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官员共议“十四五”“一带一路”金融合作

蜚语

11月26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简称“文化中心”）主办，“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承办的2020“一带一路”金融合作论坛在京举行。来自金融领域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及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相关议题。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致辞时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如何服务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系统性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与投资合作水平，改善沿线国家民生，将是“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关键议题。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工会原主席何界生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为全球推动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何界生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健康金融。我国要继续完善卫生健康体系，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力量。同时，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卫生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为沿线国家走出疫情危机，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金融支持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将“一带一路”国际循环与我国的国内大循环充分对接；三是加强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通过共建合作发展电子商务、无接触支付等数字经济，助力沿线国家抗击疫情，改善提升本国产业结构；四是积极推动金融人才交流。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李克穆表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金融业的作用，要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思路着眼。一是合理规划为保障。要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发展思路要完善清晰、合理，具备可行性；二是经济效益为核心。始终把经济效益放在核心位置，量入为出，不搞无底洞工程，否则任何项目都难以维系；三是合作共赢为根基。“一带一路”建设的生命力在于合作，合作出现问题会动摇发展的根基，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强化合作共赢。
　　
李克穆并指出，金融业应该在建立服务“一带一路”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和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同时，金融业尤其需要注重项目的可行性，注重风险可控，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资金支持才有可能可持续，项目才有生命力，也就是说要使金融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持续的发挥作用，必须以审慎的、日益完善的监管为前提。
　
国务院参事、“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金融合作与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海外机构布局和业务不断优化和拓展，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很好的金融支持和保障。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城市圈经济和市县域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小微经济和小微金融的发展变得尤为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要加强合作交流，共度疫情难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交流发展小微金融的经验，更好地促进沿线国家小微经济体的发展。
　　
“有一系列的指数反映‘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进展情况，能够增加金融合作的透明度，让各方都能时刻了解合作的进展；合适的指数也能成为投资的指南针，引导全球的资本来投资，合力共建高质量的跨境投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金融指数研究中心主任苏天杉告诉记者。

苏天杉则介绍了正在研究中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指数相关情况。他说，开发这样的指数存在很多挑战。“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很多方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研究中心会坚持专业、客观、严谨的工作态度，努力让开发的指数既能反映出金融合作的实际情况，又能给业内提供投资指引。

苏天杉介绍，指数研究中心目前在研的指数包括用来衡量目前“一带一路”相关投融资发展的规模、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发展指数；用来衡量“一带一路”相关跨境投资的资金成本、流通情况的资本流动指数等。另外，根据今年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热点，指数研究中心特别开展了对供应链方面的研究，拟开发“一带一路”供应链指数，衡量相关供应链的广度、深度和安全性。

“通过研发一系列能反映实际情况的指数，我们可以把“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进程量化，做到易于衡量，便于我们规划相应的合作战略，也为有意参与“一带一路”各项事业的投资人提供清晰的指引。”苏天杉说。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徐远表示，金融科技等新技术将帮助“一带一路”国家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促进金融发展。

徐远指出，“一带一路”国家金融账户平均覆盖率低于50%，中等偏下及低收入国家金融账户覆盖率平均为32.6%，ATM普及率也很低。66个“一带一路”国家存贷利差高于我国水平。

不过，徐远表示，移动金融账户正在传统金融低覆盖国家上演弯道超车。例如，肯尼亚传统金融账户覆盖率为56%，但移动金融服务覆盖超过73%的人群；而在传统金融账户覆盖率超过98%、人均两张以上信用卡的新加坡，移动金融账户渗透反而缓慢。

王兆星表示，中国金融业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已经取得的重要进展，为下一步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此，他分享了一组数据。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布局方面，截止到2019年末，已经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近80家一级机构，三家中资保险公司，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设立6家保险营业机构。中资金融机构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另一方面，中国也在进一步加快落实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支持符合条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保险机构来华开展业务，截止去年年末，共有来自2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48家银行在华设立银行机构，另外还有一些保险机构。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和资金融通也不免受到影响。

这些影响首先表现在境外项目还款压力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出缓债、免债诉求。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各国企业项目规划施工延后，超支压力加大。随着疫情的全球蔓延，新型经济体面临本国货币贬值和经济下行压力双重打击，债务违约风险明显上升。

其次是资本市场波动加剧，金融市场振荡不利于资金的融通。疫情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振荡，欧美主要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市场和资金融通造成很大的冲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严重贬值，国际贸易投资活动明显收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外资流入减缓，资金供应受到影响。

第三表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大，流动性风险出现。因为沿线国家很多都是属于靠大宗商品、原材料、原油出口来维持他们的财政能力，大宗商品、原油价格波动，都会影响这些国家的流动性的稳定以及清偿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国和发起方的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与投资也会面临着一些风险。

王兆星认为，首先我国在高风险国家境外债权存在潜在风险，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已发生债务违约，G20已发出低收入国家主权债权缓债倡议，我们面临的国别风险将上升。

如果沿线国家经济无法从疫情中较快恢复，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种债务违约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债务重组的风险也会加大，这样都会为下一步资金融通带来影响。

其次是风险挑战，疫情以来有关国家收紧境外投资限制措施，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加大。例如欧盟委员会近期对外国投资者收购欧盟债务性资产加以限制，美国、印度等修改外商投资审查制度。

各国对反洗钱、信息安全、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监管要求更加严格，境外监管当局对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关注度持续升高。这些都使得中资银行海外布局、海外合规压力和成本进一步加大。

稳妥推进中资银行、保险机构优化“一带一路”网络布局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推进后疫情时期“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与资金融通，王兆星也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在金融合作和资金融通过程当中，应严控投资风险，做好境外投资风险的管控。

二是要继续积极稳妥推进中资银行、保险机构优化“一带一路”的网络布局，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相关金融机构应该密切跟踪全球疫情形式，加大政策支持，加强精准金融服务，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协助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的融资体系。

四是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一步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总的方向和目标，而人民币的区域化是国际化重要的推手，推动人民币为中心的区域化的新格局。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主权人民币债券，也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过程。

另外，王兆星还建议要注重统筹海外的金融管理、债权管理，来进一步优化我国债权的海外布局，加强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形成合力。
　　
论坛期间，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中国金融学年会、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金融研究联盟，旨在围绕“一带一路”金融交流、合作、发展与风险防范开展理论研究、政策分析、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等工作，为“一带一路”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此外，论坛上预发布了“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指数。据“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金融指数研究中心主任苏天杉介绍，该指数将“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进程予以量化，做到易于衡量，便于有关各方规划相应的合作战略，并为希望投资“一带一路”的投资机构提供清晰的指引。

最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许红海致闭幕词。许红海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对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十四五”时期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也需要围绕两个大局和两件大事，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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