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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环天星码头曾是香港的地标记忆 (资料图片)
一直以来总有个习惯,便是引新到港的朋友往港岛一游,中环站出闸後向西而行,随後向东折回,步行至湾仔,这样走下来就度过了整个下午。听起来辛苦,朋友中却鲜少向我抱怨的。纵然客随主便,不过我如此安排并非任性,只因唯有步行才能真正改变人们走马观花的习惯,照张相後你会发现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倾谈、许多角度可以反覆观看,如若来了兴致,停下来凝视一番,把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刻在脑中,也是极自由的。朋友们并非不敢抱怨,而是在这期间,大厦错落、高耸入云,争相以各不相同的姿态在商业丛林里显示威严,除了欣赏现代建筑美学,还可细细品味这一路蜿蜒曲折、起起伏伏,加之我对周遭建筑、风土人情稍有介绍,他们总能载兴而归。
不过,反反覆覆走了几趟,我开始感到倦怠和贫乏。毕竟不是建筑师,做不到对建筑结构、理念、特色如数家珍,亦没有太多土生土长的见闻掌故,不免怅然。大概是出於这样的机缘,我才渐渐意识到文化记忆的重要性。过去有位教授曾说,每到新的地方,便应购买一份当地的报纸,且不说社情民意,单分析报上广告就已可见许多在地讯息。文化记忆於此则更进一步。
无论是一个地域还是国族的文化,都要借助语言文字流传下去,形成它的历史,形成我们脑海中与不同事物相联系的记忆。文化记忆可以是你我共同保存着的集体记忆,比方说本地人都知道现今中环天星码头属後来兴建,在二○○六年以前天星码头又叫做爱丁堡广场码头,那是着名的地标建筑,保留着香港最後一个机械钟楼。但从另一方面,文化记忆又总是经由个人的加工处理、以文字、图像、仪式等载体流传的个人化记忆,它不仅包含社会历史、身份认同,还内蕴了文化对象的参与者、记录者的主体性。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只有充分认识过去从而重构自我,才有可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对於在都市生活的我们而言,他的观点可说是一种警钟,每日两点或三点一线,营营役役而任时间自顾自流逝,我们总是紧盯下一秒的任务、目标,忽略了这一刻的记录和回想,轻视已远离我们的过去。显然,这样一来必将面对某种类似的尴尬:当我向朋友们介绍某条街道、某座建筑时,总是停留在肉眼所见的表面,如果相关记忆过於稀薄,便根本看不见它们的内在。
无庸赘言,一部分文化记忆就来自我们已然忽略的历史。举例言之,今天我们口中所说的「兰桂坊」对应的是「夜生活」和「酒吧」,就在这片广受欢迎的旅游区、消费区里,埋藏着太多不再被提及的记忆:就说「兰桂坊」之名,据说,晚清时期此地因为洋人聚集而得名「烂鬼坊」,後来才雅化成今时称谓。而在一九九三年元旦,大批市民在兰桂坊迎接新年,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人群踩踏惨剧,二十一死六十三伤;正是此次事件後,香港警察在各大节日或集会聚集点才开始采取人群管制,而港铁也在新年前夕通宵开放,避免重蹈覆辙。再说回兰桂坊的历史,香港作家慕容羽军在其散文集《浓浓淡淡港湾情》写过一篇《我眼中的兰桂坊》,开篇便提及了一九九三年的血光之灾。不过兰桂坊在作家的记忆里,最早是制作戏台上各种道具、绣品的商舖,对於爱看大戏的孩子来说,兰桂坊比起皇后大道、弥敦道印象深刻得多。
上世纪六十年代慕容羽军在中环的出版社上班,故有许多机会到兰桂坊散步,据他回忆,这条宁静的小街在七十年代就披上了新装。香港经济腾飞,中环又是金融商务重镇,地租涨价不说,各家公司在此崛起,自然把食肆、酒吧都吸引过来。有趣的是,就在其中一家酒吧,作者还做过香港同性恋的实地观察,不过多数时候他无意凑年轻人的热闹,总觉得兰桂坊「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了。
可惜的是,这些早期作家的文字多数人都不会找来重读。香港散文作家罗隼的一篇《歌赋街》也写下了小地方大历史的一个例子。东华三院黄凤翔中学坐落於荷李活道、城隍街、歌赋街交汇之地,在学校临歌赋街的後门墙上挂有一块古物古蹟委员会所设牌匾,上书「孙中山先生乃中华民国之开创者及首任总统,曾在一八八四年,就读於本址之中央书院(後改称皇仁书院)」。皇仁一早搬迁,牌匾如隐士藏在来来往往的闹市,虽仍听得见学子的读书声,却一如作家所言「不算是古蹟,亦没有古物,有的只是面目全非了的故址」,倘若不仔细留意这两块牌匾,谁能想像得到「这里曾是孕育着中国翻天覆地革命思想的摇篮」。
写到这里,似有必要借作家林荫的小说《缘来缘去》作一补充。所谓文化记忆其实不仅仅源自历史,宽泛地说,这种记忆也可以是虚构而来的,同时除了社会历史也可以是文化自身的历史、那些借作家之笔留下的情感与美学经验。假若没有读过这篇小说,恐怕我们都不曾留心到,原来港铁上环站有两个恒生银行办事处。《缘来缘去》写的是两对情侣相约在办事处见面,却双双弄错了地点,其中一男一女将错就错、结伴看话剧,事後男子任其女友小题大做,竟与地铁站相遇的女子结合一起。过了半年,两对情侣重逢,却是在这一男一女前任的婚礼上了。今天看来,这篇小说处理得比较简单,艺术价值不高,尽管如此它依然让我们在路经上环站之时对都市里的阴差阳错、缘来缘去认真感叹一番。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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