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法律服务送上“一带一路”，江苏这个首创为企业走出去“护法

蜚语

17日上午，江苏省司法厅联合省商务厅等部门举办共建海外法律服务中心签约仪式暨涉外法律服务推进会，9个海外法律服务中心现场签约。

这意味着，去年在柬埔寨、阿联酋、俄罗斯、巴西、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建成并运营7个海外法律服务中心的基础之上，今年江苏又将在德国、日本、泰国、越南、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莫桑比克、巴西、新加坡等国家新建9个海外法律服务中心。

自此，全国首创的江苏海外法律服务中心基本形成覆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布点和服务格局。

江苏缘何建立这些中心？它们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从“水土不服”难题中酝酿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交汇点，江苏已累计对外投资7691个项目，协议投资额达791.5亿美元。

然而在“走出去”的路上，江苏企业也遭遇了不少“水土不服”的问题。

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李晓林解释，“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各个国家的历史、经济、文化各不相同，法律体系涉及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部分国家法治环境不完善，由此导致法律服务成本高昂、法律服务短缺，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在投资和实施项目中交了很多“学费”，甚至让大笔投资有去无回。

2017年，江苏省司法厅、无锡市人民政府、红豆集团三方摸索出“政府引领—企业主导—商会推动—律所创新”的独特模式，率先试点建成江苏驻柬埔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在这里，律师服务、公证、仲裁指引等多种法律服务一应俱全，企业的法律问题可以“一站式”解决。

自此，江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了首个法律服务机构布点，也成为江苏在全国的另一个首创。

基本覆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

去年，在江苏对外开放大会上，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明确提出打造“海外法律服务中心”等四支队伍，为江苏实施高质量走出去战略提供服务。

江苏海外法律服务中心建设从此步入快车道。

去年4月，江苏省司法厅、省政府外办、省商务厅联合发文，提出力争通过3年努力，全省涉外法律服务专家达200人以上，“一带一路”跨境人才达10人以上，扶持培养20家以上律师事务所为涉外法律服务示范机构，形成“一带一路”三条线全覆盖布局。

目标加速推进，当前江苏海外法律服务中心基本覆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

具体来看，海外法律服务中心作为开放性服务平台，能够有效整合江苏全部涉外工作资源和境内外法律服务力量，将同质优势凝聚成整体优势、将相互差异整合成互补优势。

中心不仅有律师服务、公证、仲裁指引等综合性、一揽子服务，同时具备文化交流、实习基地、国别法律研究等功能，有效丰富涉外法律服务供给内容。

中心主要依托产业园区、海外商会等既有平台建设运行，能够有效降低运行成本，解决了单个律师事务所走出去高成本、低收益的矛盾。

江苏海外法律服务中心已经成为助力企业“走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一组数据就是有力印证：目前海外法律服务中心已帮助160余家企业境外投资项目顺利落地，提供各类企业法律咨询3700余次，参与诉讼案件办理73件，帮助处理税务法律事务145件，积极开展国别法律研究并取得10余项研究成果。

涉外律师人才崭露头角

如今，江苏律师在国际贸易争议解决、国际商事仲裁、跨境投资并购及国际工程承包等涉外法律服务领域已崭露头角。

截至今年10月底，全省共有执业律师34770名，提供涉外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845名，占全省律师比例 2.43%，法律服务覆盖国际贸易、海商海事、金融与资本市场、能源与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等9个涉外专业领域。去年，全省涉外法律服务业务收费达2.3亿元，同比增长17%。涉外法律服务“江苏品牌”在全国叫响，也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响亮的“江苏声音”。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宜贯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江苏某船舶公司因发生破产原因，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泰和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人在为其受理破产结算时，发现该公司在新加坡有70%的长期投资股权。

在管理人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起清盘程序之后，经过多次听证，今年6月10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对我国的破产主程序以及律所的管理人身份表示认可，有效保障该企业破产的合法权益。

这也是新加坡法院首次承认中国法院破产主程序以及观察员身份，为我国企业在处置境外资产、推进中国法院和新加坡法院开展跨境司法合作等方面提供一个范本。

事实上，在许多江苏律师看来，海外法律服务中心，不仅是他们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战场”，也是其实战快速成长的培训基地。

自贸区正定片区有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室

除了江苏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河北自贸区也同样有法律的意识。

在今年11月10日，“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调解室启动仪式，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举行。

为助力自贸区正定片区建设，营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石家庄市司法局落实市委“双问计”工作要求，积极协调引进，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与自贸区正定片区管委会正式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自贸区正定片区调解室。这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在河北省设立的首个调解室。

据了解，自贸区正定片区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正式挂牌，共33.29 平方公里（含石家庄综合保税区 2.86 平方公里）。成立以来，自贸区正定片区积极贯彻落实总体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致力于建设“两区一枢纽”，即航空产业开放发展集聚区、生物医药产业开放创新引领区和综合物流枢纽，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良好成绩。“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吸纳了联合国贸法会关于调解和互联网调解指导原则，建立起既有中国经验又与国际接轨的调解规则、制度体系与运行方式。中心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已与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等地区三十余家人民法院签署合作协议，建立起为自贸区、高新区服务为主的诉调对接体系；有 452名专业精道、经验丰富的各国调解员，其中，国外调解员与中国港澳台籍调解员占 16%。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心受理案件 2898 件，调解成功 1536 件，调解结案成功率 58.65%。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自贸区正定片区调解室现有调解员 23 人，正式运行后，将开展调解与诉讼对接、调解与仲裁对接、调解与公证对接、线上与线下对接、国内与国外对接等工作模式，运用互联网技术帮助调解员和当事人更快速高效便捷地解决纠纷。

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已有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贸区正定片区的特点，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自贸区正定片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市场主体降低争议解决成本、提高争议解决效率、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提供服务，为自贸区正定片区的各项建设，为营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贡献积极力量。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北京宣言

更不用说一带一路上的法律意识，前几日以“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国际法治合作”为主题的中国法治国际论坛上，来自中国、俄罗斯、巴西等18个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以“云会面”的方式，主要通过视频共同探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新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国际法治合作等，并就加强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建言献策。中外法学家们呼吁，各国应加强公共卫生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新挑战。

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科伦德拉·舒穆舍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全球卫生和信息、通信和技术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他认为，这也拓展了“一带一路”合作的新领域。“我认为，这也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促使我们以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倡议来填补这些方面的不足。同样，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放在数字和卫生领域的软性基础设施项目上，也将有助于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重新激发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兴趣。”

缅甸联邦副总检察长温敏女士思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后指出，未来，“一带一路”参与国必须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健康危机及其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同时加强各国之间的国际法治合作，以确保疫情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韧性。“在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必须加强伙伴关系，密切协作，包括法律合作，以确保全世界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我们还需要审视‘一带一路’倡议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价值，以及‘一带一路’框架和范围内，针对增加公共卫生体系的新投资和发展能力、加强公共和全球卫生合作与参与度而提出的规划和倡议。”

柬埔寨国务大臣昂翁·瓦塔纳则认为，各国在抗击疫情、共克时艰的过程中互相帮助，这仍然是国际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模式。他强调，中国在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在习近平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中国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经验和认识。不仅如此，在这场危机中，中国还向包括柬埔寨在内的150个国家派出了医疗专家组、提供了资金援助和医疗设备，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的责任感，诠释了合作、团结与和平在抗击疫情中的重要意义。”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古扎尔·艾哈迈德说，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众多国家和商业主体，且各国都深受疫情影响，例如项目进度的改变、供应链受到影响、合同义务不能履行等，因此短时期内商事纠纷可能会增加。鉴于此，中国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将助力更好地解决国际争端。“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两个国际商事法庭(‘一带一路’法庭)，提供诉讼、仲裁、调解服务，形成了一站式争端解决机制。很显然，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反映出中方希望建立可信赖的法庭来解决‘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

该论坛还发布了《中国法治国际论坛北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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