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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人物的首次亮相是重头戏,作家们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或着力于介绍其家庭背景,或专注于勾勒其外貌长相。而张爱玲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一上来就直接进入正题——讲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推进,让读者在不经意间,将注意力一点点转移到人物身上来。
在张爱玲在所有的文章中,她不惜运用大量笔墨来描写环境、服饰、肖像等。就拿环境来说吧,明明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致,在她的笔下却呈现出别样的情调来,有血有肉有感情,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右手是一支美术生绘画用的工笔,左手的一盘水粉调色盘,站在雪白的画布前,一笔一画,精雕细琢。
今年9月30日是张爱玲96周年诞辰,日前出版的《收获》杂志长篇专号(秋冬卷)获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首发刊物)授权,全文刊发张爱玲“遗作”《爱憎表》的中文简体版,此为该文在中国内地的首次发表。
据《收获》杂志介绍,散文《爱憎表》是张爱玲被发掘出来的最新“遗作”,由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委托香港学者冯睎乾整理而成。其创作缘起是张爱玲看到有人发掘出她年轻时在学校填过的一张“爱憎表”,上面写: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根据这个线索,张爱玲更细致地回忆了早年的生活。此文具备较高的文学性和传记价值。
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作家,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张爱玲关注的依然是男女情爱、家庭琐事。有关硝烟,她不过微开窗缝,于《封锁》处平静透露,在《倾城之恋》的结尾几笔勾勒。就像前南电影《谁在那儿歌唱》,明明是法西斯阴影下的故事,爆炸声却只在最后响起。以至于革命文学流行的年代,批评家说她格局小,小资习气浓厚。张爱玲是个复杂的作家,也因其复杂性,日后常摇身一变,成为不同论见者挥舞的棒子。女性写作的拥趸赞其为民国的先行者;阶级斗争的拥护家则斥其立场狭隘;热衷春花秋月的看客,又将她的恋爱史翻来覆去炒冷饭。
我们不如暂弃成见。既然张爱玲是位作家,且让我们回归其文本,在阅读中思考张爱玲的写作特点,分析她的写作习惯。毕竟,时代变迁,诸多根植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终将化为沉渣,能留下来的,还是经得起考验的作品。
作为张爱玲的读者,我自问对其研究未及透彻,只是对其文本,例如小说和杂文集,有过基于兴趣的探讨。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明显具有区别性的特点,流淌于她的作品中。对于这些特点,张爱玲也曾在文章中承认,这是她写作的癖好,并非无心之举。或许,正是这些癖好,如积木般组合成张爱玲作品之于时代的别样建筑,使这位上海女性,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朵奇葩。
不知读者可曾注意,在运用意象时,张爱玲对蜘蛛网十分心仪,这源于她对波德莱尔的模仿。读过《恶之花》的张爱玲,记住了“一群哑然奇丑的蜘蛛,悄悄在我们的脑袋结网”这样形象的诗句。
一九三六年的《秋雨》,她这么写:“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地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
一九四三年的《沉香屑第二炉香》,她说:“许许多多冷酷的思想像新织的蜘蛛网一般的飘黏在他的脸上,他摇摇头,竭力把那网子摆脱了。”
张爱玲喜欢蜘蛛网那种漂浮、粘稠,难以挣脱的感觉,她认为用其形容一些透明甚至无形的东西会很贴切。
不过,“蜘蛛网”只是张爱玲不明显的一个小癖好,比起接下来的几个,未免小巫见大巫。
高中时期,我曾借阅一位同学的张爱玲杂文集,看了一天,匆匆归还,书名已然忘了,但就是从那时起,我注意到张爱玲对色彩的敏感。读张爱玲的作品,颇觉富有肌理,她的文字透着光泽,一如她钟情那一件件旗袍。没有色彩的张爱玲,是无味的张爱玲。
“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水心疏疏几把狗尾草,随着水涡,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迎面吹来的风,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青草香。”
中学快毕业时,张爱玲的作品便隐隐有色彩缤纷的萌芽。这里截取的一段,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一篇新文艺腔很重的小说《牛》的段落。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就很注重景物描写中的色彩勾勒。
小说总在相似地点发生,空间的格调如出一辙,这是一些批评家断定张爱玲写作格局小的依据之一,不过,以空间大小论格局,未免牵强。否则,写《茶馆》的老舍、滞留高密不走的莫言、呈现《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简·奥斯汀都得戴这个帽子。
要说张爱玲笔下那些发生在狭窄的空间内的故事,最典型的还得数《封锁》。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封锁》着力于描绘一对男女在公车封锁时发生的非常态行为。一段短暂的情愫,封锁结束后,烟消云散,一切又都复原。小说中,封锁的设定为人物的非常态行为创造了合理条件,也从一开始就让小说处于一种压抑、沉静又暗涌焦躁的氛围。
而收入《传奇》的诸多小说,主要人物所游走的空间也非常有限。《沉香屑·第一炉香》,熟悉的香港,葛薇龙、梁太太、乔琪的主要活动舞台在梁太太华贵的家;《沉香屑·第二炉香》,对话大抵在几个人物的住所和华南大学里;《茉莉香片》,香港,人物所在的校园和家庭;《心经》换了个地儿,另一个张爱玲挂怀的城市——上海,《金锁记》也在这;《倾城之恋》,又回到香港了。
香港和上海是张爱玲小说分量很重的地标,基本相当于鲁镇之于鲁迅、但泽之于格拉斯、伦敦之于狄更斯、约克纳帕塔法县之于福克纳。
有关张爱玲运用的比喻,我们不妨以同样收入《传奇》的小说《沉香屑第二炉香》为范本。这篇中篇小说不长,却不缺令人眼前一亮的比喻。
且看一处:
“至于其他的人,香港中等以上的英国社会,对于那些人,他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人,男的像一只一只白铁小闹钟,按着时候吃饭、喝茶、坐马桶、坐公事房,脑筋里除了钟摆的滴答外什么都没有......也许是因为东方炎热的气候的影响,钟不大准了,可是一架钟还是一架钟。”
这是《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张爱玲讽刺生活在香港的所谓上流人用的比喻。白铁小闹钟是西洋传来的玩意,任务就是报时,给人的感觉是单调和机械,用来形容模仿英国绅士派头,陷入套路而不自知的部分香港男人,新奇、精准且有趣。况且,他们也惯用这白铁小闹钟,在当时,他们好用这玩意看时间。
这短短一段,就展现了张爱玲恰到好处的比喻功力,也是一个天才作家异于常人的敏感、细腻和天马行空的联想的体现,试问,形容生活单调乏味又装派头的男人,想到白铁小闹钟的能有几人?
张爱玲奇妙又贴近生活的比喻,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俯拾皆是。试摘几处:
形容罗杰安白登在高音的世界获取的快乐,张爱玲如是写:
“他的庞大的快乐,在他的烧热的耳朵里正像夏天正午的蝉一般,无休无歇地叫着:“吱......吱......吱......”一阵阵清烈的歌声,细,细得要断了;然而震得人发聋。”
形容克荔门婷的稻黄色头发,张爱玲如是写:
“克荔门婷有顽劣的稻黄色头发,烫得不太好,像一担柴似的堆在肩上。”
同样是写头发,形容罗杰安白登的妻子愫细,又有大不同:
“他的新娘的头发是轻金色的,将手放在她的头发里面,手背上仿佛吹过沙漠的风,风里含着一蓬一蓬的金沙,干爽的、温柔的,扑在人身上痒痒地。这痒像蜷缩在你怀里的猫,它的绒毛剐蹭你的肌肤。”
愫细的母亲——蜜秋儿太太,大热天,她的口上满是汗,张爱玲写道:“像生了一嘴的银白胡子渣儿。”而当愫细哭了,泪水糊满了眼睛,又要找手绢子,便是“像盲人似的摸索着”。
张爱玲也没有放过巴克先生头顶正中却只余下光荡荡的鲜红的脑勺子,她说,这“像一只喜蛋”。
也有一些化虚为实的比喻。比如,当我们形容一个人颇让人愣然的笑声,我们如何说?
《沉香屑第二炉香》有:“他的笑声像一串鞭炮上面炸得稀碎的小红布条子,跳在空中蹦回到他脸上,抽打他的面颊。”
张爱玲的比喻大抵不落俗套,可我们仔细留心,这些比喻又都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食物。闹钟、蝉、柴、沙漠的风、银白胡子渣儿、盲人的动作、喜蛋、蜘蛛网、鞭炮上炸碎的小红布条子...当中大多是常人轻易能接触或认知的,这让我们感知这些意向时并不吃力,也更能了解它所要传递的状态。同时,张爱玲的比喻擅长将静物,或者流动的虚的东西,比如意识、思想、情绪,动态实体化,鞭炮上炸碎的小红布条子就是典例。
提及文人的比喻功力,看客往往想到钱钟书,毕竟,《围城》这本知识分子小说留给我们太多令人或是捧腹,或是叹服的比喻,但从晚清、民国一路走过来的那一辈,同时代的张爱玲,比喻的火候也值得一说。如果说,钱钟书的比喻,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的狡黠,以及文人嘲弄的戏谑,那么张爱玲的比喻,在戏谑的同时,也时而流露出一位上海女性的聪慧和局外人的凉薄。
张爱玲在《文章存心自己的文章》中如是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事实上,张爱玲也的确长时间内贯彻了她的喜好,最明显的便是她笔下的结尾。
《沉香屑第二炉香》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
“水沸了,他把水壶移过一边,煤气的火光,像一朵硕大的黑心的蓝菊花,细长的花瓣向里拳曲着。他把火渐渐关小了,花瓣子渐渐的短了,短了,快没有了,只剩下一圈齐整的小蓝牙齿,牙齿也渐渐地隐去了,但是在完全消灭之前,突然向外一扑,伸为一两寸长的尖利的獠牙,只一刹那,就“拍”的一炸,化为乌有。他把煤气关了,又关了门,上了闩,然后重新开了煤气,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擦火柴点上火。煤气所特有的幽幽的甜味,逐渐加浓,同时罗杰安白登的这一炉香却渐渐的淡了下去。沉香屑烧完了,火熄了,灰冷了。”
张爱玲作品的结尾,往往是冷色调,令人有些怅然的。像苍凉、灰色、冷、眼泪这般字眼,张爱玲在结尾中毫不吝啬地使用,因为,她认为这是对读者的一种启示。
到了《迟暮》,结尾是这样的: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有女同车》:
“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小说《花凋》结尾出奇地简短,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她死在三星期后。”
《茉莉香片》的结尾,女主人公丹朱倒是捡回一条命,但自卑孤僻,伤害了丹朱的聂传庆,恐慌,胆颤,“眼泪直淌下来。嘴部掣动了一下,仿佛想笑,可又动弹不得,脸上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身上也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
接下来的短篇《心经》,女主人公小寒“伸出手臂来,攀住她母亲的脖子,哭了”。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冷冷清清,这是我读罢这些结尾,映入脑海的头四个字。读张爱玲的小说,令我感到,是凉透的血,熄灭的火,是封锁的城市,冬天的灵魂。张爱玲式的悲哀,是“如匪浣衣”般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杂乱不洁,流出壅塞的忧伤,用江南的人的话说:“心里很‘雾数’。”
张爱玲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冷静地看着自己笔下的人物顺着命运的河流,流走,消失。最后,不过一滴蚊子血的叹息,满是虱子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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