的狡辩洗刷侵略中国的罪恶。

　　于是，我，一个普通的中国记者，决定改变原先在哈尔滨的采访计划，到曾经是731部队的杀人魔窟去，像考古学家一样，穿过时空屏障，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进行实地采访。我要以这次历史的采访，回击日本法西斯徒子徒孙们的无耻谎言。

　　一名哈尔滨的警官与我同行，他熟练地开着一辆吉普车，径直前往哈尔滨南郊的平房区。

　　平房区是哈尔滨的蔬菜副食基地，也是新兴的工业区。眼前是开阔的田野，地里的秋菜长势很好。宽阔的柏油马路两旁，屹立着一幢幢新建的楼房，到处是被围墙圈起的厂房、矗立的脚手架和大片建筑工地，和我国北方的城镇没有多少区别。

　　吉普车开到平房区政府办公室，接待我们的韩晓同志45岁，是平房区下属的友协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他是个有心人，多年来，他对731部队作过广泛调查，收集了很多资料，情况非常熟悉，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正是由于韩晓一路陪同带我去寻找731部队的遗址残迹，我才知道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以前，这儿是阴森恐怖的杀人魔窟，到处是电网、壕沟和高墙，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步步为营。根据日本关东军的命令，这一带是严密封锁的特别军事区域，飞机不得飞越它的上空，火车经过，前一站就要放下窗帘，任何人不得窥视。邻近的村庄，如黄家窝棚、正黄旗五屯，房子被拆光，村民统统被赶走，任何中国老百姓误入禁区之内，一律格杀勿论。

　　从1936年至1939年，在平房镇周围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拉起电网，盖起了被称为“四方楼”的口字形总部大楼，这里除了各部门的办公室，主要是从事细菌研究的实验室，生产细菌的培养室和实验动物饲养室，特别是被“四方楼”包围的一幢两层建筑，防卫森严，这就是秘密监狱，关押的犯人都是日本鬼子试验细菌武器的对象，被称为“木头”。731部队有专用铁路线，附近有专用机场和航空队。

　　韩晓说，修建731部队总部建筑，前后抓了3万多民工，而在“四方楼”竣工之际，为了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秘密，日本鬼子杀害了3000多名中国劳工。

　　731部队的罪恶和内幕，长期以来外界无人知晓，直到1949年12月，在苏联伯力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才揭开了它的骇人听闻的黑幕。这支细菌部队设有细菌研究部和细菌制造部，专为进行细菌战而研究和培养鼠疫菌、霍乱菌、坏疽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及其他病菌，生产能力曾经达到每月300公斤(浓缩菌团)鼠疫菌、400~500公斤霍乱菌和700~800公斤伤寒菌，完全具备了发动大规模细菌战的能力。从伯力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供词中得到印证，当年日本关东军将大批抓来的犯人秘密押往731部队的监狱，他们之中有中共地下党员、游击队员、反日爱国人士、进步学生和教员，还有苏联、蒙古、朝鲜的战俘，他们在这里成为细菌武器的试验品，惨遭折磨，没有一个人能生还。据战犯、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的供词：仅在1940~1945年间，至少有3000人因此而丧生。这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数字。

　　我的心情变得十分郁闷，历史的回顾像沉重的铅块堵在心头。接下来，我的神经更是备受折磨。我被带到一所中学，长条形两层楼的校舍原来就是在“四方楼”的基础上翻盖的，大体上保持原貌。时间是可怕的，它无情地改变了一切。如今到处是歌声笑声读书声的校园，却是阴森可怖的731部队总部。我走向操场东北角，那里高耸着两座烟囱，是当年的发电所和锅炉房，也是731部队总部唯一保存比较完好的遗址。

　　平房一带，731部队总部主体建筑物，大部分在日本鬼子撤退前夕被有计划地毁掉，当年比较分散的日本军官住所和军人俱乐部，尚有保存，只要留心仍然能找到一些遗迹。多年来当地建设施工，不断发掘出埋藏于地下的细菌部队的遗物和罪证。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累累白骨，一家机器厂盖宿舍楼挖地基，挖出的白骨装了三卡车。我在区办公室看到，工人们在车库里挖下水道时挖出的注射针管、培养皿、实心玻璃棒和褐色玻璃瓶，以及标有“大日本”字样的酒瓶。这儿位于总部大楼“四方楼”的内侧，正是细菌部队的实验室。这些注射针管和实验器械，肯定是杀害中国人民的凶器。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撤退前夕，把大批带菌的实验动物和大批病菌放出，致使平房一带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鼠疫大流行。那是1946年6月，当时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立即从哈尔滨市各医疗单位抽调医务人员，组成防疫队奔赴疫区。赵成林教授当时是哈尔滨防疫所细菌室主任，他和所长崔其盛教授头一批来到平房，经过检验，证实流行的瘟疫正是可怕的鼠疫。由于疫情来势凶猛，加上战争时期，药品奇缺，连磺胺这样的药都很少，因此很短时间内许多人被夺去了生命。赵成林教授说，日本鬼子在逃跑前夕把大量培育的带菌鼠放出，这些带菌鼠在野地里与野生鼠接触，通过跳蚤为媒介，造成鼠间鼠疫。经过一个冬天的冬眠，第二年春天便导致了人间鼠疫。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又一个罪行。

　　回到北京，我又查找了苏联出版的中文版《伯力对日本战犯审判》，其中731部队头目的供词进一步印证了我的采访内容。我迅速整理成文，公诸于世，以铁的事实粉碎日本法西斯的徒子徒孙们的谎言，回击日本朝野一股嚣张的篡改侵华历史的邪恶势力。

　　我的文章题目是《在细菌杀人工厂的废墟上—访日本“731部队”遗址之一》(1982年8目25日)和《鼠疫的灾难—访日本“731部队”遗址之二》(1982年8目28日)，分两次在《光明日报》发表。这是国内媒体最早关于“731部队”的报道，日本对此反响强烈。不久，我得知，哈尔滨的平房建起了揭露日本“731部队”罪行的博物馆，而当初接待我采访的韩晓同志担任了博物馆第一任馆长。

　　“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披露

　　侵华日军细菌战至少残害27万人

　　据新华社南京2005年8月9日电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日前于正在南京举行的“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上披露，侵华日军1932年至1945年期间曾经在中国设立了60个细菌部队及支队，残害了至少27万以上中国人。

　　王选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不仅向中国派遣了细菌部队，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研制、生产细菌武器的基地，在实战中甚至向平民使用了细菌武器，把鼠疫菌、炭疽菌、鼻疽菌等施放到中国的山林、河流、田间，使无数中国百姓成为受害者。

　　王选说，“日军甚至在中国所有的战场中都使用过细菌战，而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是世界范围内极少的。”根据王选和其他中外学者考证，1932年，日军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背阴河地区建立了细菌实验部队。1936年，根据日本天皇的密令，侵华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细菌部队，主要从事针对人的细菌武器研究和开发。

　　在731部队之后，日军在中国从南到北的主要城市如长春、北平、南京、广州等诸多城市都设立了细菌部队，这些部队共有60个以上支队或派出机构，参与人数超过1万人。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731部队的编制人员还在3000人以上。驻哈尔滨的731部队和驻长春的100部队大量生产炭疽菌、鼻疽菌。731部队1个月的炭疽菌生产能力达600公斤。1941年至1942年间，100部队生产了1000公斤炭疽菌、500多公斤鼻疽菌。

　　据考证，侵华日军的细菌部队几乎全部使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试验、研究细菌战并大量生产细菌武器。除正规细菌战部队外，在华各日军陆军医院、各部队防疫给水部甚至常规部队、普通医院、医学协会组织等也参与细菌战。

　　至少从1938年开始，侵华日军开始在中国使用细菌战。战后的调查表明，日军在中国的20多个省使用了细菌作战，其中规模较大、中国人民受害较重的是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受害人至少达到27万人。

　　据新华社南京8月9日电　（记者呼涛、石永红）侵华日军在东北进行细菌战试验的“731部队”臭名昭着，由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授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日军在南京也有惨绝人寰的活体细菌试验，建于南京的这个细菌基地是日军在华最大的细菌试验基地。

　　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名为南京“荣”字1644细菌战部队，对外公开名称是“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它是同时期建立的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细菌战部队之一。

　　“荣”字1644部队的总部设在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大院内一幢4层楼的大楼是整个1644部队的心脏，细菌武器与毒气武器试验都在这里进行。日军当局与石井四郎对南京“荣”字1644部队的细菌战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仅给“荣”字1644部队配备了最好的营区、房屋、设备、物资，而且提供了超常的、充足的经费。“荣”字1644部队总部与各分部的工作人员总数达1500多人。

　　培养霍乱、伤寒、鼠疫等致命细菌是“荣”字1644部队的一个显着特点，其致命细菌战剂的生产工厂位于南京城东北角。1644部队的第四任部队长佐滕俊二曾在法庭上供认：“荣”字部队能大规模地培养致命细菌，拥有巨大的细菌战剂生产能力，如果开动全部设备，“荣”字1644部队一个生产周期就能生产10公斤浓缩活细菌浆。

　　据美国哈里斯教授研究判断：按最低估算，南京细菌部队存在6年间，因试验共杀害人数至少达1200人。

　　中美医生首次联合研究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救助

　　“这不是正常皮肤，已经发生了变异，我怀疑可能是皮肤癌。”

　　2007年12月4日上午，美国皮肤病学专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迈克尔·弗兰茨布劳在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镇一边细心观察着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李妹头右小腿上的伤口，一边和身边的中国医生交流。

　　“是的，她伤口上的肉芽增长很迅速，应该考虑是否癌变，需要做病理切片检验。”金华第五医院皮肤科主任蒋亦秀戴着手套，小心地检查着李妹头的伤口，提出了与美国专家相同的意见。

　　这是弗兰茨布劳教授第二次来到中国调查日军细菌战受害者。2002年春天，他曾到浙江调查日军细菌战历史。但与上次访问不同，这次他是与中国同行一同工作。陪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说，这是中美两国医生第一次在一起研讨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救助问题。

　　金华市汤溪镇在1942年曾遭受日军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实施的炭疽、鼻疽细菌袭击，受害者患病后，腿上长出水泡，然后红肿溃烂，流血流脓的伤口至今都无法痊愈。这被当地土话称作“烂脚病”。

　　汤溪镇退休教师傅自律从2004年开始在当地调查疫情，全镇72个村有69个村的村民得过“烂脚病”，现在还在世的有19名受害者。

　　12月4日上午，弗兰茨布劳一行人一共走访了三个村庄的五名幸存者。除了查看伤口外，医生们还让当事人回忆了染病前日军在当地的活动情况，以及病情的初期症状。

　　“这些回忆很重要，因为从现在的伤口里很难找到当时的病菌，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他们的回忆来判断日军使用了何种细菌武器。”弗兰茨布劳解释说。“我发现他们的回忆惊人的一致，可以证明日本飞机在当地投放了含有细菌武器的炸弹。”

　　金华第五医院是浙江省第二大的皮肤病医院，蒋亦秀医师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已经在皮肤病科工作了20多年。她的外祖母在世时也是烂脚病的受害者，“女孩子总是和外婆最亲，我小时候经常帮她换药洗袜子，所以我愿意帮细菌战的受害者做一些技术方面的工作。”

　　12月4日下午，弗兰茨布劳教授和金华第五医院的皮肤科医生们进行了学术交流。他特意提醒他的中国同行：“鼻疽菌的传染性非常强，而且可以长期存活，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这一点。”

　　金华第五医院田刚院长告诉记者，他们是在报纸上看到弗兰茨布劳教授来浙江调查的消息，主动前去联系的。“他今年已经81岁了，还万里迢迢赶到中国来调查，这让我们非常感动，作为一所皮肤病专科医院，我们愿意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我们是中国的医院医生，应该为中国人做一些事。”

　　弗兰茨布劳教授同时还是一位着名的纳粹追捕者，揭发过多名德国医生为纳粹服务从事人体试验的罪行，并成功地将参加过纳粹党卫军并杀害过300个儿童的德国医生汉斯·斯沃林驱逐出世界医学会。

　　基于他追查纳粹医生的经验，弗兰茨布劳建议中国医学界应该加紧记录日军细菌战的历史。“这是活生生的教材，是纪念历史的最好方式，应该让这些事实写入医学伦理学的教材，受害者的遭遇才会被一代代人记忆下去。”

　　长期从事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和诉讼的王选则表示，细菌战历史仅靠民间的研究是不够的，更多的要靠有医学专业知识的研究者去发掘。“我们现在已经找到300多个受害者，但是缺乏理论上的解释，作为民间研究者，我们感到知识有限，希望能让医学工作者去作深入的研究。我们愿意做一些简单的劳动，为他们复杂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华发网根据老人报、中国科学报、人民日报、新华社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