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加 强语言人才培养助推中国文化传播

蜚语

       古“丝绸之路”既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之路，也是中国文明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重要通道。当今“一带一路”倡议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发展，是一次重新出发的经贸联通之旅，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探索，也是一次复兴的文明交流之旅。

　　语言作为一种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语言交流则是民心相通的前提与保障。曼德拉曾说：“用理解之语沟通，印入脑海;用乡音之语交流，刻在心田。”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是“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沟通纽带。

　　语言是推动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上传播的重要依托。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语言的媒介;语言本身也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语言交流往往是文化交流的第一步，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需要语言的支持。

　　语言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一带一路”上语言版图的改变、语言的兴衰会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影响。语言是促进国际沟通和国际理解的润滑剂，是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基础，有助于扩大中国话语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让“一带一路”上广大民众了解人文中国、开放中国和包容中国。

　　重视语言软力量，促进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

　　双向交流，文明互鉴。中国语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要了解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学习他们的语言。另一方面，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因势利导，推动汉语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提升汉语的地位、影响力和通用性。孔子学院应建设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服务区和加油站，发挥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作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包容文化多样，促进文化融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民族多样，发展程度不同，人文形态各异。我们应坚持平等交流、互相尊重、包容多样、自愿接受的原则，增强对异国文化的国际理解力，用对方易于理解的语言、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交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从而使中国文化不仅走出去，而且走进去、融进去。

　　重视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拉动中国文化需求。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仅靠政府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拉动作用，整合国内外企业、教育机构、华人华侨等各方面力量，从对方的需求出发来提供语言服务和文化产品。同时重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凝练和传播，打造国外能看得懂、接受得了、喜欢得上的文化精品，满足企业、产业、学校、社区等对中国文化的需求。

　　助力五通建设，促进民心相通。语言软力量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密切配合，才能接地气、扎根基、通民心。要通过孔子学院等机构为当地提供政策沟通与咨询，开展针对交通、通信、经贸、旅游、金融等领域专业人才的语言培训，促进教育合作和民间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上的有效传播。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在京表示，中国每年向国外推出大约8000种中国内容图书，用当地国家语言翻译出版是一大问题，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翻译出版人才更加匮乏。

　    当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一部分——泰语翻译人才培训班在京开班。该班旨在提升小语种翻译人才对中国出版行业的认识，培养更多可以为中国出版事业服务的优秀翻译人才，为中国和丝路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建立桥梁。

　　赵海云在开班仪式上说，从前年起，总局更加注重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进行翻译出版中国内容的图书，但这方面的人才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尤其像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做文化交流、翻译出版这方面的人才相当匮乏。”

　　赵海云介绍，中国目前向国外重点推广的图书大概包含四类：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经验的图书，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类图书，如刘震云、刘慈欣、麦家的作品;中国儿童文学类图书，如曹文轩的作品;中国科技类图书，如介绍高铁技术的书籍。

　　据介绍，本次培训班将围绕中国出版现状、走出去的政策及价值洼地、汉学在国际中的传播作用、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学翻译中的信达雅等内容，邀请相关领域的官员、专家、学者等进行授课。学员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17名泰国籍和十余名中国籍博士、硕士研究生。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秋提出的跨国经济合作理念。在这个大背景下，无论是在语言实践方面还是学术研究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中的语言问题日益明显，然而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度不够，研究也并不多。

　　从“一带一路”建设与语言之间的几个概念入手，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层层展开，进行深入讨论。

　　第一，“一带一路”与软件建设的关系。“一带一路”的建设内容可以归结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建设指跨国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经济贸易的合作与发展，软件建设是指对跨国间语言、文化、宗教、教育、制度、法律等的相互了解、理解、遵守与应用。前者是物质建设，是外在的“形”;后者属精神建设，是内在的“影”。因此无论是无“形”之“影”的合作还是无“影”之“形”的合作都难以发展。继而作者指出，软件的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不能像硬件建设那样来进行，并呼吁国家责成有关部门并敦促相关企业在重视硬件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软件的建设。

　　第二，软件建设与语言的关系。在软件建设的多项内容中，语言是其中的切入点和关键点。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释：首先，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具象”和存在的“家园”，是软件建设内容的主要载体，绝大部分软件建设的内容都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传递和传承;其次，语言本身是文化内容的一部分，也是软件建设内容的一部分，其所蕴含的科学以及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是人类重要的社会资源;再者，语言是发展“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因此，任何软件内容的建设脱离了语言都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语言与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关系。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社会语言库中的语言可分为强势语言(即国语或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三类，而语言政策就是由个人、群体或机构对社会语言库中的语言做出各种选择，选择的结果可能体现在个人或群体的语言行为、语言意识形态或语言管理上。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的社会语言库也变得更加复杂，这也就要求相关研究机构提前做好调研、提供研究数据、写出规划草案，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及时做出选择，制定语言政策及规划。

　　第四，语言政策及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语言政策及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着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制定与发展，语言政策及规划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如培养相应的语种人才、提供语言服务。此外，我们在研究二者关系时应避免走上“语言中心论”与“语言工具论”。

　　基于以上认识，“一带一路”核心区语言战略规划所涉及的几个基本原则、核心区的划定、核心区主要国家语言互通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等几方面关键问题进行了介绍。

　　确定“一带一路”语言战略应遵循几个基本原则：第一，语言规划主导需要国家化;第二，语言规划制定需要科学化;第三，语言规划发展需要系统化;第四，语言规划实施需要长期化。

　　同时结合“一带一路”的路线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图以及其他包括地理位置在内的综合因素，又可把“一带一路”暂且分为中亚核心区、东亚核心区、东南亚核心区、南亚核心区、泛西亚核心区和欧洲核心区等六个核心区。

　　在与这些核心区主要国家实现语言互联互通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先从通用语入手，并根据通用语的定义、特点以及地理使用范围，把其划分为国家通用语、区域通用语、跨区域通用语和世界通用语四种，国家通用语建设所采取的是双边模式，后三者建设采取多边模式，两种建设模式各有利弊，也各有其所。

　　在与这些核心区主要国家合作的时候，需要充分了解对象国的基本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推出各个核心区的强势语言、关键语言、通用语言、跨境语言和宗教语言名单，整理汉语在这些核心区主要国家的教育及使用状况。同时对内我们还应该摸清家底，调查和统计出我国外语教育的语种数据表，查找差距，分析原因，寻找对策，逐步解决我国外语教育界中语种偏少的短板问题。

　　这一规划还要求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多维的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为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乃至家庭的语言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可信的实践数据，并提供各种相关文件的起草或咨询服务。此外，还应当加强“一带一路”核心区主要国家重要语言的人才培养和培训。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和地位，根据语言及语言教育的特点来研究、规划和制定相关的语言战略，并从长远性和全局性出发，培养、开发和利用好相关的语言战略家和语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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