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不一定会采纳“中国模式”

郑瑟

来源：共识网

经过几天断断续续的电话联系后，傅好文(Howard W. French)和郝胜利(Hao Shengli，音)见面了。

这是一个在10几年前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场景：一位美国媒体人，一位河南农民，他们见面的地点，既不在华盛顿或纽约，也不在郑州或北京，而是在距离中国和美国同样遥远的非洲——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当郝胜利的丰田皮卡车停在我的酒店门口时，他正在对着电话咆哮。他有点儿匆忙，怒气冲冲。我们利落地握了一下手，郝甩出一串粗俗的中文，竭力让一个同胞搞懂他的意思。我终于理解了，他想买点东西。‘中国被这些方言搞得一团糟。’郝挂了电话后用英语跟我说。我站在那儿，上午的热浪已经让我汗流浃背。郝开始呵斥他那高大强壮的莫桑比克司机约翰，约翰之前一边冷冷地抽着烟，一边整理皮卡车车厢里的东西，为我的包裹腾出地方。‘You, cabeça não bom, 混蛋东西,’郝说。最后一个词用的是中文：他在一个短短的粗鲁的句子里用了三种语言。”

带着这些栩栩如生的描述，傅好文的新书《中国的第二块大陆：百万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新帝国》(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把目光瞄准了以郝胜利为代表的在非洲生活的至少100万中国人，他们往往是志愿来到非洲，而非国家公派。

关于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大多集中在宏观的地缘政治分析或者描述非洲当地人对中国投资的种种反应上，而那100万张鲜活的面孔往往只以群像出现。

傅好文很适合写作这一主题。1980年代早期，傅好文就来到科特迪瓦，在当地教英文做翻译。他的新闻生涯从为《华盛顿邮报》和其他西非出版物当自由撰稿人开始。1986年，《纽约时报》雇用了他。长期在非洲和中国工作的他，让他对这两个地方都非常熟悉。2004年，他写成《免费奉送的大陆：非洲的悲剧与希望》(A Continent for the Taking: The Tragedy and Hope of Africa)一书，同时，他也练就一口流利的中文。

因此，郝胜利这样的中国人可以向傅好文袒露心迹。他在迪拜的生意失败了，但那里的曾经援助非洲的中国农业专家启发了他：去非洲，你能很便宜地拿到好地。郝独自飞到马普托，没人在机场欢迎他，他一句话也听不懂。最终他来到Inhambane省南部，用帮助当地修路修桥来讨好当地人，获得了一块土地。但是在短暂的温暖之后，周围村子里的人开始打听他是如何获得土地的，并且要求赔偿，有些人还说这些土地是祖上留下的。

“当地人不友好，他们是农民，认为政府夺取了他们的土地，然后给了我们。他们自己没有了土地，很不爽。他们为我们打工，他们也不爽。事实上，莫桑比克政府给了我们土地，但不是永久的。一些年以后，一旦我们把这些土地弄得不错，或许他们就会把土地拿回去。”郝告诉傅好文。

郝有着中国人特有的狡黠。他的解决方案是，把孩子带过来。他的大儿子已经有了一个非洲女朋友。“妈妈是莫桑比克人，土地还是我们家的。你明白吗?这就是说，因为孩子是莫桑比克人，他们就不能把我们当外国人看待。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财产改成他们自己的名字，但依然是我们的。还是在我的家族手里。”

郝还提到了吃苦。他训练自己的儿子抓鱼、开枪、打鸟。傅好文质疑他这是否是文革时期对待年轻人的做法，郝的回应是：“今天中国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吃苦。我想让我的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 事实上，与郝胜利一起来到非洲的，还有强大的国家力量。

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不到一年三个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均完成了对非洲的首次访问。

而从1993年克林顿、江泽民分别任中美两国元首至今，中国三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已访问非洲9次，到访过23个非洲国家。而美国三任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共计赴非洲8次，只到过11个非洲国家，其中还包括针对中东或非洲局部地区的外交斡旋以及出席曼德拉葬礼等非正式访问。

2014年8月4日-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迎接来自5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出席首届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主办与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大型峰会。除了津巴布韦、苏丹、厄立特里亚和中非共和国元首外，其他非洲国家首脑均获邀出席峰会。奥巴马与来自50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讨论美国如何在地区稳定、可持续发展、扩大贸易和投资以及推动民主与法治制建设等方面给非洲提供更多的援助。

尽管存在各种争议和冲突，真正可能会改变这片大陆的，可能还是像郝胜利这样深入广袤非洲大街小巷或者穷乡僻壤的中国人。

没什么能阻挡这一浪潮。

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任教的傅好文给出的理由是——在中国，非洲越来越被认为是一块对个人而言充满了机遇的地方，还带着点冒险的色彩，他们愿意辛勤工作并且肯坚持下去，锲而不舍。

问：市面上有关中国和非洲的书已经很多了，你为什么会选择以非洲的中国移民为主题呢?

傅好文：我倒是不太清楚市面上有很多写中国和非洲的书，当然了，有很多记者会以此为主题，但是以一本书为长度，而且又是面向公众的作品就不那么常见了。我在中国和非洲都生活过很多年，所以理所当然会以此为题，特别是很多其他作者充其量只了解中国和非洲两者中的一个地方。至于选择聚焦非洲的中国移民，我也是慢慢才决定的。我曾在非洲持续长时间旅行，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内容广泛的报道，后来为《大西洋月刊》也写过。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现今在非洲的中国移民的重要性。

问：你在书中采访了非洲各色各样的中国人，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很草根的，比如餐馆老板、农民、修理工、店主、酒店经理甚至性工作者。对你来说，找到他们并且说服他们跟你讲述自己的故事难不难?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傅好文：要完成这么多主题的采访并不容易，特别是要他们向我敞开心扉，坦诚讲述他们私人生活中有意思的部分。耐心和坚持，这是毋庸置疑需要的。同时，我不希望让人觉得说这里面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说的。一旦一个记者表现出足够的诚实和真诚，对采访对象能感同身受，那么就会有很多惊喜等着你。

问：你走过莫桑比克、赞比亚、利比亚、几内亚、塞内加尔，还有马里、尼日尔、加纳、坦桑尼亚和纳米比亚，非洲人是怎么看待中国在他们的社会里扮演的角色的?

傅好文：无论哪个主题，都很难对非洲人的感受一概而论，这不仅关于中国新移民出现在他们当中的话题。非洲人通常很渴望中国投资，帮助他们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很多非洲人都会小心地议论政府与中国企业的协议，一个广泛的印象是担心缺乏透明度。另外一个很普遍的担忧是，非洲人经常抱怨中国企业不喜欢聘用他们，即便哪怕是聘用了，也难以被委以重任，放到管理层。他们认为培训和晋升的机会太少了。

问：如何看待有关“新殖民主义”的争议?

傅好文：每一个新殖民者都不会承认他的新殖民行为，搞清楚哪一方在做表述很重要。从20世纪前半期欧洲人的殖民模式来看，中国确实没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在与非洲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模式，有关的条款更有利于中国，在这种关系里，中国无疑是强势的一方，而非洲人发现他们可能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无论是在中国给予他们的方面，比如像基础设施建筑，还是在中国所代表的市场方面。

问：中国开始尝试与非洲建立更深入宽广的关系，从最初对资源的关注扩散到制造业的投资。此外，今年5月，中国还出资20亿美元和非洲发展银行成立“非洲共同增长基金”。中国过去与非洲比较多的是双边接触，现在有了新的多边举措。你认为这些转变会改变中国移民的面貌吗?

傅好文：中国确实在拓宽与非洲的关系。在推进多边关系作为补充的同时，我不认为中国会放弃与非洲的强劲的双边接触。我也不认为这会对中国移民的面貌带来改变，他们的驱动力来自于这样一种认识：在中国，非洲越来越被认为是一块对个人而言充满了机遇的地方，还带着点冒险的色彩，他们愿意辛勤工作并且肯坚持下去，锲而不舍。

问：同时，中国也正在加强对非洲安全问题的介入，如派遣军队到马里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斡旋南北苏丹的争端。面对复杂的非洲形势，中国的不干涉政策是否会受到影响?中国移民会受到影响吗?

傅好文：我认为中国的不干涉政策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过去中国有自己的方式在内政问题上去影响非洲国家，比如在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对中国的批评、友善对待中国移民等方面。我认为随着中国日渐以一个强国姿态出现，在世界范围越来越深入地扩大其利益范围，这种大国的习惯性动作也会越来越明显。包括你说的更高调的接触，被迫卷入国内政治，甚至还有可能出面干预以保护中国人和中国利益。

问：大多数非洲的精英都有西方教育背景。这些人和普通的非洲人在看待中国上有什么差异吗?

傅好文：很难对精英和所谓的普通民众怎么看世界一概而论，更不用说他们怎么看中国了。无论是精英也好，还是这些普通民众层面，我都不认为存在一种固有的对中国的敌意。不过，对于外来的力量，非洲人普遍上是存在一种怀疑的，这自然包括对中国。比如，我认为中国打的“双赢”口号很大程度上低估了非洲人的世故程度，不管是精英层面还是普通群众层面，他们都不期待天上掉馅饼，他们知道所有的外来者都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的。

问：中国投入了很大资金让中国媒体进军非洲，如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非洲版等，以期让非洲人民更好、更多地了解中国。你认为效果如何?

傅好文：我认为从大部分层面上讲，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日报》非洲版是失败的。非洲人已经习惯了通过国内和国际媒体展开非常激烈的辩论，而这些中国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宣传，相对缺乏强有力的观点的竞争。审查制度会成为中国发展软实力的一个障碍。

问：尽管中国人不太擅长融入当地社会，但是随着中国影响的渗入，非洲有发生什么文化改变吗?

傅好文：我没有看到因为中国人的存在而发生特别大的文化层面变化。我们已经讨论过中国媒体了，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电视公司开始试图销售中国的娱乐节目和其他节目到非洲，效果如何，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年看到。不过，在你的问题里已经预设了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前提——远道而来的强大一方带着改变弱势一方的目的或者期待，而后者被预设为绝对无法抵抗这种改变。

问：中国前任负责非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翟隽曾在2012年时说：“支持非洲发展民主、良政，这不是某些国家的‘专利’非洲国家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提高治理水平，也是中非合作健康稳定发展所需要的。中国同样予以坚定支持。”《人民日报》也在2014年7月30日的一篇评论中称：“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往都曾尝试过或被迫采用过一些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然而事实表明，一些被西方视为是‘普世性’的做法，例如放任自由的宏观经济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些国家发展受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根源。而发展中国家相互交流发展经验与教训，更有利于各国少走弯路，或者是在走了弯路后也能够很快转身回来。中国积极同各国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出发点正是在继续学习他人先进理念与经验的同时，将自己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与各国分享，而并不是要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如今，在传统的西方定义的民主道路之外，一些新型经济体也在试图尝试另外的方向，有些非洲领导人在某些场合也对这些另外的道路发表过评论。这对非洲有什么影响?

傅好文：我不太确定你说的“一些新兴经济体”指的是哪些，但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的话，这里有一些错误假设。

首先，是否威权政府下的惊人增长和灾难不应该被轻易地视作其固有特征。虽然从历史上看，这是事实。我的意思是你很讨巧地选择了一个例子以得出某种结论，而这在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长期的现实里也不会成为一种代表。


第二，如果真的有部分非洲领导人表达了对威权模式的推崇，那很有可能是出于利己的自私心理。同时，我可以很肯定地讲，今天非洲的民主政府确实比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与此同时，非洲也比任何一片大陆都增长迅速，包括亚洲。我对那些快速的过于简单的结论一般都很谨慎，但是试想一下，这个问题背后，可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非洲人民对威权路线是持有深深的怀疑的，他们的历史里充满了例子来解释他们为什么应该怀疑。

最后，中国确实有很多可以与非洲分享的，包括官僚的能力，包括发展经验，我希望中国能分享这些。当然，这不一定会让人采纳“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