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助力中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

蜚语

在4月份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央行行长易纲随后在分论坛上阐述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金融业对开放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将给我国金融业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近日，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做客中国经济网“金融深一度”访谈栏目，就“金融开放 拥抱全球经济体系”话题展开讨论。

金融开放，一方面是让外资走进来，另一方面，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也涉及到中资走出去的问题。

“一个是机构走出去，一个是市场走出去，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这三个方面。”宗良说到。他表示，未来我们国家走的路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双向金融开放，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通，让人民币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同时，使我们的机构能够遍布到全球的主要地点，能够较好的为“一带一路”提供全球化的金融服务。

查道炯提出，中国金融机构深入“一带一路”国家，一是可以为中资企业节约汇率成本；二是可以指导企业如何在当地合规经营、规避风险；三是可以帮助中资企业在当地进行第三方融资，实现融资多元化，实现中方、“一带一路”国家还有第三方的风险分担。

对此，宗良举例说，中国银行还有工商银行都在“一带一路”上有大量的布点，在当地都已经营很长时间，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除了提供融资服务，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企业了解当地市场，了解在市场里面要注意什么，有哪些特殊的法律，有哪些行为可能违规。

面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的国际形势，习近平同志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给经济全球化前景增添了亮色。这一倡议既立足我国实际、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禀赋和比较优势，又有助于相关国家共同发展，必将开创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当一国的产业结构符合经济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时，其贸易结构会达到最优。经济禀赋不仅包括由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构成的要素禀赋，还包括基础设施等硬件和政策制度等软件。经济禀赋会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反映。经过长期发展和积累，我国经济禀赋不再是单一的劳动力丰裕，而是形成了包括资本要素、硬件基础设施、软件政策制度等的多元结构。首先，人力资本的逐步积淀和物质资本的持续积累使我国具备了充足的资本要素，推动我国由劳动力丰裕型要素禀赋结构向资本丰裕型要素禀赋结构转变。我国已经具备较强的资本实力，可以自主选择发展符合自身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我国在制造业不断发展中积累了大量先进技术，形成了较为完整高效的产业链。例如，近年来深圳制造能力不断攀升，催生了完整的产业链和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创意产品从构想到落地的转化速度大大提高。第三，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和对外经贸的广泛开展，带动我国交通运输网、信息通信网和电网等硬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质量高、覆盖广的基础设施能够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是我国长期建设形成的比较优势。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经验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期望结构转型在发展过程中自发实现是不切实际的，这需要一个有为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来引导结构调整并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在政策制度等方面积累的经验，成为我国经济禀赋中软件方面的比较优势。

当前，世界经济在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方面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究其根源并不在经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治理体系、市场机制、价值链分工与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不相适应。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不仅不能解决这些摩擦和问题，反而会损害相关各方的利益，导致世界经济面临更大危机。“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深化互利合作、拓展合作模式，将大大降低国际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减少投资风险，对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我国来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对外投资的多元化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在提振出口需求的同时，也将提高出口产品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占比，而高附加值产品的发展和贸易链的延伸将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贸易也将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将逐步从商品贸易领域向贸易秩序、行业惯例等方面拓展。同时，依托深入合作和良性竞争，我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互信和相互理解将不断加深，我国的领导能力和大国担当将向国际社会自然展现。“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可见，“一带一路”建设适应我国经济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对于我国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龙头牵引作用。

“一带一路”是我国构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突破口，也是促进国际经贸往来和跨国投资的新途径。金融业能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高质量的支持作用，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不断扩大，金融支持力度逐步增强。中国人民银行与多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通过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撬动银行融资、弥补经济损失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2017年，中国信保累计承保金额达到1298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5%。

发展势头不错，存在的问题同样明显。就目前看，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创新力度、产品设计以及人才储备方面还显薄弱。比如，相比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资金规模和金融服务的需求，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尚不匹配。特别是对中小型企业，无论融资要求，还是服务速度，都有较大差距。同时，金融支持力度尚未形成合力，不少银行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仅限于对自己客户的延伸服务。此外，由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法律风险、安全风险等对中国金融机构来说，可谓全新的挑战，金融业的应对能力尚待提高。

对金融业来说，“一带一路”建设会提升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有机会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从而提升我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局中发展自己，这是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最佳选择。

为此，应强化金融行业对“一带一路”建设支持的整体制度设计，构建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基础设施、能源合作、产能装备等，不仅需要大量资金，而且建设周期长，迫切需要构建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保险资金、基金投资，以及民间资金为一体的多级投资平台。改变金融资源整合不到位，金融机构之间单兵作战的现状，才能通过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形成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立体资金结构。

其次，加快银证保三方协同投融资合作平台建设，建立起内部风险分担机制。政府部门规划发展的优先顺序和阶段目标，落实具体政策措施，保证金融资源规划的统筹性；银行、基金等投资机构确保融资渠道顺畅，保险公司则提供坚实的风险保障，最终形成多层次、宽领域、高效率的应对沟通协同机制。

第三，高度重视金融创新，金融机构需根据“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经济状况为中国企业设计产品，提供服务，以避免同质化竞争。以保险为例，高质量的保险服务应该是对不同国家的客户实行个性化保费定价，对部分高风险国家和地区，还应该实行更为灵活的承保政策和保险条款，如此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符合企业需求的个性化保险合同。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高质量的金融服务。金融业也需要通过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水平，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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