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领导私下干预案件 主审法官可不理会

黄小编

来源： 新京报
　　法院院长、庭长不得干预个案实体审判；不得就案件实体处理直接否定、或者变相干预合议庭审理案件；行使监督权必须全程书面留痕……记者昨日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近日下发《广东省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完善审判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简称试点方案)，深圳、佛山、茂名、汕头法院作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首批试点法院，实行院长、庭长“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这也是我国首家省级法院在全省试点法院推行该制度。

　　案子怎么判 主审法官说了算

　　广东省某基层法院一名资深法官告诉新京报记者，按照以往惯例，法官审理案件会报庭长、副庭长审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还会直接报主管副院长审批。“这样做的初衷是年轻的法官的案件审判经验不足，很可能造成对案件把握不准确，案件出现瑕疵”。

　　“这种做法的缺点也很明显”，该法官坦言，案件审批制易造成院长、庭长权力过于集中，如果操守有问题，很可能形成案件“一言堂”，甚至出现错案。此外，如果出现错案，由于是领导审批的案件，无法追究责任。

　　此次广东省推行审判责任制改革，主要目的就是改变这一尴尬现状。在该项改革中，法院将打破以往的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方式，转变为主审法官负责制，即主审法官带领各自的审判团队对案件进行独立审判，并对案件裁判负全责。

　　“清单”明确法院领导“可为”和“不可为”

　　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后，法院及院长、庭长又如何行使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试点方案对此专门制定了“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对法院院长、副院长和庭长行使这两项权力的内容进行明确，“负面清单”则强调，法院集中行使审判管理权和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不得干预个案实体审判。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监督权，必须全程书面留痕。

　　广东省高院研究室有关负责人称，“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最大好处是，在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后，通过“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可以让院长、庭长了解哪些工作他们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如根据“权力清单”，院长、庭长对他们认为主审法官把握不准的案件有一定的建议权，促进案件的公正审判，但是建议权并不是决定权，这一方面会促进主审法官对案件有更细致的把握，又不会造成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干预。

　　如果院长、庭长违反“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如何处理？该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院长、庭长违反“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将依据法院的相关规定和纪律惩戒措施来追究责任。

　　该负责人表示，试点后，广东省高院将根据试点情况对“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进行细化，并在全省法院推广。

　　■ 解读

　　专家：两个“清单”破解监督难题

　　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程雷认为，本轮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并由此实现案件的公正审判。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肩负着这个责任，是重中之重。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中，主审法官负责制改革弱化了院长、庭长对案件的主导权，强化了主审法官的主体责任，这个趋势是正确的。但是，法学界也有一种声音，随着主审法官权力的加强，如何实现对他们的监督，保证案件的质量，也是目前改革中的一大难题。

　　程雷称，从广东的做法看，设立院长、庭长“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院长和庭长都是法院最资深的法官，有着丰富的审判经验，通过“清单”他们可以对案件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不是决定性的监督，只是建议性的监督，这可以让主审法官对于疑难复杂案件有更全面的判断。

　　同时，在以往行政化管理方式下，院长、庭长拥有对案件决定权，在司法改革后，如何约束院长、庭长的权力，保证权力不被滥用是现实问题。“负面清单”制度实际上院长和庭长一方面保证了主审法官的决定权，又对院长、庭长的权力有效约束。

　　程雷表示，广东的做法可以在全国的司法改革试点法院中进行推广。不过，广东应该在试点过程中对出现的问题研判后对该制度再细化，保证该制度更有可操作性。

　　■ 对话

　　“领导私下干预案件，主审法官可不理会”

　　新京报：广东是全国第一个推行院长、庭长“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省份，初衷是什么？

　　金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广东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第一批试点省份，我们认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性，应放在本轮改革的首位。从以往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管理模式过渡到主审法官负责制，如何保证案件的质量就一个现实问题。制定院长、庭长的“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实际上就是基于上述问题考虑的。

　　新京报：如果按照“权力清单”，就是院长、庭长对案件只有建议权，而不是决定权？

　　金军：是的。本轮改革的思路就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主审法官对案件具有决定权，案件也不再需要院庭长审批。这种改革思路更符合司法规律。但是问题随之而来。我们的主审法官虽然都是具有丰富审案经验的法官，但在遇到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时，有时候也会出现拿不准的问题。这时，在向庭长汇报后，庭长可以召集其他相关领域的主审法官开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庭长和其他主审法官可以在会议中对案件提出自己的意见，给该案的主审法官参考，他们只有建议权，最终的决定权还是主审法官自己。这就解决了主审法官可能把握不准的问题。

　　新京报：这样会不会影响院长、庭长的权力和权威？

　　金军：这个不会。因为改革后实际上院长和庭长对于案件管理的压力会小一些，他们本身都是资深法官，除了行政事务外，他们会带领各自的审判团队亲自去审案。对于主审法官的案件，他们可以进行指导，但是决定权还是在主审法官那里。

　　新京报：如果遇到院长、庭长私下干预案件的情况如何处理？

　　金军：制度设计时，我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负面清单”已经对这方面明确提出，院长、庭长不得干预主审法官的案件审理，如果行使监督权，必须全程书面留痕。如果院长、庭长有私下干预案件的行为，主审法官可以不予理会，因为案件的责任人是主审法官，一旦有私下勾兑的行为导致案件判错了，主审法官要负全责。另外，发现院长、庭长违规干预案件，一经查实，也会被严肃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