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出版作为一个创造性行业，没有哪一个时代比现在做原创更具有现实性

郑瑟

　　京东、当当的“零元电子书”大战，令普通读者都惊愕万分。然而面对电商的“野蛮行径”，除了个别出版人在媒体上撰文表示不满外，中国出版界作为一个整体几乎集体失语。再继续探究下去则会发现，在电商面前集体失语只是中国出版业所困境的冰山之角。

　　如果说中国传统出版业有辉煌年代，那么这个辉煌年代一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新闻周刊》曾发文对1978年“五一劳动节”的购书热潮做过生动的描绘：“这天，开门前数小时，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已人山人海——一批被解禁的老版中外名著，将正式重印发行。读者事先从各种渠道探听到消息，一大早赶来排队，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无所谓职业、年龄、性别，人们蜂拥而至。几个‘顽主’模样的年轻人在维持秩序，他们不是书店的员工，只是路过，见人潮汹涌，主动过来充当‘志愿者’，他们把秩序维持到书店开门后，才欣然离去。”

　　不过，这个辉煌年代被新兴起的科技革命阻断了。新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数字出版，也让电子商务强势崛起。如果说数字出版尚未找到成熟的盈利模式，那么电子商务的发展格局已经相对明朗。数字出版从内容与版权的角度在日渐蚕食传统出版的领地，而电子商务渠道则将传统出版商绑在了电商大战的战车上，让其在一次又一次的血雨腥风中接受电商炮火的蹂躏。

　　“全民阅读”这个词的提出者之一的龚曙光认为，这个问题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

　　“全民阅读”在舆论上的相关工作已经领先，甚至有人提出要把国民的阅读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这块的倡议和政府的推动是足够的，但实际的效果与我们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异。”

　　主要原因之一，在龚曙光看来，归结于“中国人太忙了，为当下的生计忙”。他说，实际上，读书肯定是有利于生计的，但人们往往不大愿意把未来的生计在当下支付时间，所以读书就可能是一些为当下生计所累的人所照顾不过来的一项很重要的人生修炼。“这正是当代全民阅读需要提倡、推动，甚至需要法律规定的最重要的理由。”

　　从读物提供者的角度上看，龚曙光也反思了业界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更愿意玩游戏、看影视剧而不愿花多些时间在阅读上?他认为，有部分原因是提供给他们的书并不是他们想读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和情调，”他说，过分强调给年轻人推荐经典作家、提供传统阅读，认为这是最好的养料，并不一定奏效。他打了个比方，读书如同吃东西，既要考虑口味，又要考虑营养。

　　因此，龚曙光认为，文化出版业有责任为年轻一代的人提供适合的读物、催生代言，“不管是审美代言、价值观代言，还是生活观代言，没有我们催生创造，就没有他们的产品，没有他们的产品，他们就有可能由阅读转向娱乐，更加叠延’全民阅读’的推进。”

　　作为中国的出版上市公司里面利润最高的企业，中南传媒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贯彻中央提出的“文化企业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要求?

　　新广告语上“催生创造”这四个字，龚曙光认为，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提出，出版战线要坚持“三个第一位”，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把出好书放在第一位。 “推进原创正是实现三个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龚曙光认为，出版业的核心任务有两个，一是记录、承载、创造，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出版业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催生创造”，一个好的出版社，一个好的编辑，职责是让作者写出具有原创意义的书，不管是理论书还是科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

　　对十二五期间的中国出版业进行估值时，龚曙光认为其确实处于高速发展期。“但是图书品种的增长和原创类品种增长的比例并不成比例。”他一阵见血地指出，码洋销售都增长、总量高度增加的情况下，原创类图书比例并没有增加。

　　龚曙光说，出版业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是要出原创的正能量的好书。“判断一本好书，要判断它的功能、导向、品位、品相。最好的畅销书，也必然是正能量的书。”

　　在当前“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下，龚曙光认为，文化出版作为一个创造性行业，没有哪一个时代比现在做原创更具有现实性。

　　他说，此次书博会上，中南传媒带来阎真的《活着之上》、余秀华的《摇摇晃晃的人间》等等成熟作家的原创文学，同时也为年轻一带的读者献上《我不喜欢这个世界，我只喜欢你》、《阿弥陀佛么么哒》等85后、90后新兴作家的火爆畅销书，体现了中南传媒致力于创新的姿态。

　　“一个时代文学有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言，新兴作家代表了新兴人类，你不可能想像一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作家来为他们代言，他们既不需要，也不接受。”他说，中南传媒将继续关注和发掘新生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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