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酒变成护照，带我去另一世界

Mary

　　

　　图：刘以鬯\资料图片

　　周六早上，得知刘以鬯去世的消息，颇为感慨。年初的时候，《大公报》、《香港文学》等报刊都提前刊发了他的百岁诞辰专栏，我还写了一篇题为“世纪刘以鬯”的文章。没想到，12月百岁生日未到，他就撒手归去了。

　　搜寻了一阵，我在书橱上找出一本一九九六年十月的《香港笔荟》杂志。上面刊载的是我的第一篇有关刘以鬯的长文，题为《刘以鬯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刘以鬯打动了我，让我後来走上香港文学研究之路。

　　媒体的反应很快，上午已经看到了几篇有关於刘以鬯的文章。可惜的是，人们对於香港了解不多，谈刘以鬯，不是借助王家卫，就是提金庸。有文章说，刘以鬯在内地不太有名，“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并举的人物。”我觉得有点讽刺，刘以鬯终身坚守纯文学，没想到终於还要借助於武侠小说家而为人所知，这是纯文学的悲哀吧？

　　说刘以鬯是香港作家，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他资格很老，早期其实是现代文学作家。很少有人知道，中学时代刘以鬯就在上海参加了无名文艺社和狂流文艺会，并在《人生画报》（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卷六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中学毕业後，“七七事变”爆发，刘以鬯入圣约翰大学，又在《文汇报》副刊“文笔”发表了多篇小说。大学毕业後，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任编辑工作，并发表作品。他还於一九四五年创办了怀正出版社，出版戴望舒译波德莱尔《恶之花掇英》、施蛰存《待旦录》、李健吾《好事近》等着作。从这些着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刘以鬯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趣味。他与姚雪垠计划创办《小说杂志》，因战争环境而中止，他带着一部分稿件如孙伏园《鲁迅先生的小说》、戴望舒译《英国小说中的旅行》等稿件来到香港。一九五一年，他在编辑香港《星岛周报》时，把这些文章发表了出来。刘以鬯後来一直有深厚的中国现代文学情结，喜欢评论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并专门发表过专着《端木蕻良论》。由此可见，刘以鬯一直在联接着内地和香港，传承发展着中国现代文学。

　　要在香港传承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谈何容易。香港的商业社会，文学得不到支持，只能在市场上自生自灭。《酒徒》（一九六二）全面反映了六十年代香港的文化沉沦状况，揭示了商业化的香港都市对於人的心灵的压抑与扭曲。表现在形式上，刘以鬯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模式，以一种非逻辑的表述形式，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酒徒》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部意识流小说。

　　刘以鬯对传统小说结构的变革主要有两种类型：意识流与反小说。《酒徒》之後，刘以鬯主要将意识流运用於“故事新编”上。鲁迅以来，故事新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历有传统，但刘以鬯的《寺内》等小说的隐性心理流动却另出机杼。“反小说”指对於传统小说结构的拆毁，《对倒》吸收福克纳《野棕榈》中的音乐“对位法”，分别用不同章节写两个人的故事，效果十分独特，无怪乎後来引起王家卫的兴趣。

　　刘以鬯不但有小说实验，也有批评实践。刘以鬯批评的问题意识很明显，他既有中国现代文学背景，又有最新的西方文学视野。他对於现代小说，有很独特的看法。在《酒徒》中，他说：“照我看来，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谈到Style，不能不想起张爱玲、端木蕻良与芦焚（即师陀）。张爱玲出现在中国文坛，犹如黑暗中出现的光。”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新时期对於沈从文、张爱玲等中国现代作家的重新评价，一直到新时期才开始，刘以鬯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有这种看法，委实超前。

　　世纪末的时候，刘以鬯的《酒徒》分别入选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和“二十世纪香港小说百强”几个不同华语地区的百优文学作品，这说明了他的文学成就在华文文坛上受到普遍尊重。二○○七年，香港特区政府给刘以鬯颁发了荣誉勳章，表彰他对中文写作的杰出成就和对香港文学的贡献，这是对於他的一生的最好总结。

　　延伸阅读：能写能删 始成一代文豪 娱人娱己 回归消逝岁月

　　昨日，刘以鬯先生仙逝。笔者悲恸之余，“长歌当哭”，特撰此文，以奠先生。

　　“那个时代已过去，属於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在电影《花样年华》中，导演王家卫三次黑底白字直接引用了《对倒》的文句，片尾更是加上“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的字样，足以凸显刘以鬯先生“文坛泰斗”的地位。

　　其实刘先生的小说《对倒》并非电影的原着，只是其精神内核启发了王家卫创作电影。细看小说，虽然与《花样年华》都是发生在一九六○年代香港的故事，内容与结构却完全不同：小说男女主角一个年近花甲，一个青春年华，一个沉湎往日，一个憧憬未来，两条线索偶尔交叉却从未并行。总的来说，刘以鬯的《对倒》，不“花样”却更“年华”。

　　刘先生写作有两大“绝技”，令笔者倾慕不已。首先便是“能写”。刘先生一九一八年生於上海，四十年代移居香港。初到港时人地生疏，刘先生只能靠稿费度日，笔耕不辍。他说自己日写六七千字乃常有之事。六十年代最高峰时，更开设了十余个专栏，每日须写一两万字。刘先生说，除了白天写专栏“娱人”之外，也还要晚上写文章“娱己”。日积月累，刘以鬯先生一生写了超过七千万字！

　　刘先生的第二“绝技”是“能删”。刘先生产量极高，却出书少，原因之一就是他将自己的作品编撰成书时，往往会大幅度删减：《对倒》原本是十二万字的连载，出版时删成二万字的短篇；《珍品》本是中篇，删成短篇入集；《鸟与半岛》更是从原作的六十万字删成十万字，只保留了原作的六分之一！

　　对於写作者而言，一字一句俱是心血。看上去洋洋洒洒，落笔已有百字，其实作者心中何止万语千言，或工於留白、或限於篇幅，才惜墨如金。一旦成稿，再要删时，总觉得此处乃气氛之营造，彼处为後事之伏笔，前因後果丝丝相连，哪里都少不得。实在要删，自己不忍，必借友人或编辑之手，想来他人眼光较为客观，不会因写时的殚精竭虑，在需删之处手下留情。今日你友情助我删文，他日我亦投桃报李助你删文，颇有“易子而食”之悲凉。而刘先生居然有如此魄力，在编撰文集之时，如此大刀阔斧，更兼亲自操刀，不能不叫人钦佩。“能删”既是对文章的“舍而後得”，又是对自己的“破而後立”。这种舍得与破立的背後，是对文学、对读者的尊重。

　　“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这是《花样年华》的片尾字幕，也是对《对倒》的第三次引用。

　　愿刘先生驾鹤西去，冲破那“玻璃”，远离这尘世，安然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拾字君，媒体工作者，毕业於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字散见於《大公报》《文汇报》等。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文汇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