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民众看病不再难”？

蜚语

廖新波（作者供图/图）

说到2017年的民生愿景，只有“健康”一词才最能表达最大多数人的祈求。出于职业敏感，2016年我关注和思考得最多的就是：为什么医改这么多年了，医院越建越大，病人却越来越多？这是“大健康”战略所希望的结果吗？

2016年这一年，我国出台的“大健康”文件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多的，归纳起来就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核心的政策文件群，其中更有在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发布的《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上海宣言》——健康作为一项所有国家共享的社会目标和政治优先策略，并承诺加大对健康促进的政治保证和财政投资。由此看来，健康梦之美好，构图之宏伟，无不令人向往！

然而，“健康安全挑战越来越多，强大的商业力量正在努力阻碍健康”，健康危机在全球广泛存在。为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我们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因此，在2017年，我看到的更多是困难。也正因为这样，我最希望2017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起步——如何从目前的“简”，包括任务的提出、基础的建立、政策的出台等等，到实现这一梦想之“巨”，比如民众看病不再难、健康生活方式得到进一步普及、健康服务质量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实现健康公平以及困难群众的健康问题得以解决……归纳起来就是三个愿景：

第一个愿景：健康服务者的价值要回归到医学的本质。医学的本质是什么？医学不是商业，而是研究如何治病，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不生病和少生病。而了解并掌握这门科学与技能的恰恰只有医务工作者。虽然我们提出“智慧医疗”，但距离真正的“智慧医疗”还有一段时日，医学依然是一门经验科学，也就造成医务工作者难以与非医者做到信息对称。医者所做出的医学判断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仍将医者的价值与医院的产值挂钩，那么医务工作者的核心价值就会继续被扭曲，就会使人们猜疑医务工作者，甚至对他们产生误解。

为实现医务工作者的价值回归，政策导向最为关键。事实上，政策已经制定，也有不少地方在行动，关键是今年如何抓好落实，使政策变现。

此外，医生的身份转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诸如分级诊疗的落实，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医生的同质化——技术与价值的同质化。政策如何体现同一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医生，其价值是一致的，而不因所在医院的等级不同而价值不一，以及使用医疗技术的“准入条件”不同。如果分级诊疗是根据医院大小而不是根据医院的治病能力高低来“分级”，那么分级诊疗必定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认为“大健康”不是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滥用。基础医疗是根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说过：健康是由多方面因素特别是诸多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医疗在保障全民健康中只起到很小一部分作用，过分偏重医学技术的发展，而忽视预防医学的发展，是根本性的策略错误。说到底，这就需要我们的决策者提升从事基本医疗、预防医学工作者的诊断水平和社会价值，使他们从“创收”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所创造的“健康GDP”远远比GDP更具有战略价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目标”和“政治优先”策略。

因此，非常希望现行的职称制度和编制制度能够彻底改革，尊重医生的知识价值，为他们创造一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第二个愿景：全民健康素养得到实际性提升。健康素养的提升无非与政策、社会、医生、个人有关。目前，政府、社会和个人用于预防的费用占整个健康支出的比例非常之低。有统计，我国80%的医疗卫生支出用于治疗，这与我们要发展成“健康强国”的目标形成极大的反差。要成为“健康强国”，单靠政府的财政支出不行，仅仅靠发展高新技术也不行，最根本的就是从自己做起、预防为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就是以世卫组织提出的四大健康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为基础，这是包括医生在内的所有人都要达成的共识。倘若连作为专业人员的医护人员都不自律，民众又将如何呢？“健康自律”讲的就是不以客观为理由的行动，比如不讲条件的戒烟，随时随地自觉地适当运动，拒绝暴饮暴食的生活习惯……只有你我都做到了，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更大的好处是你自己健康的同时，也少给别人添麻烦。

因此，非常希望人人都能珍惜自己的生命，健康管理从自己开始。

第三个愿景：互联网为“大健康”发挥增值作用。没有统一的、权威的、安全的互联网，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一体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互联互通、规范化的信息平台，医疗服务的创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布与使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互联网不是一个简单的旧模式的信息化，而是推动旧的服务流程与观念的改变，包括一些政策障碍和狭隘、落后的互联网思维。如果还认为互联网不安全、不可靠，是因为我们没有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主动去建立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如果还认为医生只能在医疗机构看病，是因为我们还把医生当作“单位人”。为什么不建立一些法律与规范，运用保险机制去约束医生的行为，使之为自己的医疗行为负责呢？

我多次呼吁建立网络全科医生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家庭医生+网络医生，即是将医保支付的家庭医生制度网络化），如果能够全面实现，无疑可以带动各项医改政策的落地和医疗服务的创新。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实施健康中国云服务计划，全面建立远程医疗应用体系、健康信息化标准体系和安全保护机制将成为“大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希望互联网思维融入互联网政策之中，让互联网为大健康提速、增量、增值。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