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潜规则”：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Mary

　　晚年曾国藩（资料图）

　　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科举出身，从翰林院编修起家，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在那之后，他创建湘军，带兵打仗，最后一路做到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可以说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我们可以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观察一下清代地方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是具体如何运转。

　　两江总督收入丰厚，曾国藩一家却生活简朴

　　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主掌军政民政，统辖三个省的一切文武官员。而就太平天国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白银。如果大致以一两白银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30100元，合成月薪约为2583元。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2510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叫“养廉银”。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 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衣着不修边幅。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姑娘，帮不上什么忙。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傍晚5-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从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要想顺利报销就要给“好处费”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好处费”多少而定。报销前，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1.3%。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1.3%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曾国藩也有“小金库”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钱都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曾国藩在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我们说过，总督的平均陋规收入一年会有十八万两。那么曾国藩不许下属给他送贵重礼物，不收现金，这样就少了一大块。此外，他还不收各州县送的陋规。但是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因为这些单位，是有钱单位，如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你不收，他们也发作福利了。

　　小金库的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曾国藩要求“散掉”时不可为人所知，“凡散财最忌有名”，这是因为“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接受官场潜规则，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当清官”，而是“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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