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实体化

郑瑟

　　这个月初，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五月份美国的新增非农业就业人口数据，仅有3.8万人，还不及预期的16.4万人的“零头”。这一巨大落差像一枚炸弹，震撼全球，以至有评论认为美国“黑天鹅再现”，甚至有人质疑美国自从金融危机以来的复苏根本是虚假的。

　　诚然，从一个月的数据难断全局;但根本上，美国今天面对的核心经济问题就是就业流失和社会贫富分化，难怪全球对这一数据如此敏感。

　　美国能否真正复苏，关键并不在于硅谷又出现了多少间有潜质的初创公司、不在于苹果能否保持全球领先优势，而在于硅谷的初创公司及苹果能为美国带来多少就业，尤其是中层就业。

　　可是，由于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硅谷企业研发出来的创新意念绝大部分都拿到海外进行规模化生产，对美国本地的就业贡献十分有限。

　　苹果的iPhone、iPad等产品，全部都不是美国制造;该公司在全球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就业中，仅有十分之一是在美国本土。若美国延续目前这种“本土研发、亚洲生产”的模式，即使本土再多几个苹果，亦难扭转就业颓势。有中国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自身其实是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

　　观之香港，不仅制造业几乎全部流失，而且增值不够高的服务业也开始转移出去。诚然，香港因条件限制，应有所为、有所不为;然而，这种简单放弃制造业和增值不够高的就业的取向，将令社会只剩下高端和无法转移的低端就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最终可能引致阶层断裂、乃至对立的结局。

　　今年三月，美国著名企业家、英特尔(Intel)前行政总裁Andy Grove去世。随后，他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名为“How America Can Create Jobs(美国应怎样创造就业)”的文章重新在网络广泛流传。这篇数年前发表的文章深刻剖析了美国今天面对就业困境的根源，对今日的香港，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Andy认为，当前美国经济竞争力下滑，就业机会缺乏，尤其是中层就业萎缩，本质是美国多年以来在发展理念和政策层面的巨大错误使然，是美国对制造业的价值的严重低估。

　　在全球追捧的加州硅谷，投资者和创业者不断涌入。但事实上，硅谷强大的革新机器并未为美国人创造太多的就业机会─在该篇文章发表的2010年，硅谷所在的湾区失业率甚至较美国全国平均失业率更高。个中原因何在?

　　Andy认为，车库中的发明创新非常重要，但新技术从雏形到大规模生产同样重要。可是，今天科技产业规模生产的过程已经不再在美国发生。美国公司把他们的制造业务，甚至工程师工作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海外，企业利润提升立竿见影，惟美国的就业机器却开始空转。

　　倘若延续这种模式，无论硅谷的公司得到多少资本投入，无论创造出多少新科技成果，美国就业也难以根本改观。

　　这种状况影响非常深远。Andy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个看法尤其发人深省。他指出，很多人认为，高附加值的工作和大部分利润均留在了美国，因此增值没那么高的就业机会流到海外也没什么可怕。

　　然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美国将会变成一个由做高附加值工作的高收入人群，和无法转移的低端就业人群及失业人群构成的社会─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结局?

　　当然，这个结局并不难预测，便是贫富分化，甚至可能引致阶层断裂、对立。在Andy文章发表后的2011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1%的高收入人群与其馀99%的人之间的矛盾被引爆，愤怒的群众呐喊“We are the 99%”。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觉得自己的财富被富人抢走──而制造业大量外迁导致中层就业流失，很多人从中产滑落至底层，恐怕便是这种财富被剥夺感产生的重要根源。

　　在笔者看来，拉美国家深陷泥潭，过早“去工业化”便是一个重要根源。六十年代中期，阿根廷的制造业尚占整体经济高达40%，但国家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产业体系，便开始放弃在制造业内持续投入，导致制造业比重一路下滑至今约14%。

　　巴西亦是在七十年代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从顶峰时的35%一路下滑至今的12%左右。过早放弃制造业成为拉美的通病，工业体系尚未成熟便开始衰退，大量劳动力潜力未能发挥，只能转向低端的消费性服务业。虽然服务业比重得到大幅提升，但经济却滑入了陷阱;加之政治、金融方面的决策错误，从此一蹶不振。

　　从美国、拉美的经验，我们可以透视香港。今天，美国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尚有12%左右，而香港经历多年的“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仅剩约1.5%。更严重的是，香港不仅把制造业几乎完全转移了出去，服务业中增值没那么高的、能够跨境提供的部分，也开始大量向外流失。很多人相信，香港成本高、土地匮乏，只应保留高附加值工作。

　　诚然，高附加值工作和利润依然留在香港，而且香港目前就业情况从数量上来看并不糟。但是，当增值没那么高的制造业或服务业职位大规模转移到更便宜的地方时，香港的劳动力结构并未随之全部变成高端人才，结构错配便因此出现。

　　随着中层就业流失，香港整体就业结构出现明显两极分化，社会日益呈现M形;中间的连接部位日益狭窄，低端的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难挤入向上流动的通道。今天香港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包括年轻人与上一代人之间的代际矛盾，一定程度也正是1%的高收入人群与其馀99%的人之间的矛盾。

　　环顾珠三角乃至全国，哪个大城市不在大力发展金融、贸易、物流、专业服务等香港的优势产业?香港处于领先地位的窗口期还剩多久?笔者没有答案，但肯定的是，在这个窗口期关闭之前，香港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实体化;而“再工业化”，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推进香港政制发展，特区政府还宣布启动了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公众咨询。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政制进步，香港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机遇并存的是，香港也面临不少的挑战。

　　经济结构单一导致行业错配悬而未决。香港虽然全民就业，但有不少低收入人士，缺乏向上流动机会。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导致的香港劳动人口降低是香港的另一大挑战。特区政府数据显示，到2041年，三分之一的香港人将是65岁或以上的人士，而香港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3%，远低于正常更替率2.1%。劳动人口下降势必影响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并给医疗、社会福利等带来巨大压力。

　　管治方面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受部分政治团体的掣肘，特区政府施政不断受到压力。即将爆满的垃圾场扩建方案无法推进，增发免费电视牌照引发立法行政争拗。政府管治力削弱，社会议题动辄政治化，香港本土意识骤然上升，两地矛盾殃及池鱼。从年初的奶粉限购令，到落实楼市“港人港地”，再到双非儿童到港入学难，显示港人对内地不满情绪加剧。

　　机遇与挑战并存。展望未来，政制改革方案将是香港各界关注的焦点。方案如何有效的在法律框架内，最大范围内凝聚社会共识，将决定香港未来多领域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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