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与中日关系同时滑坡并非有利局面

作者：王缉思 来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中美与中日关系同时滑坡并非有利局面

　　佛经有“一沙一世界”之说。对中日两国而言，东海上那座宛如水中细沙一样的钓鱼岛却成了两个国家改善关系的最大障碍。在中国人眼中，钓鱼岛象征着国力上升时期的民族尊严和领土主权，没有妥协的余地。经济停滞多年的日本，民族主义也被激发出来，担心对中国的任何让步都可能令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例如琉球群岛归属问题），日本“输不起”，因此顽固坚持既定立场。同时，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中再次突出。日本为牵制中国而在军事和安全方面进一步向美国靠拢，中国则认为美国为了防止中国崛起而挑动中日矛盾。于是一个奇怪的局面形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合作伙伴——美国和日本，恰恰成为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如果跳出当前博弈看历史，中日关系本不应是今天的样子。周恩来总理曾形容中日关系是“两千年的友好，五十年的不幸”。更不幸的是，这50年的不幸压倒了过去的两千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42年。而今，靖国神社、教科书和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同日美安全关系强化、钓鱼岛争端等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人无法对短期内化解矛盾抱有信心。此外，一些中国人认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无法容忍中国的崛起，日本不过是美国在亚洲全面制衡中国的棋子，中美关系才是中日关系的根本。在探讨中日关系时，这个偏见应当得到纠正。

　　美国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但非主导因素

　　建国以来，中国一直认为美国企图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被认为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最大外部威胁。在冷战初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又对中国构成安全挑战。战后日本一直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同盟，在外交上基本追随美国。因此，中国对美国的警惕和防范，必然包括对日本的警惕和防范。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国际大背景是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初步解冻。其实，此前的十几年里，中日民间交往和小范围的贸易交流早已超越官方关系，同完全隔绝的中美关系形成对照。中日交往有其自身动力，中美关系解冻只是给中日邦交正常化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中日建交的另一个条件是共同对付苏联扩张的战略需 要，其“战略性”体现在双方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的“反霸权条款”上。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发展顺畅，中美关系却“卡”在台湾等问题上，直到1979年才正式建交。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面临“人权”问题的压力，中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层出不穷。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合作很快恢复正常，1992年实现了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1992年10月23日晚，明仁天皇在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举办的欢迎宴会上郑重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并开始了国家的复兴。”与中日关系的“热络”相比，中美首脑互访到1997~1998年才得以实现，其中还经历了李登辉访美等严重危机。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中日关系同中美关系经常是不同步的。中美关系陷入僵局不一定会造成中日关系恶化，反而可能促使中日拉近距离。一些日本观察家过去甚至抱怨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要显著地强于中日关系，后者更像是前者的一个“备胎”，“只有在同美国发生冲突时，中国才想起日本”。

　　在当前的亚太大棋局中，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确实是利用多于警惕，美国的一批保守派战略家甚至认为日本右倾化正合其意，因为对手中国的崛起显然比盟友日本的右倾化更令人不安。美国从中日矛盾中渔利甚多。不过，美国加强对日关系，敦促日本加入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非完全出于制约中国的考虑，而是希望日本在全球安全和国际经济问题上协助美国。美国担心中日关系失控，使美国卷入一场得不偿失的军事冲突。日本从美国借力应对崛起的中国，不等于美日在美军基地等问题上的矛盾会烟消云散。因此，将中日目前的纠结问题主要归因为美国因素的干扰，不但有失偏颇，而且不利于我们处理复杂的对日双边关系。只要中日两国都决心排除障碍，恢复正常交往，美国是难以从中作梗的。

　　近年来，在多方面因素的交织下，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同时滑坡的现象已经出现，这对中国绝非有利的战略局面。要扭转这个局面，中国有很多工作要做。中美两国首脑的经常沟通，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多渠道、多层次的中美官方、智库、企业对话和人文交流，有效遏止了中美关系的下滑趋势。中日关系也应如此。中日官方政治关系的恢复有待时日，但应坚持让民间往来少受政治影响，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应受到鼓励。

　　国际政治绝非仅仅是权力政治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大国。我们是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却在许多方面还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我们的影响正在迅速传遍全球，却还没有在亚洲获得主导地位；我们拥有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还不具备足以影响外部世界的价值体系；我们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却又受到西方的制约，需要努力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在中国化解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与日本相关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将直接影响外界看待和应对中国的崛起。

　　国际上弥漫着这样一种思路——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走上与现存霸权国家争夺权力的道路，因此强大起来的中国势必想在亚洲称霸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这种思维模式在美国和日本都有相当的市场，并因中国的“强势”而使两国的保守势力相互呼应。这一思维逻辑是成立的，但又是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而打破的。如今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前所未有，社交网络冲破一切障碍，是对战争和国际冲突的巨大制约，也使“换一种方式看待世界”成为可能。

　　我们应当克服这样一种想法：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发展到足以压制对手，我们就可以让日本甚至美国服气，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过，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没有提供什么大国成功“压服”其他国家的先例。美国的硬实力曾经是越南的几十倍，后来又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但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让各个时期的美国泥足深陷而无法自拔。苏联曾经压服过自己在东欧的“卫星国”，还企图压服相对弱小的南斯拉夫，也占领过阿富汗，其结局早已成为历史。

　　德国的历史也很说明问题。近百年前，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严重打击，但它没有被“打服”，仅仅用了20年就重新崛起，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德国又一次被“打趴下”。但这一次，德国人深入反思，认识到希特勒时期的种族灭绝、军国主义、领土扩张政策是错误的，不允许国家重蹈覆辙，不寻求用军事手段报复。这样，德国才取得了令当今世界钦佩的成就。

　　诸多历史事实说明，压服和征服他国不能带来持久和平。要使曾经发动战争的国家改弦更张，走和平道路，不能靠实力压服，而是要树立道德典范，启发它自省反思。国人须知，国际政治不仅仅遵循丛林法则，也不单纯是弱肉强食。一个国家的强大确实会改变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但未必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绝对衰落，因为这种强大也会带来机遇：我们可以和美国合作修建高铁，可以和日本合作治理环境污染，可以和欧洲一起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合作共赢，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而言，都不应只是外交口号、政策宣誓，而是利己利他，造福世界。

　　风物长宜放眼量

　　中日关系也不仅仅是力量对比的问题，它还牵扯到文化和价值观，牵扯到体制和软实力，牵扯到两国社会的相互理解。我们的政策中有很多值得宣示的内容。例如，中国政府发布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强调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国文化中倡导和平和谐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现在才过了6年，时过境迁，日本领导人做了一些令人反感、遭受谴责的事情，但上述基本评价是否需要完全否定，如何防止日本走向对抗国际社会的道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外交中好的基调必须继续坚持。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在外交中遇到暂时困难，就修改甚至放弃正确的主张，会向国内外传递错误的信号：中国今天之所以强调和平发展，只是因为国力还不够强大；一旦中国足够强盛，必然还会走强权政治的老路，想把美国、日本和其他对手踩在脚下。倘若我们给国际社会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尽管历史充满不快，但中日之间不是只有战争和敌意。即便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也有很多故事让两国人民心生温暖，很多瞬间让两国人民心怀感激，很多点滴让两国人民心存希望。也正因为这些，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才令人尤为痛心；但也正因为痛心，我们才需要通过努力让它回归正常。日本的战争罪行不能遗忘，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也同样不能付诸东流。

　　这是考验中国人战略智慧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中日争端的表象之下看到民间的良性互动，能不能在政治僵局的困顿之中推动社会的正常交流，能不能在历史长河中看到人性善良的根基，能不能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喧嚣之外听到有利于中日关系改善的声音并且主动去弘扬积极因素？能不能在危局中看到良机，能不能在迷惘中找到希望，能不能化解仇恨，实现共赢？如果我们做出肯定的回答，就去做出实际努力吧！

　　1935年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中这样吟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到了1958年，毛泽东对这首词做出了重要修改：“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如果在中国处于同西方世界和日本相互隔绝的时期，毛泽东尚怀“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诗意想象力，对日本人民寄予厚望，那么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人就更应该具有胸怀全人类的气魄。让我们牢记毛泽东的警句：“忘记日本人民是不对的。”

　　（王缉思：曾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副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2005年3月至2014年1月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14年1月因年龄原因卸任；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文章选自《环球财经》，记者：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