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胡耀邦与汪东兴冲突始末：在中南海“短兵相接”

爱笛

来源：书摘

经过耀邦一系列委婉加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的洪流节节壮大。

核心提示：经过耀邦一系列委婉加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的洪流节节壮大。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


本文摘自《书摘》2004年12期  作者：戴煌  原题为：《平反冤假错案：中南海里的短兵相接》


扩大突破口时的激烈较量

一天，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一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耀邦与陈野苹谈话。那次谈话，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的几个人也在座，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大难题：这许多所谓的“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党”、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

考虑到汪东兴、张耀祠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再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组成的。耀邦他们更知道，一些专案人员在办“专案”过程中，是如何残酷迫害许多老革命的。别的不说，单以贺龙元帅专案组为例，在这个“主案组”之下，还设有十几个“分案组”，其中绝大部分是贺龙同志统率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军区的老干部。另有一位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据说就因为秦基伟的夫人曾是西南军区的保卫干部，是贺老总为他们牵线做媒的，秦基伟也由此而被关押在一个部队农场长达七年之久。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将军被打得通身剧痛实在没法忍受，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在洪湖根据地大部分失手后，曾与蒋介石派去湘鄂川黔边区诱降的“特使”熊贡卿“议妥”叛变的条文，尽管贺龙当年及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并当众公审枪决了熊贡卿，根本没有所谓的“议妥”叛变的影儿。数日后，又有一位贺老总当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证明”贺老总当时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才杀了熊贡卿。

在所谓的贺老总“现行问题”上，贺老总的一位老部下也未能忍受住专案人员的残酷折磨而信口胡诌，说贺老总为研究“兵变”先后八次召开“黑会”，着重研究如何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安插亲信夺取领导权，以及掌握控制部队等问题，并将兵变时间确定在10月1日，第二天这位骨头欠硬的人翻供，专案组便对他进行更加凶狠的批斗，叫做“打他的态度”；这位软骨症患者几次翻供均被一一打了回去，专案组非要他“假话真说”不可。接着专案组按他的“坦白交代”提审了另外两个所谓“参加黑会”的人。酷刑之下，这两位也分别承认到“会”了，但参加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都与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捏不到一块儿。

但主案组“分析”认为：肯定开过“黑会”。这么大规模的兵变计划，不开会各军区、各军兵种怎么统一到位？因而要求所属所有分案组一律以那位软骨症患者的“坦白交代”为准，“兵变”时间统一在1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编造的。从此各分案组竞相大打出手，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一位瘦小体弱的将军已被罚站二十三个小时了，浑身一软便栽倒了。一个块头很大的专案人员走上前，拧住他耳朵将他拎将起来，可手一松，他又像一摊泥似的瘫软下去。一旁的好几个专案人员冲上去用翻毛大皮鞋猛踢他的小腿，疼得他抱住腿满地乱滚哇哇直叫，直到他喊了声“我交代”，那疾雨般飞踢来的“翻毛脚”才收住劲。一个专案人员将一枝笔往他手里一塞，诱供说：“好好坦白，那天是个节日！”

“五一？”

“妈的，不对！”

“那就是‘七一’？”

“还不对！再想想，是个很大的节日！”

“那就是‘八一’了！对，‘八一’建军节，我们军队的重大节日！”

“还是不对！不过差得不很远了，再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难道是‘十一’？”

“唔，到底是哪天？说！”

“‘十一’，是‘十一’！”

“好吧，那你写下来！”

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斗争的需要”，不以为耻！

被迫害得最苦最惨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那些打手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趴下去舔了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他的专案组组长、装甲兵保卫部的某位副部长，在审讯时攥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打手们纷纷赤膊上阵，几次打得许光达心脏病发作昏死了过去。在场的医生将他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打手们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打。有一次，一个狗熊般粗壮的汉子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被强行扒掉领章的军装。

专案组还对许光达施行车轮式滚动审讯。一次，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一个姓党、一个姓都的两个大块头，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那个姓党的打手一拳又一拳地猛打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算了！”

姓党的打累了，姓都的上，同样边打边叫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许光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摧垮了！1969年5月31日，即许光达悲辞人世的前三天，人已卧床不起，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主席的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只隔六天，即1969年6月9日，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元帅于上午八时送到三○一医院，于下午二时也离开了人世……

这些，都是如此这般专案组的罪恶记录！！

时至1978年的此时此刻，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兵贵神速

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这时，耀邦才向大家谈了这次与汪东兴等人的正面交锋，并下达了准备“另起炉灶”的动员令。

但为稳妥起见，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邓小平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中南海里的短兵相接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

明眼人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

正因为这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历来不爱宣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

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

耀邦说到这儿，在座的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这样大说特说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也得想得周全些。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在中组部的部长办公室，耀邦都抽出一点时间，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

对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耀邦过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耀邦一听，不免有点气，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耀邦再考虑一下，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他一回到中组部，一直提着心的苗枫林，急忙迎上去问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讲得怎么样？”张耀光回答了三个字：“很对劲！”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他没有权力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耀邦遂找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东兴)副主席让删的。”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

会议闭幕，汪东兴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发表了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

“两个凡是”的主阵地终于被突破

经过耀邦一系列委婉加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的洪流节节壮大。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

1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