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什么能成功？

思齐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作者：狮子山学会行政总监王弼

香港

“香港——无为而治下的奇迹”，这个活动预告发布出去后，我看到网民有意见，说香港回归前是英国治理，香港是英国人设计的，不是你们的功劳，香港到底是不是英国人设计的？香港的发展史是充满矛盾的发展史。


香港是与纽约伦敦齐名？还是已完蛋的城市？


2008年，美国《时代》杂志有一期封面文章是《Ny·Lon·Kong》，将纽约、伦敦、香港放在齐名的位置，称为三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同一年，香港有台风，很多飞机不可以起飞，一位国内同胞被困在机场，心直口快地埋怨说：“你们香港是怎么搞的，害我排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搞定！香港若不是中央政府照顾你们，香港就完蛋了！”她说的话在网上传播以后，反响很大，争论很大，有不少网民认同她。所以“香港完蛋论”还是挺有市场的。


一方面是《时代》将纽伦港列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一方面是内地人说香港完蛋了。我觉得，目前香港人不应该评价自己究竟是完蛋还是真的与纽约、伦敦齐名。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关心香港是不是已被上海、北京超过，如果香港被北京、上海、广州超越，这是好事。


我们有一些客观数据，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纽约、伦敦的银行都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救他们。但是香港的银行没有一家完蛋，没有一家要政府去救。我不是说香港已经超过纽约、伦敦，香港也有香港的问题。


首先，香港是一个什么地方？有人说香港是英国人当年精心制造的。


我们香港人对《南京条约》比较明白，从小念书就知道《南京条约》，历史也讲《南京条约》。香港人结婚有一个程序是丈夫要跟老婆示爱，迎接新娘出来，丈夫就说我的钱全部都给你了，伴郎伴娘都会说，光说没有用，你签一个吧！新郎就说不可以，不可以，那是《南京条约》，不可以签。


第一任香港总督砵甸乍爵士阁下（清廷译作璞鼎查，The Rt Hon.Sir Henry Pottinger）是一个海盗，当时他的目的是把鸦片、毒品卖进中国，赚钱，越快越好，越多越好。他们也会回到老家，不会留在香港过一生，你说这些人会不会精心设计、建造香港？


所以，香港的建设很多不是政府的功劳。砵甸乍上任总督后，随即依据《英皇制造》成立香港政府，设立了行政局、定例局和最高法院。定例局在1844年1月11日举行首次会议，并在1844年2月26日通过首条香港法例。然而，砵甸乍任內很少举行会议，因此总督拥有很大的权力。


砵甸乍规定“香港乃不抽税之埠，准各国贸易，并尊重华人习惯。”让香港成为贸易自由港、尊重华人习惯，并不是因为他特别爱中国人，而是他不想华人妨碍他赚钱，他们赚完钱就走了。


不抽税的政策深远地影响着香港。我不知道国内的报税是怎么样的，报税在香港是挺方便的，填一张A4纸的表，很简单。1946年，香港订立单一税率，当时最高税率是16%。今天香港人要交税，最高税率是15%，但是你要交15%的税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你的收入要在240万以上才交15%，你没有这个本事就交不了15%的税。所以，在香港缴税是身份象征，你交税交得多，说明你很有地位。一些老板就说交15%就算了，不会去避税逃税。


香港现有工作人口340万，但缴纳薪俸税的人数只有120万，占工作人口的35%左右。此外，缴纳薪俸税最多的50万纳税人士所缴税款占薪俸税总收入的95%，10万名人士所缴的税款占薪俸税总收入的71%。利得税方面，现在全港约有75万户登记企业，但60%的利得税额是來自缴税最多的800家企业。香港普通工作人口交税是很少的，每年可能交个人所得的5%—6%，而且我们没有其它税，没有销售税，但是抽烟要交税。


《南京条约》以来，港英政府一直做得很少很少


所谓无为，就是可有为而不为之，尽量少改动，订立简单、适合当地文化的法例。因为要管得方便，尽量可以不改变的就不改。比如英国本土用自己的刑法，香港则继续了被殖民前的习惯。


大清灭亡后100多年，香港目前实施的还是当时大清的律例。比如新界出生的香港本土人，如果是男丁的话，他们会有一片耕地，可以盖房子，没有蜗居的问题。有的律例已经没有了，比如纳妾，就是讨小老(，1971年就废除了，所以有的人赶在1971年前就找个小老婆。


水务：英国人刚到香港做的事情其实很少。他们要保证有水的工业，这是水务局，19世纪香港人口膨胀，城市扩张，原始的水资源供应难以满足城市需要，香港第五任总督罗便臣(Sir Hercules Robinson，1859 to 1865)提出了第一个水供应议案，薄扶林蓄水池是香港的第一个蓄水池。


电力：香港的电力供应在1901年就已经有了，不过不是香港总督府建的，而是民营公司建造和经营的。


电车：香港的电车在1904年就已经有了，也是私人的，不是政府的。


煤气灯照明：中环都爹利街的石阶约建于1875年至1889年间。四座煤气路置于石阶两端的栏杆上，是本港仅存的煤气路灯，现仍由原为本港提供街道照明而开办的香港中华煤气公司经营，也是私人的。更特别的是煤气公司没有任何的价格管制，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可以不用煤气的，可以用电、石油的。


股票：早在1864年我们已经有了股票交易，1891年正式有了股票市场。这也不是香港政府推动的。


医院：香港的东华医院，是在1870年奠基，1872年落成的，也是私人的，没有政府的帮助。


机场：启德机场是回归前主要的民用机场，政府也有计划，但主要是两个广东人——何启和区德投资建设的，启德机场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香港地小，填海造陆，然后把土地卖出去赚钱。何启和区德在20年代也是这个计划，但是他们亏本破产了，政府就捡了便宜，发展起启德机场，1922年落成，1936年，香港成立了第一条民用航线。


人口：1841年，香港岛人口仅为7450，住在沿海的村庄里；1850年代，大量内地人迁到香港来，到1865年，香港人口达到125504，1941年甚至达到160万，但由于1941年—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人口跑掉了100万，只剩下60万，但到1950年就达到了220万，1960年代则上升到300万。


人一多，住房的问题就出现了。


可以说《南京条约》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其实政府都是做得很少很少。


50年代的香港，自由发展


住房：我们学会为什么叫“狮子山学会”呢？因为1950年代很多大陆同胞移民来香港后没有地方住，很多就住在狮子山下。那时候香港政府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福利，但我们觉得只要有一个空间给我发展我的事业、我可以干我的活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精神是香港成功的精神，所以我们的学会叫狮子山学会。


因为五六十年代人口膨胀得厉害，政府也做了点事情进行市场干预，包括建造公共房屋，在原木屋区、近工厂区附近重建，教育工作由民间主导等。比如，港英政府尝试“有为”地干预，实行租屋管制，加剧木屋区的形成，不允许本地人把房屋很贵地租给移民，他们已经很惨了。


但是出现了一些情况，比如二房东的出现。周星弛的电影《功夫》里面，有一个打斗很凶的场面，那个地方叫猪笼城寨，有一个叫包租婆。政府要求，第一地主的房屋租金不可以上升，第二不可以无理赶走住户。于是，地主就把房屋租给中间人，由中间人再租给那些难民。所以就有了包租婆这个怪物。


那些年，住户连租房的能力都没有，他们就在山边自己搭建了木屋区。木屋环境很差，包租婆那里环境也很差，他们就换来换去。很多人有土地，他们也不会盖房子，因为有租管的问题，租金和投资的回报都无法保证，木屋区就越来越多。


教育：教育方面，政府的反应也是很慢的。人口迅速增长之后，教育需求急升，最初是由民间、教会这些有心人推动，其后免费、强制教育二十年后才由政府提供。这是一个人体艺术课程。


1953年12月24日晚上9时25分，木屋区发生了一场大火，涉及多个木屋区，包括白田上村、白田下村、石硤尾村、窩仔上村、窩仔下村及大埔村，12000人无家可归。有人说是英国人想发展土地，所以把木屋区烧了，也有人说是当地政府把自己的房子烧掉。但是，大火之后，港英政府为安置灾民，在原木屋区修建了两层高的平房，称为“包宁平房”，之后再兴建29栋7层高公寓，供灾民入住。


其实我觉得1953年政府的公共房屋计划是成功的。为什么？那么多人不选择其他地方住，而选择了狮子山，为什么？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为，可配合你的工作。


被视为德政的公共房屋于1953年展开，成功解决了当时香港中下阶层的住屋问题，但无限度的扩张却为以后的“悲情城市”埋下伏笔。一个很好的政策，在当时是成功的，但是你不断复制，以为那是一个必胜的模式，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这时就会有危险。


60年代的香港“积极不干预”政策的确立


香港概念：在60年代以前，对“香港人”是没有概念的，我的上一辈，我爸爸的一辈是没有香港概念的，都说我是上海人、宁波人、广州人……60年代以后，香港人身份才得以确立。50年代逃到香港的人本来梦想着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到了60年代，他们就没了这个想法。


电台：1967年香港第一个无线电台——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TVB）成立，开始对本土文化进行传播，业务拓展到电视广播、收费电视、节目制作及发行、动画代理、卫星电视、杂志出版等。


理财：香港从前有一个政府的理财模式，但港英政府不愿在香港干太多事，但是60年代有一个财政师郭伯伟，在港英正式确立审慎理财原则，实施“积极不干预”政策，在十年后成为典章。


华人的地位不断提高，1969年我们也有我们的股票交易所，如华东证券交易所，这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在1969年前上市的公司，大都是由英资巨贾所把持，但1969年至1973年新上市的，绝大部分属华资企业。


郭伯伟一定要讲，因为他选择不做很多事情，香港现在才这么繁荣。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来香港的时候，跟他见面，他第一句话就说，这都是你设计的。


郭伯伟有几个到现在都很重要的概念：


少限制，让资金自由流动；


不与民争；


信任众议而不是官僚；


市场选择，优胜劣汰；


政府预算以政府收入为限，力求平衡。


就第一点，资金自由流动，如果资金不自由，你就好像是骗人。因为1965年，有很多银行倒闭。有人建议冻结香港闲置资金，郭伯伟就说不可以，你不许它走，将来它走了永远都不会回来，这是很重要的香港精神。


他不喜欢推动金融、高科技，因为他认为市场是一个最好的裁判，去选择谁是赢家，市场是很残忍的，只有经过竞争才能够留下来。政府、官员就不能客观选择，会因为个人人际关系的好坏而影响他们的抉择。


政府的开支跟收入要尽量平衡，不可以斥资。


70年代的香港——“我们都是凯恩斯信徒！”


1971年，我们有一个新的港督，麦理浩勋爵，麦理浩是任期最长的港督，他也是香港人，现在都有很多人喜欢他，因为他在任期内曾先后作出多项影响深远的措施，包括实行十年房屋计划（1972—1987年），建立卫星城市，鼓励私人资金兴建海底隧道BOT（build—operate—transfer）、地下铁路，成立廉政专员公署，推行9年免费义务教育等。他曾于八十年代初期访京，获邓小平接见，为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拉开序幕。


十年房屋计划：为什么是10年？政府做事有了一个目标，定下来就不断盖房子，最后经过了16年才完成。我说的“悲情城市”就是卫星城市。1953年修公共房屋就是在原木屋区盖，便于人们工作。但这个卫星城市周围并没有出现很多就业机会，反而会浪费人们两三个小时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我们的很多基建都不是政府做的，比如修建公共房屋、修建海底隧道都不是政府做的，而是采用BOT，就是用民营公司出资修建，建成后民企可以在固定期限里使用，比如20年、30年，收取使用费、租金、酬金等，过了固定期限，这个设施就移交给政府。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方式，风险民企承担，最后政府可以接管。


教育、地下铁，都是70年代有的。


在财政方面、金融方面，市场会自动调节的，但是在住房、就医、教育等方面，我们在70年代有很大转变，以前基本都是民间自发组织，70年代后政府开始对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有所倾注。


再说一遍，香港不是英国人设计的，因为在政府关注公共福利的70年代，英国自己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被称为“欧洲病夫”。


讲香港不是为了夸香港很好，而是我们发展早一点，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分享。1973年股灾是很好的一个案例，股票从最高1700点下跌到150点，跌了九成多，外在因素是石油危机，内在因素是香港八分之一人口投资股票。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叫香港天线。那时电视刚刚普及，要装天线，有一个做天线的公司上市的时候，股票是1块，第一天就升到50块，但是后来有人发现，把一根很简单的铁线放在电视上也可以看电视，不用买天线，股民就疯狂地抛售股票。我们开玩笑叫香港天线，还是香港痴线，就是说香港疯了。这次股灾，政府还是维持资金自由政策，沒有干预市场，奠下金融中心的基础。


廉政公署：1974年2月15日，香港出现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成立廉政公署。廉政公署是打击贪污的，它的成功让人迷信。廉政公署行动对国内来讲，肯定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廉政公署的出现有它的背景，那时候贪污最厉害的是警察，廉政公署的出现就是把警察的权利瓜分了，把打击毒品交给海关，把把管理街头小贩交给小贩管理队。


80年代的香港，回归过渡时期


80年代香港处于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因为邓小平同志准备收回香港了，香港进入过渡期。当时中央很怕英国把我们的地都卖了，把钱拿回英国去，就规定港英政府每年只可以卖一定的土地，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限制港英政府每年卖地不能超过50公顷。因为供应限制了，所以地价就逐渐提高了，高地价所带来的税收，增高达政府收入近三成。


港英撤出后，买地限制让高地价成为政策，地产成为香港经济命脉。


联系汇率制度：1980年代初，香港面临回归谈判问题，加上香港股灾，市民对港元信心出现动摇，港元不断贬值。1983年9月，出现港元危机，港元兑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为挽救香港金融体系，香港政府于1983年10月15日公布联系汇率制度，港元再与美元挂勾，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此后稳定下来，联系汇率制度一直实行至今。联系汇率如果稳定的话，对贸易发展和成为金融中心都很有利，但如果不稳定，价格就会波动。而且如果出现什么状况的话，不可以用汇率来调整经济，只能用价格来调整。


1997年香港楼市泡沫，但是因为我们紧盯美元，不可以调整汇率，只能调整价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泰国、韩国的货币都贬值了，只有香港是跟着美元，我们把价格降低，但是非常痛苦。


香港有特殊因素支持：自有产权、高人均GDP、高GDP/地面积、透明交易纪录、累积财富。对香港来讲，其实高地价也有好处，我们的税率很低，地价也是税的一种。英国人给我们留下了尊重私有产权的律例，我们的人均GDP很高。


董建华年代与曾荫权年代的香港


香港发展的六十年里，香港人累积了很多财富，一部分用于买股票，绝大部分就买房子。香港人就相信传统智慧，现金放在家里没有保证，房子才有保证。所以香港的房价常年维持在一个高的价位，但是1997年下跌了七成，1994、1995、1996年没有人知道房子会下跌，从来都觉得买房子一定是赚的。


1997年楼市泡沫，我们也出现了蜗居问题，特区政府锐意调控经济。当时是董建华在位，董建华说：英国人可以做的，为什么我不可以做？1997年10月，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著名的“八万五”政策，即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10年内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


历史不断地重复，2005年曾荫权上台后，到现在我们又面临蜗居的问题。你看这张照片，在我旁边有个烧烤摊，烧烤摊有一句“珍视宝贵生命”。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2002—2003年是房价下跌最惨烈的时候，很多人买这个碳来自杀。


董建华在位时，发展迪斯尼公园和数码港，希望将香港塑造成为亚洲的大都会，董建华说数码港可使香港走向高增值的未来，迪斯尼则导向香港成为更成功的旅游目的地。其实现在的迪斯尼真是不行了，如果没有国内的游客，迪斯尼真是要完蛋了。


曾荫权在位时，面对现实，做了很多事情，把董建华做得好的事情发挥一下，把从前没做好的都停掉。比如，停止公共房屋政策，“恢复”高地价政策。


最后，为何有所不为的政府也可以是负责任的政府？要分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比如住房，没有人能忍受露宿街头，特别是在香港社会里是不可以发生的。这是政府的责任，要让每个人有地方睡觉。是不是拥有物业，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


我想，香港成功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自己去决定，如果做错的话，你就承受这个结果，政府不负责你愚蠢的决定。谢谢大家！（此文系狮子山学会行政总监王弼在腾讯《燕山大讲堂》的演讲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