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为金融业发展带来哪些机遇

蜚语

“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哪些重要机遇？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全面”体现在哪里？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如何加快转型、回归本位？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即CF40，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智库）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了第二届金家岭财富管理论坛，近百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资产管理机构、金融科技公司、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高管出席论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等嘉宾发表了主题演讲，共同探讨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以及资产管理新趋势等热点话题。

人民币国际化空间巨大

“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所决定的，因此说，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介绍说，中国GDP目前占全球GDP的15%以上，进出口总额全球占比约11%以上，净国际投资头寸在全球也超过了11%，可以说，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中已经占有了很重要的份额。但在国际清算总量当中，人民币使用量大概只有1.8%左右，在全球外汇交易总量中大约占2%左右，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也才刚刚超过1%。人民币在国际体系中的使用程度和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市场也存在着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巨大需求。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但人民币在中国跨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只有1/4左右。从进一步减少汇率风险、汇兑成本和提高融资可靠性的角度来说，市场都有继续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的需求。从全球投资组合、优化全球投资配置的角度来看，市场对人民币资产也有巨大需求。

“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殷勇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涉及64个国家和地区（不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人口占全球的43%左右，有很大的经济体量和发展前景。在这个区域中，人民币的实际收付金额占中国和这些区域贸易总量的比例目前只有14%，低于总体25%的水平，继续发展空间非常大。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有大量的资金需求和商品、服务进口需求，如果我们能够扩大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就可以通过资本输出的形式输出，反过来又可以用于购买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形成回流机制。

殷勇同时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战略，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多方参与，多措并举。

全面开放新格局，“全面”体现在哪儿

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全面’体现在哪儿？我个人理解，首先是开放的对象要更加全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介绍说，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开放，首先是对发达国家、西方市场开放。现在全球的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贸易投资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为适应这种新变化，中国需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力度，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第二是开放的空间布局要更加全面，更加均衡。中国的开放是一个从沿海、沿边、沿江、省会城市向内陆推进的渐进式开放过程，从目前来看各地区之间政策落差越来越小，但是因为起步不一样，各地的开放理念、管理能力、投资环境不一样，客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距。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要求沿海率先开放的地方进一步提供开放的经验，同时要加大内陆地区的开放力度，形成地区之间相互协同、相互配合开放的新格局。

第三是开放的内容要更加全面。过去，制造业的开放相对来说力度比较大，服务业的开放相对滞后，所以这轮开放要把服务业作为引进来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我们一方面需要在服务领域里面深化改革，同时也要扩大服务业开放。

“所以说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是需要贸易投资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特别要强调实体经济的开放和在全球治理规则方面的开放要有所作为。”隆国强说。

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介绍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银行业服务“一带一路”进展非常显著。截至去年底，已有10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了68个一级机构；过去三年里，中资银行业机构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项目近2700个，累计授信近4000亿美金，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相关贷款余额约2000亿美元。

金融开放要有风险意识，“数据资产”悄然登场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血脉和重要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以及活跃的跨境并购活动，为我国资产管理行业提供了重要契机，但也对资产管理机构开展跨境业务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衡量金融服务‘一带一路’的成果不能光统计金融机构投出去了多少钱，提供了多少融资，还要看这些项目的实际社会效益和潜在风险。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如何做好风险管理是大挑战。”范文仲表示，伴随着银行业对外开放迈出的新步伐，一些新的银行业对外开放规则正在研究探索中。

“资产管理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巨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表示，现代新经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历史的镜鉴作用不断消弭、减弱，而科技的颠覆性作用在不断强化。资产管理业务的转型要坚持“价值理性”，体现金融中介的职能，另外要坚持“工具理性”，打破刚兑。

中航信托副总裁范华认为，数据资产将成为新时代财富管理的重要内容。重新定义财富标的，有效管理数据资产，为数据资产管理赋能，是新时代财富管理新的使命。

中国如何走到世界经济文化舞台中心？如何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终极目标。新一轮信息革命为中国带来了重大的产业革命机遇期，青岛是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也是全国唯一的以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青岛市崂山区区委书记江敦涛在致辞中表示，愿意搭建更多平台，在构建“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和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中有担当有作为。

乘势而上

5月10日，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推进贸易畅通、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情况发布会上介绍，2014年－2016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实现了约20万亿元人民币的贸易总额。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3049亿美元。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中国企业先后在20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竞争政策室主任、研究员刘翔峰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可以预见，未来我国金融业将进一步对接“一带一路”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面的大量需求，推动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市场及沿线国家加强投融资合作。她指出，由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项目开发周期可能很长，而开发性金融可以发挥其注重长期性投资和商业化运作的特点，发挥中国经验，连接政府与市场，整合各方资源，从而对商业性资金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刘翔峰认为，金融服务网络也将进一步发挥优势作用。可通过银团贷款、项目贷款、账户风险管理等各种基础性金融服务形式，满足各类金融服务需求，发挥金融整体功能。特别是可通过互联网金融，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加强我国与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伴随大量进出口贸易，我国跨境电商随之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通过互联网金融为主要代表的新金融吸引沿线国家小微企业与普通民众，为这类群体的投融资等金融需求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促进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

在5月11日国新办就银行业支持“一带一路”举措成效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介绍，“截至去年底，9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2016年中国在相关国家新签的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达1260亿美元，对相关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

“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三年多来，投融资需求不断提升，也为我国商业性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对此，中国民生银行办公室调研处霍天翔博士具体分析道，“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大，但交通、资源、基础设施落后长期制约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据亚开行预测，截至2020年，亚洲每年新增基建投资需求将达7300亿美元，而通过世行和亚行每年可获得的基建资金总计仅300亿美元左右，除去各国自筹建设资金2000亿－3000亿美元，尚有资金缺口5000亿－4000亿美元。这为中资银行境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项目储备。

“一带一路”的推进不仅有助于我国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融资便利性。霍天翔对此表示，伴随企业跨境贸易、投融资、国际结算，以及货币流通需求的不断激增，为中资银行开拓“一带一路”供应链金融、贸易投融资便利性，深挖国际结算、双边互换等业务提供了发展机遇。

消解赤字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从我国金融业“走出去”以服务“一带一路”甚至全世界的实践来看，面临着怎样的“赤字”难题和障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丽平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我国金融“走出去”近几年才开始形成规模，金融机构境外发展的经验较少，难以像大型跨国金融机构那样自如地运用国际金融市场规则，整合外部金融资源。特别是在优质项目的挖掘方面，这一工作涉及对项目所在地区、领域及其发展前景等诸多因素的考量。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着力打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来解决优质项目缺乏的问题。这并非一国之力能及，需要国际合作，协力改善。

“除经验不足外，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能力也存在明显差距，其主要原因是国际化金融人才匮乏。”张丽平说。在我国金融机构海外业务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既了解东道国语言、文化习俗、法治环境，又掌握金融专业知识的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并不同步，而少数已经培养出来的人才流失严重。

此外，张丽平还指出，从我国金融机构海外业务范围来看，目前仍以传统的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业务为主，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较为缺乏，不能尽快融入当地金融发展环境，难以结合东道国的市场特点和客户需求来制定创新策略。要知道，业务产品的创新性是金融机构面对东道国本土机构的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因此，业务模式固化是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国际上有些经济体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仍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施以准入壁垒。“既有经济方面的考量，也有政治原因，对我国金融机构形成了现实的进入障碍。”张丽平坦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了政治信任问题。当前，仍有许多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太理解，抱有一定的怀疑。如果“一带一路”的项目得不到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支持与理解，就会难以推进。

他建议，中国企业同当地政府及民众打交道时，需秉持一种谦逊的精神，不能盛气凌人，不能自视为给当地带来发展与就业的“上帝”。“要时刻记住，在人家的市场上经营，要服从别人的规矩，照顾到对方的利益诉求。”丁一凡强调。

刘翔峰认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她举例说，一些投资项目由于忽视社会责任或对当地造成环境污染，可能被借以安全审查为由关闭。东道国的政权更替、制度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投资安全，如泰国的高铁计划搁浅、缅甸的密松电站被迫停工等。

霍天翔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资产贬值、汇兑限制、地缘政治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运作涉事尚浅，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需求格外迫切。”她进而指出，这正为我国金融机构大力发展避险类金融工具、创新金融安全防范工具提供了发展机遇。

对于防范“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投资风险，刘翔峰建议，一是积极利用和发挥亚投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学习经验，建立投资风险识别和筛选机制，帮助企业规避风险。二是通过和现有的多边银行合作，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实现合理分担风险、利益共享。三是本着绿色投资的理念，注重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促进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四是帮助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的企业避免投资的政治风险、安全风险以及更好地承担相关的社会责任。

金融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这些新型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

我国于2013年10月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倡议，并于2016年1月正式运营。尽管亚投行的设立并非单纯服务于“一带一路”，但与“一带一路”在某种程度上联系紧密，发挥着协同作用。

张丽平表示，“亚投行作为跨区域的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在亚太互联互通蓝图中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从需求角度看，亚投行致力于改善亚洲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充分契合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发展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的深切愿望。目前，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发展越来越受到基础设施落后和资金不足的制约。从供给层面看，亚投行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弥补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对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目前约有1/3的贷款发放到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仅占其测算的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1/100，缺口巨大。据测算，到2020年之前，仅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除亚洲外，亚投行还要兼顾“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区。

不只是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合作金融组织同样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金融支持。“这些国际开发机构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有着更好的信誉，且能在当前廉价获得巨额资本，更有助于推进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更快落实。”丁一凡表示。“特别是，这些合作金融组织的积极作为有助于撬动整个社会资本投资的活力。”张丽平补充道。

刘翔峰进而指出，这些合作金融组织可作为金融平台，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内的全面金融合作，通过提高“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能力，分散投资风险。更重要的是可以平衡多个国家在该地区的利益，通过要素和资源重新整合来提升各区域的竞争优势，通过产业转移形成新的产业链，创造国际物流、产业加工、商贸服务等各种需求，形成“一带一路”的国际贸易产业链，推动形成亚欧共同发展经济带。

“目前银行业也在积极探讨构建‘一带一路’长期投资者联盟。” 霍天翔表示，通过联合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机构、储备基金、养老基金、开发性政策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沿线大型中长期项目提供多样性资金投资、金融工具运用。通过深化多边金融合作，构建境内外优势互补、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元化资金需求。同时，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可加强政策、信息、规划和预警的沟通协商，共同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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