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贵民:同享“中国梦” 共筑幸福新世界

蜚语

来源： 中国经济网

  　“梦”,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意味着对未来的憧憬,对发展的渴望,对美好的认同,对价值的追求,是历史之思,是民族之魂,在“中国梦”的召唤下,把强国与富民相结合,凝聚中华民族的每一份力量,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人梦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中国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有关“人的发展”的最好解读,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就是人学,是有关人的价值实现的理论体系,它认为共产党人奋斗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的彻底解放,在这种人类历史上最为完美的社会形态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年3月17日,新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发表讲话,号召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这是习近平对中国梦的又一次全面阐述,这也是中国政治家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的共同之路。

　　“中国梦”的理论实现了“三统一”:首先,它是个人梦、国家梦有机统一,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每个人的奋斗的成果,都是在为国家、民族做贡献,同时每个人社会公民在“中国梦”的旗帜下,能够充分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感受国家富强的自豪。其次,它是民族梦与富强梦的统一,“中国梦”是全体华人的复兴梦,“中国梦”的核心是民族梦,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人民同享“中国梦”,才能实现完全意义的复兴。第三,它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统一。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中国梦”即是为“世界梦”做贡献,习近平同志强调“世界梦”即是“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所以“中国梦”与“世界梦”在本质上实现了一致性的价值诉求。“中国梦”是中国和平崛起时期,向世界传递的积极信号,也是中国新时期外交话语权的文化体现。

　　“中国梦”不仅是中国建国几十年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深刻沉淀,也给世界其它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条稳健之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长久的政治稳定、不向周边国家输出战争,实现了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中国梦”、“世界梦”也是新时期国际关系交往的指导性价值原则:每个民族无论大小、国际影响力,都拥有梦想的权利,都拥有追求民族进步、实现国际平等的权利。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梦”要为实现世界梦作出新贡献,“中国梦”不仅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是推动实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梦想的长久动力,实现“中国梦”必将进一步拓展世界人民通往“幸福新世界”的道路。

　　“幸福新世界”与中国话语权

　　当前国际竞争依然以军事力和经济力为主,但国际整体呈现和平、缓和的态势,国家竞争的形式也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影响不仅呈现在经济、军事震吓上,亦体现在价值垄断、意识输出上,这种更为精微的技术层面的操作,也导致了国际整体局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是落后地区的民族觉悟不断提高,对发达国家不再逆来顺受;二是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很难爆发,意图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综合考虑国际影响及全球一体化下本国可能遭受的经济制裁;三是国际竞争呈现出“一主多元”的局势,即以经济竞争为主,军事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等竞争亦在不断加大权重。同时,短时期内大国之间军事力量呈现平衡,很难再有世界战争的爆发,国家竞争开始转向更为“精微”、更为“隐蔽”的战线,如网络战、舆论战、信息战等。这种国际权力的新结构,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文明,相反陷入到更为稳固的“话语结构”中,西方的强势文明以一种更为精巧的方式,通过“经济话语权”的掌握,来完成对欠发达国家的价值输入及文化控制。在这种话语结构下,大国对弱国的统御不再是赤裸裸的殖民与侵略,而是更为隐秘的“话语剥夺”与“话语入侵”。“话语系统”背后给中国文明带来了契机,“知识决定权力的产生”,拥有文明的民族将在健康的世界体系下,逐渐掌握“文化话语”。在“中国梦”的人类文化学框架下,世界格局的划分是建立在国家主流文化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公认的社会价值体现,也是该国的国际形象体现。按照这一划分标准,世界大体有三类社会构成,即商业社会、信仰社会、文化社会,这三个基本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甚至是渗透的,商业社会的国家亦有信仰和文化,信仰社会的国家也有商业的要素:商业社会,即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经济国家,强调市场伦理,强化资本主义的拓殖精神及价值输出,在商业精神的主导下,国际形象亦是长袖善舞、频频主动;信仰社会,即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印度、东南亚佛教国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国家,这些国家的主导政治力量为宗教力量,信仰在国家体制的构建中发挥着极端的重要性,与商业社会不同,这些国家强调彼岸追求及信仰诉求,对外在的、物质化的市场经济行为持反感或排斥态度;文化社会,即以中国、法国、俄罗斯为首的具有强烈的文化底蕴或鲜明的文化符号的国家,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积淀、法国在欧洲的历史文化地位、俄罗斯“双头鹰”或“北极熊”政治符号等,这些国家均经历了漫长的人类历史,或在国际格局中承担、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辐射渊源地的角色,对区域局势的平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梦”、“世界梦”是一个文化政治学的符号,在这个体系下对国际构成的新划分,一方面可以更为深刻地剖析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如中东紧张的国际局势,除发达国家的战略布局因素之外,宗教信仰的冲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东南欧区域紧张,亦由俄罗斯“双头鹰”政治形象有关;另一方面则为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提供更为贴切的话语权合法性,中国改革开放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但这30年的经济财富积累足以让中国跻身经济强国之列,加之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是东方强国的历史,引来西方社会与邻国的不安。但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国家形象,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扮演着“智者”的形象,弱化了“大国崛起”对世界的感官冲击,对于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从近代以来,所谓的全球化均是为西方社会所主导,西方人不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裁判员,也是政治舞台的主角、明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中国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只能拥有选择进入或不进入的尴尬,而没有实质性的、决定性的权利。当前,中国被动的外交局势已经有了本质性的改观,不少有识之士也不断提出中国作为大国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应当制定游戏规则。但国际事务的游戏规则制定,不仅要求有国家实力的支撑,更关键的要素在于“国家理解力”,即构建新的国际格局的思想源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格局是建立在“巴黎和会”“强权即真理”的理论溯源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格局是建立在“金元体系”之上,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说到底就是经济实力。所以,在这种国际格局之下,中国只能做到“旧瓶装新酒”,即跟随美国格局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哲学创新的方法论,说到底是支持“新瓶装新酒”,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局势,这个国际局势与世界和平的趋势不矛盾,不影响中国的和平复兴、民族崛起之路,同时由相匹配的国际地位来支撑,中国话语权在丰富的“国家理解力”之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个格局即“文化世界格局”,实现了“三符合”:符合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即实现了国家外交话语获得的合法性;符合中国“文化世界”的形象要求,即实现了国家外交话语获得的应然性;符合中国文化大国和和平崛起的发展趋势,即实现了国家外交话语获得的合理性。

　　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其特点在于,对世界的理解,归根结蒂建立在对“道”的终极信仰。这个哲学范畴,与基督文明中的《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和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中的“中道”,都是世界不同类型的文明对世界生成系统的解释,也意味着世界未来“文化话语”竞争的三大格局。“文化话语权”的生产需要从“文化话语主体”开始,经过权力的传播链条,在对话语客体产生影响,取得效果之后才生成话语权。所以传播过程中两个环节“设置议程”和“构建框架”,对话语权力的生成至关重要。设置议程解决的是“说什么”的问题,“构建框架”解决的是“怎么说”的问题。中国未来的“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事实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上,解决话语资源的寻找上;二是寻找到与西方话语模式差异,坚持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追求。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已经超乎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想,中国秉持和平崛起的大国战略,也应和了上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的“唯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世界”。剔除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自我膨胀,及五千年文化的优越感,反观中国近期发展,确是中国“话语权”的建设期:经济腾飞,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中国话语权的构建,成为当前热点。漫长的中国近代史,中国一直处于向世界学习的阶段。先向东洋人学习,后向西洋人学习,大体都经历了“技术学习——观念引进——管理反思”的三个基本阶段。改革开放作为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里程碑,意味着这个古老的民族,以更加宽容,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到世界史的进程中来。

　　当前的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不满,但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依然是世界第一,各洲大国亦在反思这种“一主多元”的国际局势对本国的负面影响,如法国为消解商业资本主义对本国文化的影响,有计划地削减商业广告在主要电视台的播放,为保持法语的独立性,拒绝主要标志物使用英语标示等;非全球性的国际区域组织如东盟、欧盟、非盟等,亦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国际局势下,“文化世界”的主导格局刚刚开始,中国拥有深厚底蕴支撑的话语权,拥有几千年的“世界管理经验”,在这个主导体系中,中国有实力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幸福新世界”的国际新格局无疑是中国政治家的领导世界能力是一次综合的实现,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的绝好证明。

　　“幸福新世界”与历史沉思

　　“中国梦”在对中国改革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总结与沉淀,是建立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础上对开创未来、实现“幸福新世界”的自豪体现。“幸福新世界”世界版的“中国梦”,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面对国际发展潮流与趋势的“文化突围”,“幸福新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经验的自信展示,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成熟的、成功的道路。

　　人类从17世纪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创造了有史以来所有财富文明积累的总和,但也带来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副作用”:人借助于机器文明提升了群体征服自然的能力,人不再渴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不再艳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情画意,背井离乡在工业社会构建的钢铁混凝土森林中谋生,放弃与自然的亲和。人不再是自然之子,不再对自然保留敬畏,借助工业文明的创造物,人甚至被赋予了战胜自然的能力;人成为大机器时代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从表象上看,是实现了合理分工,但更为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是脱离了农业社会的全能成长,人成为一种技术符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降低了情感与价值沟通的需求,人将自我与社会区分开来,社会治理结构中法制的强度一直在增加,自我内化的调节机制被削弱;在商业主导的世界,人被物质所支配,证实自我、实现价值的方式逐渐呈现单一化,导致了人的生活成为“单子化”的个体生活。

　　对于整个世界的格局也由此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的青年哲学家开始反思战争对人生命摧毁的悲剧,由此诞生“垮掉的一代”,这一代人所主导的政治格局与传统的政治格局不同:这一代人如今在世界的政治舞台越加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倡导的诸多价值亦体现出与二战“英雄时代”的差异性,诸如更加注重个体价值、关注社会公平、强调制度构建等等。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政治格局呈现和谐化的态势:如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冷战”思维并没有真正消弭,它一方面继续利用经济强势进行所谓的“全球扶贫”,另一方面借助军事和经济的影响力,大肆向落后地区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情况下,部分落后区域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短时期的好转,但也确实带来巨大的文化灾难。一般来讲,在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多为农业主导型国家,这种所谓“落后”状态亦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考量的结果,如亚洲国家不丹,经济排名在全球100名之后,90%的人口为农业人口,但并不影响国民的幸福指数。主要原因在于不丹在全球西方强势话语系统的影响下,依然保持了自我价值的独立性,把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使文明建设的成果为人服务、为人民服务。相反,诸多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的国家与地区,现在陷入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泥淖,如信仰迷失、价值冲突、社会崩溃等,这些最深层国家支撑价值的失守,导致了如此的一个恶果:一个负面的社会问题,即产生极强的国家管理上的“蝴蝶效应”,这些社会问题在已经成熟几百年的的西方社会,可以被强健的社会体制、法律制度以及庞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消解,而在转轨型的国家中,这些看似微乎其微的社会事件,往往导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灾难。

　　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转型期的落后国家与地区,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系统内亦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病者不自医”,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借助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在最近几百年内迅速实现国家财富积累与增长,同时借助于“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理念,强化国家体制建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这种国家构建的态势,社会发展相对平稳、社会机制相对公平。但其社会深层矛盾在上世纪已彰显出来,如尼采高呼的“上帝已死”、马尔库塞所强调的“单面人”等,社会和国家成为压抑个性的一个巨大机器,个体生存的个性被消解,个人的生存被外在的经济上的虚假需求所支配,不再有所谓的“个人空间”,人又重新成为一种技术符号,“工具理性”呈现出极强的支配性。在意识形态的建设上,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该领域的强化管理,相反它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和政府管理的技术机器,把每个人纳入到严密控制的体系之中,这种“隐士式的极权控制”,导致资本主义建国之初的国家精神沦丧,如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在如此体制之下,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不可能实现,人成为被异化的精神奴隶。正如马尔库塞所讲,人们虽然生活富裕,但受压抑和异化却更严重了。在技术控制、民主政治的面纱背后所显现出的现实是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沦丧,以及“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

　　“中国梦”是一个公民共建,全民共享的社会理想架构:从社会整体上讲,要保证人们的基本营生,同时构建社会公平,给予每个社会成员以“家”的感觉。“中国梦”根据人们的幸福欲望而制定“国民幸福值”、“幸福指数”等幸福参数,物质条件的进步与改善,是以人们的心理接受能力为前提的。尽管重视物质,但要在深层面对物质增长与幸福,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等问题,展开直接讨论,从幸福的核心、本质内涵角度去思考幸福问题,以期作为普遍的价值原则去影响和引导人们的幸福观。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梦”不是“美国梦”。“美国梦”以自由和繁荣为标签,宣称一个人无论什么背景,只要他来到美洲这个新大陆,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西进运动”,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普通民众多年财富积累被掠夺一空,都可以看出“美国梦”只是代表所谓的少数“社会精英”,对于绝大所数人来讲,“美国梦”只能是一个梦。中国梦的主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三层含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民幸福强调的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协调性一致性,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造福全体人民。人的价值尊严体现于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人是生物界中能够觉悟生命、反思生命、追求价值的精灵,而非仅为生存而生活的物质工具,这是人的价值尊严的体现,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成果是为人服务的,而不应该是奴役人的新工具。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应该是追求人的幸福和全体人类的福祉,这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实现个体之福、社会之福、国家之福,有福才能乐道,在这种整体的社会氛围中,每个人的生存价值亦寻得皈依性的落实。

　　“幸福新世界”与中观方法论

　　“中观”是一种哲学上的方法论,在对幸福的考察上,是将经济总量与经济个体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一方面肯定国家在经济发展大局上的极端作用,另一方面肯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实现社会个体的幸福。“中观”的理论起点,是在肯定经济发展的绝对意义的基础上,将社会变革的烈度与社会个体的承受能力充分综合,既维持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保证社会个体的幸福诉求。对于幸福的研究,既要远溯天人之辩,也要考察现实生活中人的幸福感;既要强调人性的空灵,也须增加物质的满足。这种方法论,将幸福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统一,远观人类社会的“大同梦想”,近思当前社会建设的正义性。从幸福感、幸福现象、幸福存在着手,厘清幸福的具体逻辑层次,探询幸福的价值和意义。家师张立文先生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这一命题时,明确地提出:“自己讲”,“讲自己”。所谓的“自己讲”,即是以西方哲学的体系建构,重新发现中华文明的范畴;“讲自己”,即是以“中国方式”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形而上者之谓道”的赤诚追求。“中观”之于幸福哲学的意义也在于此,将幸福放置到“中观”之道的研究范围中。在当今商品大潮中,外在的物质异化掌控了人的幸福尺度,坚持“中观”的方法论,有助于个体私欲的抑制,提升个人的理性水平;同时有助于人们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完善自我,安顿自我,实现自我。在彼岸此岸世界的建设上,儒家在创始之初就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对死亡问题的态度,并不是消极的回避,而是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积极入世。纵观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强调积极入世,小到修身,中到治家,大到平天下,再到“大同”梦想,可以看出以“仁”的精神为贯彻的儒家文化,结合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一直主宰着中国人的世界实践精神。这种实践精神,意味着中国人的民族坚韧性,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均体现出先秦儒家对社会责任的积极认同。到了宋代,朱熹则讲:“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都展示出在中国特有的文明气质,在中国文化中极少寻得文人对彼岸世界的畅想,即使寄托于宗教、神话,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也体现出中华民族为追求幸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方法论固然是探讨纯理论的形而上之道的,但它又不应是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哲学对形而上之道进行探索,这种探索并不是束之高阁的高高在上,而是应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切实的指导作用。哲学一直也在强调对生活世界的指导,如儒家传统强调的“道不远人”,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儒学中反复强调的上学下达,知而能行,知行合一。“新世界”是以中国为主导的、超越了意识形态界限的人类共同价值诉求的文化世界,它在政治哲学的领域中,与中国古典哲学传统实现强烈的内在关联,如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强调共生、互益,为新时代的外交精神注入经典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强调积极入世,小到修身,中到治家,大到平天下,再到“大同”梦想,可以看出以“仁”的精神为贯彻的儒家文化,结合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一直主宰着中国人的世界实践精神。儒家的思想强调真知真行,强调人的生命实践,在最高社会理想确定的基础上,以“仁”的精神,实现生命秩序和道德世界的贯彻;以“礼”的原则,实现社会生活秩序和伦理世界的建设。“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忧道不忧贫”等,反映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有为的社会担当意识。这种社会担当意识也就注定了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和西方的冒险、征服的精神基调不同,这种入世是建立在宇宙生命体认的基础上,个人生命及国家责任拓展的显示。盛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世界级政治家的情怀,与区域政治的狭隘相比较,更凸显出中国文化的伟大。

　　以农耕文化为主要文明形态的古代中国,地跨亚洲温热带,早在“轴心文明”时期,即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民族传统。在中国历史中,多次的民族大分裂、大迁徙、大融合,为中原的农业文化与北方、西北方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提供了广泛的接触、交流、融合的机会。同时由于海洋及陆地文明传播形式的拓展,也促进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道、佛三家和而不同,共同撑起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天空。与工业文明以来的国际治理方式不同,中国拥有极其深远的“世界管理经验”,如从西周开始确立的政治体制,即是一种典型的“世界管理模式”,西周严格的施行宗法制度和嫡长子继承制,建立了“周天子-卿士-诸侯-卿大夫-士-国人”的统治序列,各个诸侯国有自己独立的政府体制,拥有相对军事权和外交权,卿士辅佐周天子执政,诸侯世守其国,诸侯尽管是沿用世袭制,但亦要接受周王的册封,周王是天下的“邦主”,也是代天而宰的“天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不是仅仅强调天子对天下领土的享有,更是一种“世界管理责任”的体现。在世界管理的经验上,中国政治家思想资源和管理水平,是远远领先于世界几千年的。

　　“时代”作为一个时间名词,由物质条件决定的。每个时代的幸福感不同,大体来说,也是由于人的享受水准不同。然而,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无论是艰苦的生存条件,还是物质充裕的生活条件,在社会层面,存在着贫富不均的现象;在个人层面,会有顺逆起伏的经历,人们都会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达至幸福,怎样才能保持恒久的幸福?这些问题,返回到“社会幸福”的大问题上,不同的社会尽管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习惯,但屏弃掉这些外在的形式,幸福的背后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都十分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层面,都是以精神的充实,人性的完善,心绪的恬静、安宁为指归,都认为真正的幸福意味着活泼的生命力的释放、人生意义的获得,以及对自我生命力的适度把持,都主张将这种状态贯彻生活的始终,而这些问题都须哲学的指来完成。当前的世界格局下,构建“幸福新世界”是对中国政治家所提出的“幸福”、“中国梦”、“民族复兴”等宏大历史主题的积极回应:“幸福”是全体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幸福是一种“道不远人”的生活哲学。

　　“幸福新世界”是对中国古典世界管理经验的梳理,也是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悄然成为中国国际话语实现的关键词汇,但“以何复兴”、“何以复兴”依然在探讨之中,中国的和平崛起亦引起世界与周边国家的不安。“幸福新世界”是在哲学思辨基础之上,对国家的内化管理(实现了人民的福祉)与国际的外在管理(谋和“大同世界”的基本精神及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色)的深切回应,对于打开区域政治“自我利益”利益牢笼、实现全体人类的共同福祉是一剂良药。同时,“幸福新世界”不仅提供了中国外交舞台的话语权,也深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仁义美德,为每个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民族自豪感与伦理学的善意。

　　“中国梦”是历史之梦,把五千年的文明与历史发展的契机统一起来,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对世界发展之路的贡献;“中国梦”是世界之梦,把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之梦统一起来,为“世界大同”的梦想提供切实可行的思想资源;“中国梦”是力量之梦,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每一份力量,把每个中国公民的个人梦与中华民族的强国梦统一起来,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责任编辑：傅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