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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基础设施网络,它与中国历史及现实的发展经验一脉相承,为此,需要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有助于理解中国提出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和行为方式。
“积小胜为大胜”是中国战略文化的重要思想方法。这么一个巨大工程需要30年至50年时间来实现其宏伟目标。同时,它又分解为一个个具体项目,由一个个地区和不同阶段组合而成的。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重要成果都是采取渐进方式取得的。
“量力而行”是中国人在工作中一贯倡导的稳健务实、实事求是的方法。“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非常宏大,不可能由中国一家来“包打天下”。要根据中国的能力、实力和东道国的可接受度,逐步推进具体项目。例如,中东欧国家非常欢迎“一带一路”项目到他们的国家落地,于是形成“16+1”模式。但是16个国家一起上有困难,只能从捷克、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几个国家开始,从改造陈旧铁路系统入手,见效后可以形成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项目。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是抓住重点、兼顾一般。“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范围覆盖60多个国家,与中国的距离远近不同,合作伙伴的密切程度也不同。这需要选择一批国家作为战略支点。目前的重点地区主要是东南亚、中亚等;重点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尼和哈萨克斯坦等。如果我们不分轻重、一哄而上,势必出现项目成功率很低的混乱局面。
“两厢情愿”。在“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中需要双方、甚至是多方自愿,绝不能出现强加于人的单边主义甚至强权主义的做法。中国方面要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选择项目,东道国也要根据中国的能力和利益相关度来进行选择。
“预则立,不预则废”,是指对重大事件的战略前景要进行预测和预判,做好预案。“一带一路”在其实现过程中将面对安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等风险。每一个大类下面,还可以细分若干专项风险。而且每种风险都不会单独存在,而是集中交织共生、相互作用。中国应和东道国合作伙伴共同分析预测大项目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制定防范措施和危机反应机制。一个重大项目的建设周期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使用周期长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进行战略预测是保证重大工程取得长期效应的前提条件。
“由乱而治”是中国政治文化理念的一个总结,讲的是“乱”与“治”的辩证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不乏动乱甚至局部战争,对“一带一路”的推进肯定有消极影响。动乱需治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恰恰可以成为国际合作进行全球治理或地区治理的实验区。例如,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它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内容,却是其中的必要条件。打击毒品、非法移民、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都可能在其推进过程中形成必要的国际合作机制。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是政府与民众、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等几种互动关系的概括。总是有国外朋友问起,“一带一路”究竟是市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国内也有学者质疑这是政府大包干。我认为是政府倡导和推动的市场和产业一体化进程,其最终主体是企业。因为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网络,需要极大的协调组织机制,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能力是举世公认的。“一带一路”倡议要在几十个国家中落实,更需要政府间的合作机制。然而,项目竞标、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等微观主体是企业,依据的是市场规则,政府不可能充当主体。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二者缺一不可。
“有容乃大”“兼容并蓄”,这是中国文化形成过程的主要特征。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不等于中国一家单干,更不是排挤其他大国或制度、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中国不主张搞排他性的盟国体系,也不会在“一带一路”进程中扩张势力范围。中国文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长期受到超级大国及其盟国体系的排挤,深受其害,不会再去重复那一套。相反,我们欢迎西方国家包括美日在内参与“一带一路”进程,具体投入有关项目。
“海内存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古代把世界看作“天下”,把周围地区看作“海内”,天下和海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空间概念。“一带一路”继承和发扬这种空间观,在沿线实行“早期收获计划”,结成各种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长期稳定的战略支点。这种战略支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基地或盟国关系,而是利益结合点、网络枢纽点、金融中心点、文化汇集点、产业链接点、资源交换点、安全保障点。这些战略支点撑起整个“一带一路”网络,是各国共享的公共产品。
“欲取之,必先予之”,“多予少取、只予不取”,这是中国的传统义利观,前提是“取之有道”。在此基础上,通过共同利益、合作共赢而建构的新义利观,是“一带一路”利益结构形成的伦理基础。君子并非只讲“义”而不讲“利”,关键在于讲“道”。这个道就是共同利益,越是深厚的共同利益,则越符合道义,就越有持续生命力。中国企业要警惕自己的行为过于把盈利作为第一考虑,造成“竭泽而渔”的后果。但是,中国和各国政府也要防止把“一带一路”看作是政府援助项目,对成本、盈利等基本核算手段置之不顾,造成另一种“竭泽而渔”。二者都是不可持续的。取之有道、持之以恒,此乃“一带一路”之利义也。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最高价值追求。“一带一路”是以人类命运为己任的当代中国责任体现和价值追求。我们要通过“一带一路”的推进,把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从抽象概念转化为沿线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治理的实践平台,使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就在“一带一路”上得到物质体现和社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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