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後，香港的本土作家去哪儿了？

Mary

　　

　　图：平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长水远》

　　抗日战争爆发前後，内地大量知名作家南来香港，使得香港文坛一时姹紫嫣红。不过，美中也有不足。黄康显指出：原有的香港新文学作家难以进入文坛，一九三九年的《中国诗坛》尚有几个香港作家的名字，到了一九四一年的《时代文学》，六十七位撰述人中只有刘火子一位香港作家名列其中，而无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还是“中国文化协进会”都找不到三十年代香港新文学作家的名字。黄康显认为：“可能是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学，尚在萌芽时期，国内名作家的涌至，迫使香港文学，骤然回归中国文学的母体，在母体内，这个新生婴儿还在成长阶级，当然无权参与正常事务的操作，不过这个新生婴儿，肯定是在成长阶段中，并没有受到好好的抚养。

　　不过当这个初生婴儿，学会跑步後，便跑到街头流浪去。”（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香港秋海棠文化企业，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初版。第三十九页）的确，在内地南来作家的星光辉映下，香港新文学作家黯然失色，除侣伦等少数作家之外，三十年代以来的很多香港作家都在文学史中消失了。那麽，抗战初期内地作家大量南下後，香港的一些本地新文学作家到底去哪儿了？

　　让我们先从平可谈起。平可是最早一批香港新文学作家，是一九二八年元旦黄天石所召集的《天光报》聚会作者之一。一九三七年七月，时任《工商日报》副刊“市声”编辑的龙实秀约请平可见面。龙实秀也是香港最早的新文学作家之一，在受匡出版社出版过小说集《深春的落叶》。平可与龙实秀正是在一九二八年元旦《天光报》聚会时认识的，後来成了几十年的朋友。面对龙实秀的约稿，平可回答考虑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里，平可认真考察了香港的报刊文学情况。

　　对於抗战以来涌入香港的内地文学大家，平可是很仰慕的，认为他们在写作上“毕竟是大师，身手不凡”。不过，在平可看来，他们的作品并不太能吸引香港市民读者，原因是内地南来作家不了解香港市民读者。据平可在香港最受读者欢迎的三类连载小说中，前两类都是文言，只有黄天石坚持写白话小说。由此可见香港文坛与中国内地文坛的差别之大，也可见南来作家的写作如何不接香港“地气”。作为香港最早的新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平可自然看不上前两类小说。他认为，第一类黑幕小说的作者苏守洁，“他虽然有很多读者，但作风显然是畸形的，不足为法”；第二类小说作者卫春秋，“他的作品不脱徐枕亚派的窠臼，这类作品纵然还吸引读者，也已开到荼薇了。”只有第三种，平可觉得较有吸引力，他决定按照黄天石的方向进行文学写作。

　　二十年代末期的时候，黄天石就率先在《天光报》开辟白话新文学副刊，培养了最早的一批新文学作家。黄天石是很爱国的作家，七七卢沟桥事变後，他忧心忡忡，希望做点实事，为国效力。他曾半夜访问陈君葆，让他注意民族危亡。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陈葆君日记有云：“实秀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俄国的共产，便是义大利的法西斯蒂，然而法西斯蒂不过是资本主义到了没落时期的一个回浪！我问说：然则你的意思也是以为社会主义者若要走的，便又向左边了。他说：是的。”（《陈葆君日记全集．卷一》，香港商务印书馆，二○○四年七月第一版，第八十页。）从这段记载看起来，这些香港新文学工作者的思想是偏向於左翼的。

　　黄天古（杰克）最早在《天光报》走红的小说，连载於一九三九年的《红巾误》，这部小说佐证了他左翼和浪漫的特色。小说的女人公甜姐原是一个内地乡下姑娘，因内地战事，来香港投奔姨妈林婆。因生计问题，做了导游小姐。後受到地下工作者苏雨指派，和看上她的汉奸梁济川来往，後盗取了他的绝密档，使得这个汉奸受到了应有惩罚。这的确是一个抗战的题材，然而又和艳情纠缠，富於传奇性，有点像今天的《色，戒》。从形式上看，小说有点章回体，采取的是单标题。小说主要以故事情节带动结构，叙述者甚至於直接出面评论，类似说书人。在语言上，小说吸取了传统小说说书人的手法，并且小说中大量采用了地方粤语口语，富於地方感。《红巾误》一炮打响，在香港本土读者中深受欢迎，单行本一版再版。

　　平可比较认可黄天石的文体，他觉得香港读者已经能够接受白话文，但喜欢的是《红楼梦》、《水浒传》式的白话文体，而不能接受内地新文学的“欧化”文字，所以平可决定采用新旧“折衷”式的文字，他将之戏称为“放脚式”。

　　平可答应给《工商日报》副刊“市声”写小说了，一九三九年八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长水远》正式刊出。在结构上，《山长水远》和杰克的《红巾误》相同，也采用了单标题形式。《红巾误》还有目录，《山长水远》连目录都没有，直接进入故事，第一部分题为“白贞妮”，第二部分题为“鱼终於上鈎了”，第三部分题为“都在我身上”。与《红巾误》不同的是，《山长水远》中没有粤语方言，而是完全的现代白话小说。

　　小说开始在描写白贞妮的时候，出现两个有趣的细节。第一是白贞妮听说鲁迅全集不错，预约了一套，“翻了两页，便塞进书柜去，永不再拿出来。”第二更有趣，提到了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又有一次，她听说《文艺阵地》那份杂志值得看看，一订便是一年，书按期寄到了，拆也不拆，便挪到书柜的一个角落去。”（平可《山长水远．自序》，香港工商日报出版社，一九四一，第四页。）

　　这两个细节描写，一方面固然说明白贞妮的不学无术，另一方面也说明鲁迅全集与《文艺阵地》对於香港市民吸引不大，这也佐证了平可有关於内地南来作家不了解香港的说法。

　　《山长水远》刊出约一个月以後，香港另一位早期新文学写作者张吻冰开始以笔名“望云”在《天光报》连载长篇小说《黑侠》。在文体上，平可发现，“望云所采用文体也是我所说的‘折衷式’。”这样，《天光报》就在同时刊登黄天石和张吻冰的两部长篇连载。这还不够，《天光报》总编兼副刊编辑汪玉亭後来又通过龙实秀找到平可，希望他为《天光报》写第三部连载。原因是，“杰克、望云两人的小说适合家庭主妇和已经在社会做事的成年人阅读，现在急需的，是一篇以学生为对象的小说。”不过，汪玉亭强调：“小说要通俗，但格调不能低。”平可是在学校任过职的，他据自己的经验写下学生题材的《锦绣年华》。

　　《锦绣年华》刊登後，大受欢迎。平可收到无数读者来信，还有读者建议他修改小说情节。在小说中的女性戴秋荷去世时，读者都来信骂他，有读者谴责他是杀人犯。那个时段，平可走到学校或医院，都会引来围观，俨然轰动一时，由此可见平可等人的小说在香港社会受欢迎的程度。

　　杰克、平可、张吻冰等香港本地新文学作家，在抗战後创作出形式上通俗、内容上也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大受读者欢迎，应该符合当时左翼文坛关於“民族形式”、“通俗文艺”的宣导。可惜的是，这些通俗作品并不为当时的左翼文坛所看好，也不被後来的香港文学史所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