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中原北方地区6世纪以后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郑瑟

　　邯郸作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国都，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就在邯郸市区南边不远的临漳县，有一处曾经辉煌四个世纪之久的古都——邺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邺城曾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长期居于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历史的变故、漳河水的泛滥，让已经埋没在农田和村庄地下的邺城变得那么陌生。但因为有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千古名句，有《三国演义》诸葛亮巧改曹植《铜雀台赋》激出周瑜抗曹决心的经典故事，邺城的地标建筑——铜雀台，千百年来盛名不衰，成为一张独特文化名片。

　

　　十六国时期，各国起兵混战。公元335年，后赵石虎迁都邺城后，西域沙门佛图澄到邺都弘扬佛法，佛图澄"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高僧传·佛图澄传》)。我国北方各民族区域的佛教即源于佛图澄于后赵的传播，因而可以说安阳一带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之地。后赵全国大建寺庙，遍及各地，百姓也纷纷剃度出家学佛。

　　据慧皎《高僧传》记载，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以神异著称，其受业门徒有数百，前后弟子近万人。

　　后赵建武十四年(公元348年)，佛图澄117岁终于邺地，仅随葬有一钵一杖，被埋葬在漳河北岸紫陌附近。继高僧佛图澄之后，最有影响的是他的著名大弟子释道安成为了全国佛教道场的一位重要核心人物。道安法师通经明理，精研佛经，在邺地安阳一带弘扬佛教，传授弟子,译经说法，具有极高的声望。以后道安法师又带领众多弟子到我国南方各地弘法授徒，使这一时期的佛教活动在全国更加普及和兴盛。后赵邺地的佛教传播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佛教活动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民间武术更是盛极一时，外来的佛教思想逐渐融合在汉民族文化中。历史上的邺下一带(今河南安阳一带)，随着少数民族逐鹿中原，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争夺中，显示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汇与统一，促进和丰富了邺都武术活动朝着多样化发展。北朝时期在邺下建造寺院有4000多所，出家僧尼近8万人，全境寺院多达4万所，住寺僧尼有200万人。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就是既信奉佛教又喜尚与佛教戒规不相容的习武活动广泛流行。

　　佛教在传入中原之前，中华武术早已兴盛于民间各地。邺都曾以著名的西门豹治邺而家喻户晓，又以曹操营建的"铜雀三台"而闻名于世。邺都成为大分裂与大融合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又是各族人民尚武之风传播交流的一次大普及。寺院武术活动要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制约，有着浓厚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寺院武功是以僧人强体防身、保护寺院财产而逐渐形成的。

　　建国以来，遗址范围内先后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造像，尤以2012年北吴庄佛像埋藏坑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出土各类造像2895件(块)，大多数为东魏北齐时期的背屏式白石造像，题材丰富，类型多样，为研究北魏晚期至隋唐，特别是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题材及样式演变提供了可靠的标尺。

　　结合历年出土造像的特征，可以将邺城地区北朝石造像大体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北魏中后期，石造像数量不多，均为青石质，尖楣形背屏。造像特征与同时期的云冈石窟造像一致，时代相当于5世纪末孝文帝迁洛前后。

　　第二阶段为北魏后期至东魏前期，造像特征与6世纪初龙门石窟造像相近，反映了北魏全面实行汉化政策后，摹仿南朝造像而出现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新样式。

　　第三阶段为东魏后期至北齐前期，造像以白石为主。样式主体延续前一阶段风格，其时代相当于公元6世纪中叶，即东魏孝静帝武定初年至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

　　第四阶段为北齐中后期，数量最多，大多为白石。其典型特征是背屏呈弧扇形，由两株相互缠绕的菩提树构成，层叠的树冠形成锯齿状边缘，树干分叉处镂孔透雕，造型极为精致(如右页图中造像)。

　　造像样式与前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佛像面相圆润，瞑目下视，肉髻扁平，有些与发髻融为一体。身着轻薄贴体的袒右式袈裟，肌体凸现，衣纹雕饰简洁，细部特征常以彩绘和贴金表现。这种以透雕双树为背屏，北齐新样式佛像为主尊，衬托以龙塔璎珞装饰的“龙树背龛式”造像在天保末年以后广泛流行，是邺城地区北齐中后期佛教造像的典型样式。

　　根据河北新闻网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