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胡耀邦与华国锋的亲密关系

Mary

　　

　　华国锋、叶剑英与胡耀邦（前排从左至右）（资料图）

　　
　　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胡耀邦与华国锋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他们二人都身居最高层，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很难了解到全面而深入的材料。但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特别是在办《理论动态》的过程中，多次讲到他与华国锋之间来往的情况，这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将我掌握的这方面的情况，作一叙述。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胡耀邦十分尊重华国锋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的第一个岗位，就在中央党校。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调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样，华国锋就成了胡耀邦的直接领导。
　　
　　其实，胡耀邦与华国锋早就共过事。
　　
　　1962年11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下放湖南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任第二书记。胡耀邦生于1915年，时年47岁，华国锋生于1921年，时年41岁。1964年7月，胡耀邦离开湖南。胡与华在湘潭合作共事一年多。粉碎“四人帮”几天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去看望胡耀邦。叶帅的儿子问胡耀邦：你对华主席熟不熟？胡回答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从这个口气看，当年，他二人相处的关系是好的。胡耀邦对华国锋是真心拥护，十分尊重。这从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言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1977年3月28日，胡耀邦对中央党校政经教研室负责人谈话时说：要加深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的认识，加深对华主席的认识。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接班人、好学生，要加深认识。华主席和华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路线解决得好，加深认识很重要。
　　
　　1977年3月29日，胡耀邦在一个会议讲话时又提出：要加深对华主席、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伟大意义的认识。粉碎“四人帮”以来政治上组织上路线正确。要更自觉地团结在华主席、党中央周围。
　　
　　1977年7月16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7月29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组长副组长会议讲话时说：邓小平同志出来做副主席，对我们事业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要把确立华主席地位和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事好好讨论讨论。这是大形势。
　　
　　1977年8月22日，胡耀邦在全校传达党的十一大精神大会上说：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次是我们的华主席接过毛主席的班，是华主席领导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粉碎“四人帮”到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是10个月。这件事本身就充分说明，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党和人民的英明领袖，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这次会议上，叶副主席在党章报告里再一次充分肯定了华国锋同志在我们党的领袖地位。叶副主席又一次指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的接班人”。
　　
　　“接班人”、“好学生”、“英明领袖”，是当时流行的对华国锋的赞誉之词。这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胡耀邦使用这些语言，同样难免带有那时的历史色彩。但是，胡对华的尊重是真诚的，这一点，在中央党校的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看得很重。
　　
　　1977年3月30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等负责人谈话时说：华主席兼校长意味着两条，主要是意味着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在理论上破坏得很厉害。再是意味着抓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这是“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的，要恢复。
　　
　　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整风会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1977年4月7日，整风会议开始，胡耀邦在讲话中说：我们的这次会议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会议，是为执行华主席提出的加强和整顿党校，迎接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战斗任务的会议。会议的目的、要求、时间和开法，在向华主席、汪东兴同志的请示报告中都扼要地说到了。
　　
　　胡耀邦说：我们的大小事情都是报告请示了华主席、汪副主席的。有关中央党校的整顿、复校和教学工作方面的重要事项，如整风会议、中央党校机构的设置、领导干部的任命、课程的设置、班次和时间，等等，胡耀邦都向华国锋请示报告。
　　
　　中央党校是10年“文革”的重灾区。胡耀邦到党校，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连校舍都被别的单位占用着，真是百废待举！华国锋要求，中央党校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以后尽快复校开学，任务很紧迫。胡耀邦千方百计地努力，停办了10多年的中央党校，终于在9月下旬开学上课。
　　
　　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工作也放手支持，及时批复胡耀邦的请示报告。胡耀邦报送的中央党校教学计划，华国锋说，中央不讨论了，就照这个计划执行。这是对胡耀邦的充分信任。
　　
　　中央党校复校开学以后，胡耀邦又提出：华主席要求我们把党校切实办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党校建成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其实，这是胡耀邦提出、华国锋同意的）。我们离这个要求还很远，他提出，要努力实现这个办学要求。
　　
　　华国锋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工作是很满意的。1978年1月15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华主席反复讲，总的精神对党校很满意，学习满意，风气满意，其中之一是《理论动态》。
　　
　　华国锋很赞赏胡耀邦办的《理论动态》
　　
　　为了推进拨乱反正，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复校过程中，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每期都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华国锋很重视这个刊物，给予肯定和表扬。
　　
　　1977年10月12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理论动态》，这是华主席表扬过的。胡耀邦还说：华主席秘书对我讲，华主席准备批它一两期（指批示、批转《理论动态》的文章——作者按），怎么批还没想好。
　　
　　1977年12月12日，胡耀邦正式出任中组部部长。12月30日的《理论动态》第34期（提前印出发行），刊登了《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一文，这是胡耀邦出的题。1978年1月31日，胡耀邦在中组部的梁秘书给理论动态组打电话：“华主席说这篇文章好。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提法很好。他叫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组参考。”梁秘书还说，起草组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在12月30日晚上，拿了创刊以来所有34期《理论动态》问起草组同志，这三十几期你们都看过没有？这一期看过没有？这一期写得很好，观点也是好的，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都是好的。华国锋同志把这篇文章中的三个问题讲了一遍后说，现在就是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我们全党同志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么学习呢？多谋善断特别重要。他对文章的第三段“多谋善断”反复地讲，要大家好好看一看，学一学。这对胡耀邦来说，是一个鼓舞。他对我们说：党校在华主席扭转乾坤中起些作用是很光荣的；在继往开来中，占一个光荣战士的地位，我们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现在华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我们要好好干。
　　
　　在开始一段时间，胡耀邦很赞赏华国锋的一些思想观点，曾要我们进行宣传、阐释。
　　
　　1978年7月9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华主席讲有两种学习，一个是从头学习，一个是重新学习。从头学习是四个现代化；重新学习是过去的东西丢掉了，淡薄了，基本东西丢了，主席教导忘了。一些自以为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人，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东西丢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学通……
　　
　　1978年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对我们提出：还有请注意，要积累华主席讲话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来，编一些东西，自己备用。《动态》上要适当引一点，不用粗体字，用他的思想。对领袖我主张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对改进文风有好处。
　　
　　胡耀邦还提醒《人民日报》，要重视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他在1977年11月14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昨天，我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讲，华主席、叶副主席讲了那么多，你们不写社论！
　　

　　华国锋（网络图片）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两次长谈
　　
　　胡耀邦对我们讲，华国锋同他有两次长谈。
　　
　　第一次是1977年12月。在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简要地讲了这次谈话的情况，现将我的记录抄录如下：
　　
　　华主席前几天同我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糟蹋吗？毛主席的嘱咐，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华国锋）先从这个问题讲起。然后想，搞不成怎么办？没多考虑，被他们（“四人帮”）杀了，没多想，置之度外。然后想，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肯定，他们也不会成功的。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时机，然后考虑时机。几个小时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将来都是很好的革命回忆录。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一定讲得很详细，但胡耀邦只是简略地同我们讲了一下，我的记录更简略。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是1978年7月。
　　
　　1978年7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召开会议，传达了华同他的谈话。下面抄录我的笔记。因为是谈话，有些语句不很连贯，但意思是清楚的：
　　
　　本来只想找理论动态组同志谈一谈，再一想，索性找党委、教研室同志一起来谈一谈。
　　
　　前天下午和晚上，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九个多小时，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凌晨一点多，实际上九个多小时，一分钟也没有休息，一面吃饭一面谈。华主席谈了许多重要思想，非常开窍的，是随便谈的，我也没有作记录。整整九个半小时，华主席谈得津津有味，他提出来，反复要我考虑，是商量的口气，根本不能作记录。今天谈的话，都是我的体会。
　　
　　华主席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他说，我看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这是第一个问题。与这个问题有联系的，也是与兴旺发达有联系的，他想的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现在党内国内最广大的人民最关心的是这两件事：大干快上，安定团结。
　　
　　我们不能离开大干快上谈安定团结。华主席开始同谭启龙同志谈，第一句话就是，你什么时候回去，你的白发也经不起几次折腾了，我们的国家也经不起几次折腾了。寒暄几句后问，柴达木的工程什么时候可以上马。他看了谭启龙同志给他的报告。可能报告的保险系数大一些。他说，我看不能等到1985年后再上马，要在1985年前上马。他说，今年的形势不错的。我们抓一下小麦和越冬作物，可增150亿斤，减产的只有二三个省，主要是陕西……现在许多地方供应很好。四川已发通知，一个月每人二斤肉。许多公共食堂5斤肉，好几个省的冷藏库储存不下。我说，华主席，现在有两句民谣，听到没有：要吃粮，问紫阳。要吃米，问万里。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好些省抓了这个。
　　
　　华主席说，今年农业究竟怎样，要到阴历八月份才能见分晓。今年10月要开中央工作会议，解决农业问题、计划问题。农业增产150亿斤，我看步子小了……我看搞四个现代化步子可加大。他问我，你不是对其他国家情况也有研究吗？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不要二十三年，我看可以提前。他讲了日本。1965年，二千多万吨钢，1975年就一亿吨钢，十年。西德，二次大战以后，西德的破坏惨得很，70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重伤，家家户户有死的人。西德的翻身是五十年代之后，也只十几年。一个西德，一个法国，一个瑞典，一个日本。瑞典人同他谈，多少年前技术也是落后的，除了太阳是自己的以外，其他先进技术都是进口的，现在收入很高。
　　
　　资本主义比较老大、技术比较落后的是英国，保守，房子坏了还是照老样子修，建筑没有什么大的现代化的东西。我看我们能加快速度的潜力很大。第一是有九亿七千万人。我们不宣布那么多，宣布多了人家吓坏了，联合国会费要加几千万元。第二，资源非常多。石油，煤。柴达木23万平方公里，又有油，又有气，准备5年之内修通到南疆的铁路。南疆油田57万平方公里。
　　
　　许多外国专家说，南疆等于一个阿拉伯。沿海最近请了美国考察团。他们想同我们合作开发南海油田，全部由他们负责，打出油就分成，打不出油一个钱也不要。他选中了南海，打出油后至少十五年分成，三七开，或二八开。一口井十五年之内最旺盛。这个办法我们不会同意他干。他从卫星上侦察，油是大量的。他看了渤海的油井后，大吃一惊。河南、辽宁、山东、江苏，这一带都会有油的。大庆一年5000万吨。他们提十个。华主席说，提十来个。一千万吨原油出口就十亿美金。上十年，十多年，把油搞到5亿吨。有油就有钱，资金就解决了。过去把大豆、苹果、棉纱弄出去，多少年才搞四五十亿，把生活水平压得低低的。
　　
　　世界上煤多得没法计算的是中国。开滦到今年一百年，开采了6亿吨煤，平均（每年）600万吨，现在还有80亿吨储藏量。皖北煤田现在有多少，不知道。单讲山西，500公尺以上的有1960亿吨，一年开采20亿吨，可开一百年。我们的能源得天独厚。日本要我们的煤，美国、欧洲也要我们的煤。我们产不出这么多。西德一台采煤机5个人日产量40万吨，一铲100吨。只要首先把这两项抓够。
　　
　　现在要考虑，东西都在地下。能不能大干快上，要找出大干快上的措施、关键。现在究竟有什么问题，主要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引进先进的成套的设备。开始同日本订长期协定，只同日本订，日本鬼子翘尾巴，英法吃醋，拼命请我们去，同日本人抢生意。谷牧、顾明、姬鹏飞等出去，总统、总理接见，都是要做生意。法国主动提出把美元存入我国银行，低利，50亿到200亿美元。我们有两条路：第一条路，从外国引进设备，让他们剥削我们一点，付一点学费，但求得一二十年翻过身来。第二条路是，林彪、“四人帮”的阿Q精神，“自力更生”。50年搞得起来吗？我们已浪费了十几年了。华主席告诉我们，唐山的一个日本的现代化发电站，他们帮我们安装。我们派人学了半年，回来还不能操作。因为培训半年中不给你实际操作，现在还是靠参加基建安装的人操作。资本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最大的家伙也愿意给你……汉口的轧机说部分东西自己造，但不行，耽误了一年多。不要相信林彪、“四人帮”吹的那一套，什么万吨巨轮，罗马尼亚都造5万吨的。华主席说，原来想进口65亿成套设备，常委讨论180亿。现在想法变了，进口500亿。不是没有牺牲，要承受一点剥削，剥削加上当。资本家的本性是唯利是图。不然，乌龟爬行，一百年，几百年，还上不去。这是一大决策。
　　
　　第二个，怎么搞计划。二中全会一听，是先进计划。现在，华主席说，耀邦啊！我们落后了，要重新搞啊！不要以为我们思想很先进了。有一个困难，农业怎么加快，要全党再动脑筋。现在已开始务虚，要提交工作会议再讨论一次。
　　
　　第三是外贸问题。500亿美元引进什么，怎么花？现在存了20亿外汇，花不出去，不知买什么。外贸怎么搞？多少年前就是打猪肉、苹果的主意，还有工艺品，搞得辛辛苦苦，才几十万元。
　　
　　第四个问题是管理人才问题。华主席谈得多，非常多。耀邦啊！我们确实不适应，领导不适应，工程技术人员不适应，大学生不适应，我们的工人也不适应。他批评了一些现象，从历史上谈了许多现象。插秧机是我们发明的，日本引进去，三年就普及了。我们自己到现在不能过关。然后讲养鸡场。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情况，人家机械化养鸡，15万只，只两口子，加上两个上学的孩子。
　　
　　红星农场21万只鸡，280人，保卫干部4个。我们现在这一套，管理水平之低！人家挖煤，日产40万吨，5个人。美国现在一年7亿吨煤，19万人。我们5亿吨煤，220万人。今年钢可达3100万吨，工人300多万。这同全世界所有炼钢工人加起来差不多。华主席还当场批评一个农业先进单位。本来给他的机器（可以）收割90%，结果只用10%，还是出大力，流大汗，把这叫先进思想。什么先进思想，是落后的，小生产思想。什么全靠两只手，白天黑夜干。然后谈到按劳分配，要下决心，总的方针还是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罗马尼亚就不同意这种口号，搞定额，连部长也只发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办得好，加（嘉）奖。
　　
　　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关键工人，工资比厂长高。一个礼拜休息两天，开汽车出国旅游。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上海十年来第一次敞开供应鱼，原因之一是拿出产量的1%作奖励。华主席说，现在井上井下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准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通知，改变工资制度，不然误国误民。有错误的传说，按劳分配问题上，中央有不同看法，没有。教育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有很大魄力，留学生今年出国一千，明年出国三千。小平同志特别讲，审查不要那么严，跑掉几个不要紧。今天我对组织部人讲，跑人，最早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总政委，多少机密啊！怕什么啊！过去审查留学生一年多，结果一些人还是不合格。还有，高级干部怎么办？保守无知，强不知以为知，当官不当家。
　　
　　最后，华主席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一下，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国。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出国有什么好处？扩大影响，领导是团结的嘛。扩大影响，开眼界。我插了两句：我们一是夜郎自大，一是坐井观天。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他说，你们考虑一下。现在高级干部价值规律不懂。我说，省委书记说到党校半年受不了，是否可以两个月，来学一门。他说好啊！
　　
　　我回来后想，华主席为什么找我谈了九个多小时。华主席对经济情况非常熟悉，数字很熟。搞得好，把方法搞对头，把大干快上的关键抓好，我们花十三四年，是可以搞上去的。这是二三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问题，是今后几代人的问题，是全国人民命脉所在的问题。十几年打他一个翻身仗，我还能看得上，这是最令人神往的东西。
　　
　　刚才忘记了讲几个情况。
　　
　　华主席说，中央已决定了，1985年前，搞20万吨聚丙乙烯，等于4000万担棉花……现在每年只用1000万担棉花解决穿衣问题。那就要进口设备。现在整套的领导方法、管理方法根本不行。我们《理论动态》曾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究竟怎样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也不知道。
　　
　　要大干快上，国内要安定团结。这就要消除一些不利团结的因素，或者说，扫除安定团结的障碍。全国人民是要求安定团结的，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前天晚上也有一些交谈，我归纳起来：
　　
　　第一条，总要把“四人帮”余党，同阴谋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尽可能搞干净。这是不安定团结的主要祸根。十次路线斗争死党，毛主席说200人，现在200人打不住，加十倍，二千，也不多，三千左右。历史上搞历次政治运动，战略上是需要的，但战术上很粗糙，右派47万。这一次，死党骨干三千左右，上海八十几个，山西准备定四百二十几个。华主席说，现在管干部，你在那里，我相信你是稳当的。真正控制在三千左右，比解放以来任何一次运动都控制得好。
　　
　　第二个问题，要把多少年来下面那个大贪污、大盗窃犯，民愤很大的打砸抢分子解决。这几种人，确实是林彪、“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这是下面搞“双打”的问题。有的地方已搞了，有些地方还未搞。不搞则已，要搞就搞稳妥。哪些地方要搞，哪些地方不搞，如社员里，工人里，学校里，机关里，搞不搞。要搞大的。最近财经会议讨论，说（贪污）1000元以上的人很多。又要坚决，又要稳妥。至于“文化大革命”打了人的，打死人的，哪还能查得清啊！华主席说，请你考虑一下。我想搞一个关于“双打”中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总之伤人不要过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么就不搞，要么就过火。29个省加上中央三万人，加一倍六万人，不算什么。要搞，教育意义很大。不要太急了，不要太快了。
　　
　　第三，狠狠抓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问题。第三战役究竟抓什么，不要动摇，就是抓肃流毒，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就是推不动，要就是抓起来，要就是我这里没有流毒。我在组织部说，我就有不少流毒，拥护过林彪。有些人要么就是打棍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针对谁？就是抓这个。“三不主义”要扩大为“四不主义”。我们脱离群众吓人啊！有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吓人，坐在办公室，下乡就前簇后拥。好多事情现在顶牛得很厉害。
　　
　　《理论动态》上写的定额管理、集市贸易、家庭副业，都是华主席讲过的。他不看。是人家增产还是你增产？华主席说，他批评了他们，郭凤莲都哭了。这个自以为是，可骄傲了。肃流毒要心强手软，非讲得厉害一点不行，夜郎自大。要打招呼，不然将来整风不好办，我们是真整风不是假整风。有些地方摸不得，只能讲成绩，讲缺点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帽子大得很。不把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方法、作风大力冲刷一下，团结不好，没有思想基础。
　　
　　第四，要坚决落实政策。五大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下乡行不行？我说凡是能不下的尽可能不下了。同工农兵结合先同工人结合。现在的上海、天津、北京，到1985年还要下乡1800万。现在下面的800万，每年花10亿，下面还要花10亿，一年20亿。
　　
　　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在城市搞建筑和其他事业。快速铁路、快速公路，什么时候搞，在哪里搞？东北、京津、长江三角洲，都可以搞。我同意小平同志讲的，下乡徒有虚名，群众又不拥护。民族问题之多，边疆问题之多，冤案之多！组织部门先走了一步，公安机关有的地方管不了……现在脱产干部1670万，可能有200万要复查。前天华主席还讲，有些大的历史案件，组织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见，中央小范围讨论一下。有的大队，地富反坏到了30% ~ 40%，叫人痛心。
　　
　　第五，现在和今后必须功过分明，是非分明，赏罚分明。现在还是有是非不分明，功过不分明的问题。不然，党史怎么写？华主席说，干部队伍要从长计议一下，要发现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我认为好。选拔干部要走群众路线，召开挑选优秀中青年干部汇报会，这个办法好。还有要把有才干的老干部选出来。还有赏罚分明的问题。
　　
　　工人要考核，教师要考核，干部能不考核吗？干好干坏一个样，干部里更严重。是否一年考核一次，由群众评议，要加紧研究这个问题。有几个问题要解决好，年老体弱的生活上政治上一定安排好。犯错误的干部一定不要整得过火，整过火了不得人心。能不处分的不处分，可以用调动工作的办法就用调动工作的办法。华主席讲得很多。华主席说，你对干部稳妥，我是赞成的，放心的。现在，29个省市，中央77个部门，106个一把手，加上二把手212位，加三把手318位。106个人许多是新安排的，换的也不少了。换一个人，国内就有一个波动，国外就造谣。
　　
　　现在，106个大部分很能干，很优秀，老当益壮。是不是也有少数同志群众有意见，有的，我同华主席讲了。华主席感到非常为难。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调换一下。每个同志都要爱护团结的旗帜，又要用妥善的办法消除不利团结的因素。
　　
　　华主席这两条，一条是大干快上，一条是安定团结。
　　
　　这半年多来，一次谈七个小时，一次九个多小时。他主要的心思、心血，（是）关心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路线，就是大局。关系我们民族的前途，带关键性的两条。我们观察问题要抓住这两个问题。这是生死攸关、前途命运的问题。
　　
　　以上是我当时作的笔记。
　　
　　这天，胡耀邦情绪亢奋，话语中流露出对华国锋的敬重之情。半年多来，华国锋找他谈了两次。这第二次是7月4日，是在中央正酝酿加快发展，提出建设120个大项目以后（二、三月间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
　　
　　胡耀邦完全赞同华国锋的主张，并积极贯彻。他把中央党校党委同志和各教研室同志找来，传达华的讲话精神，就是要他们贯彻。会后，他把理论动态组成员留下来，要求撰写文章，宣传阐释华国锋的思想和主张。
　　
　　半年中，华国锋两次与胡耀邦长谈，就治国治党大计同他商讨，征询他的意见。这充分表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
　　
　　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批评“新老个人迷信”
　　
　　前面讲到，胡耀邦要求我们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但他明确提出：对领袖，可以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表明，胡耀邦是反对搞个人迷信那一套的，对华国锋也是这样。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老的个人迷信继续盛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个人迷信——颂扬英明领袖，到处挂英明领袖的像，高呼英明领袖万岁。但毕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这种现象很快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对此更有旗帜鲜明的立场。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他在信中说：“我们曾经参观了北京市一个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场领导和职工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你关心人民生活，亲临该场视察和题词的动人情景，我们深受教育。”信中接着说：“在该场的会议室内，看到了广大职工对你的热爱，故将你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式，事后一直在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不知你到过的基层单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形式？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王立本进而指出：“对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作风，如遇有地位的大唯心主义者赫鲁晓夫，经过他的利用和发酵，就有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以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王立本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
　　
　　敬礼
　　
　　华国锋
　　
　　一月十六日
　　
　　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借此机会大讲了一下。他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讲了北京市委落实这件事的情况，然后从更广的角度对这样的事发表了中肯的评论。
　　
　　胡耀邦说：
　　
　　我为什么要从这封信说起？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联想到许多问题。
　　
　　这次同志们结业，中央领导人没有来与同志们见面、讲话、照相，在许多同志想来，可能是个遗憾，感到美中不足。但是事情往往也是两点论，从另外方面来想，确实可能有好处。中央开过三中全会，你们回去讲：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央同志没有来同我们照相，这不是很好吗，多少年来我们每次会，不管哪一级，都是一把手一定要到场讲篇话，照个相，这才叫做领导支持了，一定要这样才算数。仔细想起来，这种风气并不好，对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并不利。
　　
　　他接着说，党的三中全会在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不要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必须执行。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胡耀邦还向学员提出，你们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应成为坚决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我觉得王立本同志的信之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个地方。他看出那些不符合我们党传统的东西敢于提出来。我们需要这种作风，需要这种勇气。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虽没有正面批评华国锋，但也没有一句赞扬华的话。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这里，还应当介绍胡耀邦的另一次讲话。
　　
　　1979年2月28日上午，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这次讲话中，他也着重讲了反对新老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党内不能再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他具体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同志们，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太多太大了。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年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们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呀，正确呀，伟大呀！同志们，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了呀！多少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都有教训呐！不是说这几年文艺方面没有创作，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东西，解放了思想，但是，也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同志们，以后不要搞这一套噢。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什么组织原则，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嘛！
　　
　　胡耀邦这一次旗帜鲜明的讲话，是对新的个人迷信的又一次有力冲击。
　　
　　《理论动态》第118期(1979年2月28日)刊登了《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一文，又在212期(1980年6月20日)刊登《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笔者是这两篇文章的撰写者。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新老个人迷信一起清算。这两篇文章都是经胡耀邦审阅修改定稿的，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先后作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批评华国锋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具体表现，并指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胡对华的“五个承认”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在6月24日发表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具体分析一下，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与许多事情有直接牵连，尤其是不少重要的项目，都是汪东兴亲自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直接牵涉到他。所以，汪东兴不但规范地提出和发布“两个凡是”，而且在实践上坚决贯彻，寸步不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就立即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态度。特别是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他批评大寨坚守老一套办法。在1978年7月9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那天华主席讲保守思想，有些人把落后的东西看作先进的，把僵化的、保守的东西看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
　　
　　华国锋并没有因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疏远他。从上述他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看，他对胡耀邦是那么地信任和器重。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胡耀邦在党校的这次讲话中两次讲到，华国锋认为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
　　
　　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
　　
　　胡耀邦在1978年8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集中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现将他的话抄录如下：
　　
　　自从“两个凡是”以来，我说实际上这种思想方法有一个特点，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一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四清、旗帜(的态度)，都不许动；再一句，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种思想，从思想领域到政治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一套。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都不许更改，都神圣不可侵犯，是非怎么会清？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县委对省委也一样。这个思想不冲破，怎么得了！所以，邓副主席讲，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现在各级都有这个问题。
　　
　　1978年8月23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又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
　　
　　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过去错的也不许动，今后是你上面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照搬，从实际出发，今年是没有希望了，明年是否能做到？一个县、一个公社，都要从实际出发。主席在井冈山时说“拿本本来”，现在是“拿文件来”，别的都不算，报纸、马克思主义原理、方针、实际情况，都不算。
　　
　　1978年10月11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
　　
　　现在有些干部有个忧虑：是否是十二次路线斗争，是不是要抓什么分子。我们就在思想理论上讨论，不要讲前途命运。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千万不要搞进攻的姿态，可搞防御的进攻。你说我砍旗，我说你连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不说你砍旗。我说林彪是假高举，不说现在是假高举。
　　
　　胡耀邦很注意防止在干部中产生又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觉，强调这个讨论是解决思想理论问题。
　　
　　很明显，胡耀邦是把“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在对待“两个凡是”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也有差别。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次提起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其言耿耿，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就胡耀邦来说，他没有从华国锋那里直接感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挡，相反，华国锋对他的工作是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但有的问题讲得也有些过头。
　　
　　还有一点，包括胡耀邦在内，人们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化，需要全面看，要作具体的分析。
　　
　　【来源：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11期、12期】（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