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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不少官员落马之后,其在任期间的绰号也被公之于众。有的是对其执政方式的高度凝练,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大力推行拆迁而被称为“李拆城”;有的是对其性格特征的归纳总结,如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因个性豪爽、霸气十足,而被称为“武爷”;有的则是对其语出惊人的传神概况,如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称自己住在广州高档楼盘130多平方米的居室,每月缴租600元,被称为“六百帝”。
类似这样的官员绰号还有很多。这些绰号,代表的是民意,是群众的不满、讽刺、揶揄。这些绰号,在局部政治生态圈里已存在许久,经媒体曝光之后更广为流传。他们源出于“民间的智慧”,是群众、同事给的“封号”,在许多尚未经曝光的地方,也有许多新的绰号正在产生。
然而,这些绰号似乎都没能挡住落马官员们“步步高升”,在“荣膺”绰号之后,常常依旧得到提拔。这就不禁令人怀疑:这些朴素的凝练的群众评价,是不是只能在小范围流传,仅仅令听闻者哈哈大笑一番,而起不到任何监督、检举的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当前监督机制、举报机制仍有待完善。有些地方,领导一手遮天,群众、同事的意见找不到正常渠道去反映;有些地方,上级领导、监察机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只要有能力、会办事就可以,对于作风问题麻痹大意、不理不睬;甚至在有些地方,强势官员恶意打击报复举报人,令群众望而生畏。面对这些情况,只能起个绰号挖苦了事。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强化监督机制,顺畅举报渠道。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强决策的民主性,让其他干部同事能提意见、敢提意见。上级机关要注意对民情、民意的倾听,要主动收集群众的意见,对于负面评价要保持警惕,做到耳聪目明,一旦抓住线索,就要一查到底,更要注重对举报人的保护,保护正常的举报。
绰号就是人民群众的评价。古往今来,正面的评价也有不少。东汉大臣刘宠在离任时,百姓带了铜钱来送他,他不肯接受,只是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收下,被称为“一钱太守”;公安战线的好干部任长霞因为破获了多起积压多年的大案要案,主动为群众解决困难,被称为“任青天”“女包公”。这些正面绰号是百姓的口碑,是流芳百世的赞誉。而众多负面绰号,不仅仅是个评价,还是对正在发生的、侵害公众利益行为的警告。对绰号所暴露出的问题,必须尽早发现,及时“止损”,严肃查处,变民众无力的抗议为组织有力的追究。(王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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