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教授造假开除太轻 应该坐牢！

还是那片枫叶

来源: 新闻晚报

中科院院士：教授造假开除太轻 应该坐牢！

杨福家院士在上海青年干部学院举行讲座
晚报 何雯亚 现场图片

原标题：“教授造假应该坐牢！ ”

晚报记者李征报道

昨天，中科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应团市委之邀来沪，为上海青年作了一场题为《科学与文史》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诚信是大学教育的头等事，并对暑期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盗用他人论文并伪造履历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开除太轻，应该坐牢！ ”

一流本科首应“育人”

杨福家已经连续担任了12年的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今年已是最后一年。昨天的演讲内容更多也是比较当下中外高校的差异。

杨福家说，在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始终都是第一位的，科学研究则在其次，而且师生关系一定要密切，要重视课堂交流，“但现在国内高校普遍是论文第一，而非育人第一。当年我在复旦被破格提为教授时，苏步青老校长当时就提醒我：你一定要上课！ ”

他在演讲中提到，世界上一流本科教育都把“做人”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学生如何学会做人？杨福家说，这离不开名师的教导。在杨福家的求学、工作过程中，有一句极为平常普通的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这句话就是“我是顺道出来散步的”，曾经出于三个不同的人之口。早年负笈复旦求学时，杨福家曾因在课堂上指出一位名师的笔误，得到了这位名师的欣赏和指点，杨福家登门拜访后，这位名师送他出来走了一段路，当时就说了这句话。后来杨福家有幸遇到钱三强，以及近年来和温家宝总理当面交流后，他们均重复了当年那位名师的举动——外出送杨福家一段路，并留下这句话。

国内大学缺“高大”导师

近年来，国内众多高校一直提倡“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杨福家认为，国内高校的国际化之路目前模仿的、得到的更多的还是“皮毛”而非实质。 “欧美高校本科教育的精华在于‘住宿学院’。有一批知名教授住在里面，担当学生的导师，而首席导师应该是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他们是‘又高又大的人’。 ”杨福家还引用了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 Levin在2010年说过的话：耶鲁的王牌就是住宿学院。

复旦和国内不少其他高校也在尝试“书院教育”，看上去和“住宿学院”很相似，但和学生们住在一起的只是“哥哥”、“姐姐”，但在西方的住宿学院，和学生们住在一起的是足够多的“又高又大的人”，也就是众多知名专家、教授，“比如剑桥三一学院，有160多位导师和600多名本科学生住在一起，这些导师大多都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他们以教本科生，和本科生住在一起为荣。这和我们国内高校教授的常见想法是不同的，我们这里的博导、名师通常不屑于给本科生上课，更不用说和他们住在一起了。 ”当然，杨福家也指出，国内外条件不同，这些国外名校可以给予这些名师足够的优厚待遇，但学校对本科教育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什么是一流大学？”杨福家给出的标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会对母校报以感激之心，“是母校改变了我的一生！ ”

国内孩子不会不敢质疑

杨福家对国内教育界缺乏互动、交流、质疑，也提出了批评。他在现场用PPT放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一名骑着自行车的英国小男孩的照片，“2010年9月，英国首相布朗到一所小学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小男孩当场指出了他的拼写错误，把scav－anger （吃腐肉的动物）拼成了sce－vanger，当布朗表示还想查下字典确认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当场用幼稚的声音表示：布朗先生，你不用查了，我可以保证我是对的！此后，这个小男孩成了学校的小名人，大家都夸他好学、勇敢。 ”

随后，杨福家又放了一张温家宝总理在北京第35中听课的照片，照片上孩子们全都低着头做笔记，“后来我和总理见面的时候，特意问过他：那堂课上有没有学生向您提问？温总理明确回答说没有。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孩子和英国的孩子相比，非常欠缺质疑精神。 ”

杨福家说，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称为Liberal Art College，很多人把它翻译为“文理学院”，说明文理并重，学生必须学习广博的知识，但更好的翻译可能是“博雅学院”。 “博”指广博，“雅”指素养、修养，通过在课堂上受到的讨论式的、相互质疑的教育，在住宿学院内受到的名师的熏陶，在第二课堂内（学生社团、社会实践）受到的锻炼，学生就敢于争辩，追求真理，懂得思考，学会做人，学会与人相处。可以说，世界上最顶尖的本科院校都是贯彻博雅教育的院校。

教授造假应“最严重处理”

“诚信是教育的头等事！ ”杨福家在讲座中提到了今年7月国内发生的“造假教授案”，当时北京化工大学昨天发布公告，称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陆骏盗用他人学术文章并伪造履历，属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决定予以开除。此前一天，他已被取消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资格。

杨福家严厉抨击了这种现象：“仅仅是给予开除的处理结果太轻了，这是欺骗，应该坐牢！对于这样的人就要给予最严重的处理，让他今后再也不能回到教育界。 ”

他说，当年自己在复旦当校长时，某年暑期发现当年有20多人作弊，“我们当时对此制定了政策：谁上午作弊，下午就得走人！下一年作弊的人数就降到了五六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