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证据：揭露香港乱像的幕後黑手》第一章、占中与雨伞运动（华发网独家连载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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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证据：揭露香港乱像的幕後黑手》

　　第一章、占中与雨伞运动

　　第三节：中央政府对占中运动的回应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宣传部长郝铁川是最早对占中作出回应的中方官员。他在 2 0 1 3 年 2 月 1 3 日回答香港企业家提问时谈到了这个问题。郝简要说明了中央政府对於香港民主化的贡献和承诺。他没有直接提到占中运动，只强调了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应该遵守如下五个步骤：

　　“ 根据人大常委会 2 0 0 4 年对基本法的解释，根据法律，选举产生办法的修改应该遵守‘ 政改五部曲’：

　　一、特首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提请人大常委会决定特首及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是否需要进行修改。

　　二、人大常委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确定。

　　三、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并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四、特首同意经立法会通过的议案。

　　五、特首将法案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批准或备案。”

　　北京对占中运动的相关评论始於戴耀廷文章发表的两个月後。全国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在 2 0 1 3 年 3月4 日的政协会议中传达了“ 爱国、爱港 ”的信息，规定这是成为 2 0 1 7 年特首的必要条件。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 2 0 1 3 年 3 月 6 日强调了香港由爱国力量统治的重要性，“ 反对者和离心离德的力量在达成普选之後不应该管治香港。”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原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对於占中运动提出了应对之策。

　　乔列出了 2 0 1 7 年特首选举和 2 0 2 0 年立法会选举实现普选的三个条件。

　　1 . 中央领导层没有意图推迟 2 0 1 7 年特首民主选举； 实施普选是中央政府在宪法和法律上的义务。

　　2 . 成为特首候选人必须的先决条件是有爱国的信念，也就是“ 爱国爱港 ”。

　　3 . 香港普选的实施应该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对於香港选举的决定。

　　乔明确表示，在一国两制政策的情况下，香港的管理者不应该与中央政府相敌对，更直接的说，不应该反社会主义； 任何想要改变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都不能成为香港未来的特首。乔强调在特首选举的提名过程之前设置预先筛查机制的必要性。有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特首将会产生如下结果： 肯定会严重破坏中央与香港关系； 也会对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将会受到影响。

　　在乔定义什麽是爱国主义的那天，大公报首次在占中期间对运动的起因和发展过程进行报导：“ 在野党与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紧密勾连，希望效仿盛行於南美和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改变香港的宪法安排。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像占中、瘫痪中环、公民投票、公民抗议、烧国旗以及其它不合法的行为来实现他这一目标。他们做的所有是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引入外部势力干涉香港内政。

　　“ 他们已经制定策略： 运动依靠教协和学民思潮，招聘学生参加到运动中，充分利用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让他们冒险行动。一旦运动成功，公民党和民主党将藉此机会扬威立万 — —夺取香港特首办公室的主权。另一方面，如果运动没有成功，所有的指责就会指向在运动中造成破坏的学生。主要搞手将会免责。泛民领导肯定十分清楚香港市民对法治和经济民生的高度重视。一旦他们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坏，或者采取了焦士策略，他们将会失去选民的支持。因此，自然不能以政治党派的名义去领导运动； 而且，他们也会任命一个所谓的学者作为会议召集者，帮助公布所谓的‘ 普选平台 ’并组织激进的学生上街游行，引发一个香港式的茉莉花革命。”

　　自始，中央政府加强反对香港占中运动。2 0 1 3年1 0 月 6 日，在 A P E C 印度尼西亚峰会的前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了梁振英。在讨论香港政治发展时，习近平强调了一国两制政策的重要性，香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以及香港的高度自治的实施应该基於有关香港问题的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决议。习近平同时指出，由於香港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地方，民主的发展应该遵循法治原则。他认为，客观来说，香港政府的管理问题，尤其是政治改革方面，应该严格遵循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的决议，这些都是基於香港民众的利益制定的。换言之，随着法治的实践，这可以防止一些骗子牺牲公众利益去捞取好处。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或许其中一些人希望在香港推出颜色革命。

　　在尽量明确了推行政治改革的合理性和适度性的基础上，习近平引用了基本法 4 5 条：“ 选举特首的方法应该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并且以一种逐步的、有序的步骤。”他说“ 这一条款简单明了，关心基本法 4 5 条的人们都应该知道他真正的含义。即便是大学生也应该如此。律师、大学教授、大学副教授不明白这项条款的话，这是很不合理、不合逻辑的。”无疑，他们说的是梁家杰、郑宇硕，陈健民和戴耀廷。

　　2 0 1 3 年 8 月 8 日，“ 帮港出声 ”建立。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反占中运动的组织，由建制派团体、组织和党派资助成立。主要成员是原广播节目主持人周融和岭南大学经济学教授何泺生。“ 帮港出声 ”的建立是郑赤琰教授提议的。郑教授并因反占中的立场受到“ 真普联 ”召集人的谴责。

　　在“ 真普联 ”建立的 7 个月之後，也是“ 帮港出声”成立的两个月之後，特区政府才成立选举改革专职小组。专职小组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住秘书长，成员包括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以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 真普联 ”跟 ”政改三人组 ”两者成立的时差给占中运动者和“ 真普联 ”，留下足够甚至过多的空间和时间去带领民意和激励更多市民参与占中。这个也是占中来的那麽猛烈的原因。

　　2 0 1 3 年 1 1 月 2 2 日，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重申特首候选人应该爱国，不应该反对中国的一党制度。他建议现在的提名委员会应该巩固“ 平衡参与 ”，确保特首候选人被全社会认同。

　　2 0 1 3 年 1 2 月 4 日，特区政府发行了依照政改五部曲的特首选举方法谘商档。档案名为“ 2 0 1 7 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 ”，启动了 2 0 1 5 年改革法案的第一轮公众谘商。在宪法档中，办法以“ 特首选举涉及的主要步骤，即提名、普选、任命 ”为前提。

　　然而，真普联在 1 2 月下旬已公开了“ 三轨方案”。往後政府每一步都受制於占中和“ 真普联 ”所掀动的舆论。

　　2 0 1 4 年 2 月 1 5 日，原定在香港举行的 2 0 1 4年1 1 月的亚太经合组织 ( A P E C ) 会议，地点换了北京。更改 A P E C 会议地点是中国方面决定，由A P E C 官方宣布。官方原因为“ 出於协调与时间安排的考虑 ”。A P E C 官方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日期延後两周 , 由此引发了後勤、酒店预订相关问题。然而，这样一个国际性会议如此仓促决定更改地点，十分奇怪。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便说，相信变更可能和占中运动有关。

　　这也唤起人们对戈巴契夫在六四事件前期对北京访问的记忆。2014 年 4 月 12 日，针对“ 真普联 ”的三轨方案，中国官方表示坚决反对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中央政府同样表明了底线，不会顺从泛民主党派的要求。北京同意在上海会见立法会的所有成员，允许他们表达对特首选举办法的观点。尽管给了泛民立法会议员见面的机会，但北京在政改方面绝不妥协。

　　2 0 1 4 年 4 月 1 5 日，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联同全国港澳研究会和香港基本法推介联席会议组织“ 行政长官普选论坛 ”，汇集了中国许多香港政治、法律、宪法发展的顶尖学者。戴耀廷和郑宇硕受到了邀请。

　　2 0 1 4 年 6 月 1 0 日，中央政府不仅在香港、更向全世界发表了白皮书：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白皮书列出了如下三个原则：

　　1 . 白皮书坚定认为北京对香港领土范围拥有全面管辖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全面自治，不是一个分权的概念。中央授权管理当地事务。

　　2 . 白皮书承认香港并不是全面自治，香港接受北京的监督。

　　3 . 北京同样暗示，“ 香港目前盛行着许多错误的观点 ”，这些观点与一国两制原则管理香港的政策有关。

　　在策略方面，发表白皮书对占中运动者力争 2 0 1 7 年普选的行为作出了警示，而出台时间正是占中 6 . 2 2 电子公投选出行政长官选举提案之前的十二天。郑宇硕认为，“ 白皮书的部分目的是警告香港民众，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来自北京即将强加於香港的选举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大概根据亲北京团体提出的议案制定。”他进一步谈到： 白皮书的主要重点是，虽然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北京根据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实现最终掌控一切 ; 香港所有的权力都是来自中央，没有别的可能。重点在於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一个中国是两种制度的先决条件。作为政治学教授超过四十年，很难想像郑宇硕在清楚中央的底线情况下，为何仍不顾一切带领泛民主派去坚持难与底线相容的“ 真普联 ”三轨方案。

　　2 0 1 4 年 7 月 3 日，由亲建制派团体、组织、党派赞助，并建立了与“ 真普联 ”相对应的“ 保普选反占中 ”大联盟，其唯一目标是反对占中运动。这个组织曾经宣布将发动一百万居民反击占中运动。在组织建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 7 月 1 9 日 )，大联盟就发起了一场签名运动，主要反对暴力和占中运动。特首梁振英和香港多名问责官员，包括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以及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公开签名支持。最後，大联盟宣布收集了超过 1 5 0 万的签名。

　　2 0 1 4 年 7 月 1 5 日，梁振英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改革提案。“ 知悉有些人们建议延期提交报告，梁先生他确实考虑了这个想法，但决定按时提交。报告是关於 2 0 1 7 年特首选举方法，及花了五月时间去谘询公众的结果。特首自己给中央政府编写了另外一份报告。”

　　梁振英表示：“ 现在在香港盛行的观点表明，只有提名委员会有实权提名。”这是宪法改革五步走当中的第一步。

　　2 0 1 4 年 8 月 3 1 日，人大常委会当天就选举制度颁布了香港政改发展的决议。决议列出三重规定：

　　1 . 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应该与现在选举委员会的构成相似，现在的选举委员会有 1 2 0 0 个代表席位，分别设立给社会四个不同的界别。

　　2 . 有资格参与普选的候选人应该获得提名委员会 5 0 % 或者更多的支持票。

　　3 . 选民投票候选人人数限制两至三个。

　　这就是中央政府制定的关於占中运动民主选举诉求的最终决议。这个决议获得了所有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的赞成。大多数建制派立法委员表示接受。

　　【作者：张达明  图文整理：华发网&伊阿索】

《何为证据》第一章（1）「占中运动」读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