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家成熟职业教育体系的启示

郑瑟

　　位于柏林市的凯悦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22岁的女孩施耐德在这里当了一年的学徒，除了脸上流露出的稚气还让她略显青涩，她的举手投足、微笑谈吐已经是位十足的专业酒店工作人员。施耐德在完成中学毕业考试之后，没有选择直接上大学，而是申请在酒店当学徒。她每月大约有三周在酒店工作，一周在学校上课。

　　这所学校是柏林专门培养酒店人才的职业学校，在那里，她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食品、会计、经济、英语、数学等科目。学习期间，她要熟悉酒店十几个部门的工作，跟着组长观摩学习和在其指导下训练一段时间之后，自己独立工作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她和酒店签订了合同，工作是有报酬的，每月税后工资420欧元，有时还能拿到酒店客人的小费;而在学校学习的费用由公共资金承担，自己无需支付学费。就业方面她也高枕无忧，目前，德国的企业都十分希望留住自己的学徒。凯悦酒店毕业的学徒只要愿意留，酒店都会招为正式员工。

　　而另一方面，施耐德的理论知识水平没有落下，并非当了学徒就意味着一辈子当“蓝领”，如果她自己愿意，还可以选择接着上大学，尤其她之前本身就是接受了毕业生进入大学比例更高的文理中学的教育;不少企业还会对学员深造继续提供支持。

　　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现代学徒制下学生的故事，而类似的故事在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地方还在不断发生。现代学徒制这样一个舶来品，在它的源头发展得怎样?

　　作为一战和二战的策源国及战败国，德国损失惨重，还因美苏冷战而导致东西德分裂，经济一败涂地，留下了几乎不可收拾的残局。令人惊讶的是，在战后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联邦德国的经济迅速恢复，在20世纪60年代就超越了英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谈及其中的奥妙，德国前总理科尔就曾予以解答：“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德国战后崛起的关键。”而此时，德国所施行的现代学徒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学校教育和企业培训相结合，被形象地称为“双元制”。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德国1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职业教育者为4115 .7万人，占总数的57 .8%，而大学以上学历者为926.5万人，仅占13%。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在德国已高度普及。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关晶教授向《新民周刊》解读了德国双元制发展迅速的原因：“这个国家很尊重工匠、手艺，有职业教育的传统。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企业就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参与度高。而年轻人虽然知道学徒的工资不高，仅为正式员工的20%-40%，但他们也很乐意参与其中，因为双元制的资格证书在行业内的认同度非常高。很多的年轻人更加愿意去双元制的项目，而不愿去全日制的职业学校。”

　　1969年，德国便用《职业教育法》确定了双元制的法律地位，对企业和学校都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由于立法较早，且已日趋完善，因此重视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已经根植于全体国民心中，该制度不断发展壮大，学徒人数逐年增长。如今，在500人以上的大企业里，学徒制的参与率竟高达91%。

　　从严格意义上讲，德国双元制的范围仅仅局限在中等教育的领域，但如今，也在朝高职教育、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领域发展，而这些通常被称为“双元制学习项目”。在中国，与德国有深厚渊源的同济大学也有类似的尝试：汽车学院和大众汽车公司签订了“预备工程师联合培养项目”的合约，承诺共同培养学生。

　　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国家因为在地域上距德国较近，深受其影响，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学徒制度，被专家统归为一类。目前，瑞士的学徒培训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大概有2/3的人会进入职教体系，而其中加入学徒制的有4/5，进入全日制职业学校的仅为1/5。

　　现代学徒制在中国的试点经常会遇到学校热、企业冷的现象，因为很多企业认为自己不仅要承担培训成本，还要付给学徒工资，得不偿失。然而，德国的企业却丝毫不担心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企业从中还是获利颇多的。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教授解释道：“对于德国的中小企业来说，学生一般会在企业里待三年多的时间，劳动贡献完全可以抵消培训所产生的费用。而对于大型企业，它们的高端设备价格昂贵，如操作不慎，会造成巨大损失，但它们即使赔本也愿意去培养学生。反观中国，往往是学制的最后一段时间才让学生介入企业，去了只会对企业产生干扰，而不能为其带去利益，获得的支持当然也就少了。”

　　除了上述在职教领域有着稳固基础的国家，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也在国内兴起了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学徒制，它们的共同点主要在于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

　　1900年，英国的钢产量被美国和德国赶上，国力出现了明显的颓势，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衰落的原因正是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不够重视。而后，该国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改革尝试，但最终没有扭转局势。直到1993年，英国开始推行现代学徒制，才迎来了新的发展。

　　英国的现代学徒制给了很多国家以启发。关晶指出：“英国起初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力度不大，放任劳动市场自由发展，政府的干预较少。受到德国的触动之后，也逐步开始研发自己版本的现代学徒制。因为它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且英语的影响力极大，所以它的现代学徒制模式在世界上的影响也比较深远，在不断扩大。”

　　英国和德国在社会、文化和教育体制上有很大的差别，无法复制德国多年来积累的职业教育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只能靠政府买单的方式激励企业，给那些申报合作项目的企业以补贴，这些经费已经几乎可以覆盖所有的培训成本。另外，为了吸引更多学徒的参与，政府也会给学徒提供个人补贴。

　　在背景情况类似的澳大利亚，政府于1998年开始实行现代学徒制，又称“新学徒制”。该制度的发展极为迅猛，仅在1996到2001年这六年内，参加的人数就由16.3万人突增到32.9万人，翻了一番。与英国有些细微差别，澳大利亚的现代学徒制包括学徒制和培训生制两种，学徒制时间为3到4年，比较稳定，要取消合同需要所有相关方同意;而培训生制时间仅为1到2年，任何一方都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该类国家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规则。关晶简单地列举了其中两个：“它们为学徒搭建了职业生涯内部发展通道，不仅让学徒制的文凭和普通教育等值，而且还允许学徒在一段时间后转向普通教育，给学生提供了多条发展路径。另外，和德国不同，它们还放宽了对学徒的年龄限制，将学徒制向25岁以上的成年人开放，倡导全民终身教育。”

　　在这些国家里，普通教育的地位高于职业教育，人们对学徒制的态度比较负面，因此不得不靠政府的大力推动。而在中国，很多的家长和学生也有类似的想法。赵志群提醒：“学生和家长们的观念应该转变，不要一味认为在学校里才是真正的学习，要看清实践的重要性，不能歧视职业教育。”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与德国严格统一的职业教育标准密不可分。德国企业界联合会和工会共同制定职业教育培训大纲草案，这一方面体现企业的利益，同时又能保障职工的权益。草案达成后，经联邦教育和科研部以及联邦经济和科技部批准后赋予其法律效力。培训大纲对于职业的种类、培训的时间和内容以及考试标准都有明确规定。学生在企业学习的同时，还需在学校里接受理论素质教育，这为今后想进入大学的学生打下知识基础。

　　德国的企业必须经过行会的审核和批准才具备培训的资格。以汉诺威为例，2012年当地共有 7300 家企业培养 350 多种专业人才。由于人口老龄化，德国面临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对青年人进行职业培训，使其有能力进入社会需要的工作岗位十分重要。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说，专业人才是德国“真正的财富”。

　　标准能保证该制度落实到实处，而不只是一个面子工程。通过完善的制度保障，学徒能够充分地接受职业教育培训，而不只是沦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德国有《职业培训条例》和《框架教学计划》，英国有《学徒制框架》，澳大利亚有《培训包》，这些都是由国家部委级单位颁布并在全国统一实施的学徒培训标准，能保证现代学徒制的有序运作。

　　如今，还有一个新趋势开始在各国出现——第三方培训机构大量兴起，起到了联系企业与学徒的作用或者直接承担教学培训的作用。有不少人说，传统的“双元制”正在向“三元制”转变。

　　在德国，有30%的学徒会与政府所设的跨企业培训中心签订协议，先在该机构接受集中训练，再到各企业的劳动岗位上进行实际操作。而在英国，更是仅有3%的学徒由雇主直接招募并培训，剩下的全由培训公司负责安置。至于澳大利亚，集团培训公司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一环，它们向企业推荐学徒，并安排学徒的脱产培训。目前，中国的学校和企业自身建设还不够完善，很多时候缺乏精力和能力去推动现代学徒制的系统发展，若有第三方的中介机构出现，可以预期双方都可以省力很多，热情也会大幅提升。

　　不过，西方的现代学徒制也面临着挑战。近些年来，由于德国出生率降低，加上很多中学生倾向于继续上大学深造，许多德国企业无法招聘到学徒。为避免“后继无人”，各企业不惜花大价钱争抢学徒工：有的赠送iPhone、电脑;有的企业提供配车;有的企业员工若介绍自己的亲属朋友来参加职业培训，可获得奖励;还有的企业开出优厚的薪水。现在，泥瓦匠学徒的月平均工资在西部地区已达968欧元，东部地区也达到772欧元。

　　据德国《图片报》2013年3月报道，德国手工业协会发言人莱格夫斯基表示，五六年之前，很多年轻人都在寻找学徒机会，现在却情况逆转。教育专家吉斯表示，在工商业中，2012年没招满的学徒岗位就有约6万个。

　　构建学习社会和终身职业教育体系，要求全社会更广泛地参与和支持。首先，它要求在各级政府、学校、企业及其他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瑞士的学徒培训制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学徒培训从"双元制"向"三元制"的发展，尤其反映出行业或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的培训规范与标准制订、职业技能评价、跨企业培训等方面的巨大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部门经济格局的打破，以及企业在所有制形式上的日益多元化，职业教育与培训呈现出社会化与多样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在政府、学校、企业及各种相关的社会组织与团体之间建立新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发挥行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教育资源统筹和规范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构建终身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动员更多的教育资源，形成多元化的资源筹措体制。作为高福利国家，瑞士和瑞典的职业教育体制带有比较多的福利色彩。但是近年来，伴随着经济衰退和公共政策的调整，两国都呈现出职业教育经费渠道多元化的趋势。还出现了一些带有经营和产业色彩的职业教育运作方式。而且，随着经济、教育的全球化，两国都积极参与国际职业教育与培训市场的竞争。瑞士的私立里德士旅游学校和瑞典民众大学积极向国外输出营利性教育服务就是例证。

　　终身职业学习体系意味着多样化的学习机会的有机整合与衔接。随着知识社会、学习社会的来临，人们的学习需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教育培训模式和机会也将更加多样化。人们通过这些多样的学习模式和机会所获得的学习成果和形成的能力、技能，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别的教育培训机构中，都应当得到正当的评价。同时，终身学习的发展，要求各种教育机会和模式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衔接与沟通。为了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校教育与成人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之间以及教育机构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作为相互沟通的桥梁和中介，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学习成果和职业能力评价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的学习成果与能力评价中，存在着偏重学历资格，轻视职业与技能资格的现象。因此，建立和完善职业与技能资格体系，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以及教育培训中的地位，使其具有与学历资格同等的价值，是我国构建终身职业学习体系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这方面，瑞士和瑞典的经验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无论是企业主导的学徒培训模式，还是学校主导的职教模式，都是与一个国家的国情相联系的，不能简单地判断哪种体制好，哪种体制不好。即便是在前者占主导地位的瑞士，法语区一直坚持着学校主导的职业教育体制。据瑞典教育部的官员说，90年代瑞典曾仿照德国进行过学徒培训的试验，但这一试验并不很成功，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表明，学徒培训制度有很多优点，但它同时需要很多社会条件，如社会对学徒制度的教育价值的广泛认同，企业对学徒培训的积极支持，等等。而这些因素是无法模仿的。这些例子表明，职业教育制度应扎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之中，改革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必须与国情相适应，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制度和经验。

　　西方的现代学徒制尽管不是尽善尽美，但我们仍需择其善者而从之，并对之进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改良。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最近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我国的综合排名虽在第28位，但“新技术的可用性”一项指标却排在第107。这个尴尬的数据说明了我国目前的教育离实际太远，学生的实践能力不够。面对这个问题，赵志群指出：“单纯的学校教育模式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职业教育脱离实践的‘顽疾’，我们的很多调研发现，一些职业院校所学的理论知识深度甚至超过了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如今，要想解决就业率低和招工难这两大矛盾，西方各国在现代学徒制领域的尝试是很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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