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第一个状元的传奇人生： 在两个朝代“金榜题名”

蜚语

状元自有真功夫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诗句，千百年来，始终围绕成中国人心头一个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世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此。这个结、这种快乐的顶点就是“天下状元”四个字。

虽然这四个字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而遭到后人的非议，但是，在中国人心底，状元的光环依然闪耀着，“高考状元”“种粮状元”“养猪状元”......这些称号的频频出现，便是这一情结的映射。

时过境迁，人们依然在各种场合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历史上新科进士、辕门报喜、唱名释褐、衣锦授官、打马游街、曲江赐宴、雁塔题名、皇帝赐婚等等大魁天下之后的风光。而在这个风景里，状元则走在最前面，成为举国上下最受尊崇的也最为亮丽的新闻人物，成为小说、戏曲里反复传唱的主角。

著名诗人杨万里有《四月十七日侍立集英殿观进士唱名》一诗写道:“殿上胪传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名登龙虎黄金榜，人在烟霄白玉京。”《儒林公议》中还载:“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至于戏曲里面诸如“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洞房深夜坐，心事却如秋。神灵儿鉴怜奴四礼八拜，果然是马前呼道状元来”这样的戏文场景更是广为人知。

那么，历史上的状元为什么如此受人追捧呢?我们来看一看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状元是古代科举制度的产物。说起科举制度，人们可能马上联想起《儒林外史》那里面士林的种种丑态，科举的种种弊端，或者联想起范进中举之后的作为，或者八股文的酸腐，总之，这个被20世纪全盘否定的科举制度，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古代中国罪恶的渊薮。

在现代人心目中，科举制度往往与教育制度联系起来，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一种教育制度，与现代高考的性质完全挂不上钩。它是古代一种用人选拔机制，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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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又历元明清三代，前后延续了1300多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著名学者毛佩琦先生在《中国状元大典》中指出:当欧洲从中世纪的黑暗和野蛮向启蒙时代迈进时，他们发现了中国这个“绿色的天堂”，这里“没有宗教，没有教会，由人自己管理自己”，“由理性管理人”。不少人建议西方君主“应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官员是一批真正的出类拔萃者、千年智慧和哲学宗教的占有者。”欧洲人正是从中国科举制度那里找到了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模式。

在隋以前，古代中国选拔官员的制度主要是三代至春秋战国的世卿世禄制，这种制度下，官员的任用主要凭血缘亲疏世代继承。汉代的征辟和察举，在这一制度上迈进了一步，或由地方长官在自己辖区内定期或不定期地考察人才并向朝廷推荐，经朝廷考核后授以官职;或由皇帝直接对那些“名人”下诏征集，如西汉时多贤良方正，东汉则多举孝廉。这一制度虽不以血缘亲疏为据，但多有凭关系、徇私舞弊的现象，以致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反常现象。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则实行“九品中正制”，将人物划定为上上、上中、上下等九个品级，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这一制度虽然对前面的察举有了完善，但依然无法避免豪门世族把持品评人物的大权，到了后来，他们选拔官员完全只看门第出身，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像左思所唱的那样“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而科举制度则完全打破了上述选拔用人制度的弊端。血缘自然不再，关系也不再重要，由朝廷直接开设考试科目，天下士人可以自由报名，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第一次确立了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选拔原则，使下层读书人也有了晋身的途径。因而，眼看着全国考生鱼贯而入时的唐太宗李世民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在科举制度下，人人皆可以为状元。无需达官贵人的推荐，也不问你家世渊源，除了历朝所规定的某些作奸犯科、品德不端的人不许应考，某些特殊身份的人如僧人道士、工商吏人、倡优子弟、服丧之人不许应考之外，其他人等都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报考。经过乡试、会试和殿试这样层层筛选之后，蟾宫折桂，取得第一名的人，怎么能不引起万人追捧呢?在他的背后，是无数士人皓首穷经而终生不得及第，两相对照，更增添了状元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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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说应明经科试及第，三十岁已经太老，应进士科试及第，五十岁还算年轻。一般说来，其他科考十取二三，而进士科则是百取一二，难易之悬殊可见一斑，以至于到后世，其他各科考试的读书人越来越少，最后都集中在进士科。古代学子能在中年进士及第，已是十分幸运，真正少年登科的能有几人?虽然俗话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真正十年便能一举成名的学子，则决非等闲之辈，必是学冠群伦、引领一代风流的名士，历史上实在微乎其微。那些能在强手如云的科考中夺魁之人，都不仅在当时是一时俊彦、深为朝廷所倚重，而且声震天下，名贯古今，有如历史的天空中一抹耀眼夺目的彩虹，他们并非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既无学问又无才能的“样子货”。

据统计，从唐至清，累计状元592人，正史(含《清史稿》)中立传者153人，占总数的约三分之一;而宋代状元能在《宋史》中立传的即有56人，约占一半。后人还认为，由于进士科考试只重诗赋、八股等官样文章，真才实学者太少，其实也是极其片面的。历代状元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也出现了不少的政治家。即使是如白居易、元稹、韩愈、刘禹锡、杜牧、王安石、苏轼、柳宗元、杨万里、黄庭坚和纳兰性德等在历史上以文学诗赋著称的年轻状元进士，他们也大都不止是在文学上声名独著，且在治国行政上政绩卓著，在文化史上也卓有建树，青史留名。

当然，有人要说，青史留名的毕竟不是全部状元。那么，还有众多的状元为什么会在历史上湮没无闻?这能不能说他们都是些无能之辈?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原因，比如，一个人的人生遭际。这些中状元之后很快就在历史上消失的俊杰，并非是他们碌碌无为，更多的是因为人生际遇多变，导致他们不仅在史上没有多大声名，甚至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还有一种原因便是，有些中了状元的读书人，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无法施展他们的抱负。只有极个别的状元，由于品质恶劣而成为史上的千古罪人。如宋代末年淳祐四年(1244)状元及第的留梦炎，曾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但很快就弃官而逃，后元军攻陷衢州，留梦炎投降，并极力想劝降文天祥。为此，文天祥曾作诗痛斥:“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这样卖国求荣的状元宰相毕竟不多。

不少学者认为史上第一个状元是孙伏伽。孙伏伽何许人也?他真的是天下第一状元吗?

孙伏伽

《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记载，孙伏伽，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生年不详，卒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壬午科进士。可以说，这个孙伏伽是史籍有载的进士第一。但这个进士第一并不表明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这要从进士的地位说起。

其实，这个孙伏伽早年在隋朝时就曾考中进士，并于隋炀帝大业末年任大理寺史，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下级官吏。隋亡后，入唐做官。曾于武德初年上书高祖，坦言三事:一是“开言路”；二是“废百戏散乐”；三是“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高祖阅后大喜，用其为治书侍御史，并赐帛三百匹。不久，孙伏伽又建议李渊在灭王世充、窦建德后取消追究王窦余党的命令，并为平定边防、减税赋等事频频上表献策，又请设“谏官”一职，高祖均采纳。

武德五年，孙伏伽因上疏而被免官。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完备，故孙伏伽能以免官之身应进士科考试，取中第一，官授刑部郎中。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孙伏伽曾上疏谏止游猎骑射，被采纳，贞观五年免官，不久又起用。贞观十四年(640)拜大理寺卿，成为朝廷重臣。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因年老辞官退休，显庆三年(658)病逝于家中。

史载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有魏征之风。其性格宽宏大量，处事从容，宠辱不惊。拜治书侍御史时，自己先从朝中得旨，归家后秘而不宣，待朝廷制文到来，合家狂喜而孙伏伽若无其事。

孙伏伽是史上少有的两朝进士，但隋朝时科举制度尚不完备，唐高祖武德五年，中国举行了真正历史意义上的第一场科举考试，取进士四人。壬午科取得第一名的孙伏伽不叫“状元”，只称“进士第一”。到唐太宗时，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固定下来，从此成为定制。到了武氏周朝，由于武则天日夜不忘陇西贵族反对立她为后的旧恨，为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而放手招官，并亲自殿试贡士，又使科举制度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状元”一词，始于武则天天授元年。首科取士十六人，武则天亲自在洛成殿策试。在此之前，科考实行糊名制，贡士考卷都糊名，以防考官作弊。武则天说应该信任考官，废糊名制，实际上是要从宽取士。当时，主考官用奏状向武则天报其等第名次，位于奏状第一位的，始称“状元”。

史籍载，“状元”之名最早见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王定保晚年所作的《唐摭言》:“崔昭矩，大顺(唐昭宗年号)中，裴公下状元及第。”但唐代制科百余种，各科都举行殿试，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主要的科目有贡举(也就是常科)、制举(也即特科)、武举和童子举。而在贡举、制举和武举中，又分进士、明经、贤良方正等。因此进士科状元还没有取得独尊地位。到宋太宗时，皇帝举行殿试并成为定例的只有进士一科;太平兴国八年，把殿试合格者分为五甲，元顺帝时改为三甲，状元专指第一甲第一名，成为定制，状元至尊至贵的地位开始确立。到明清两朝，不设其他科目，进士科成为唯一的制科，殿试分三甲发榜，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二、第三甲人数不定，第一甲却仅取三名，按文章优劣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此又称“鼎元”，在科举中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

后世把“进士第一”称为“状元”，是因为其他各科第一都不称“状元”。至于为什么要把进士第一称为状元，尚有几种说法，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一是投状说。唐时举人赴京应试都要事先投状，因而称进士科第一人为状头，也称状元。此一说出自清朝人赵翼《陔余丛考》中的《状元榜眼探花》:“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一是张榜说。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进士归礼部考试，进士及第，例须在礼部南院东墙张榜公布，状元即是金榜名列第一。两种说法，我认为其实质并无什么区别，而赵翼的说法更恰切一些。

总之，既然在孙伏伽进士第一的时候尚无状元之名，自然算不上史上第一位状元。旧、新《唐书》都不言孙伏伽进士及第，其原因就在于武德元年没有举行贡举，萧源锦先生指出，最先认为孙是史上第一状元的《玉芝堂谈荟》本身记载就有误。没有贡举哪来的状元?真正的史上第一状元，应该从武则天天授元年算起，可惜那年的进士第一(状元)是谁，史籍没有记载。但通俗地讲，孙伏伽仍可算得上状元之列。

那么，孙伏伽为什么能夺得当时的进士第一呢?他当年的试卷已无从搜得，但我们从史籍记载来分析，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读书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首先，孙伏伽并没有什么高贵血统和出身。在隋大业末，中过进士的孙伏伽只做到大理寺史，尔后累补至万年县法曹，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县级法院法官。入唐后，武德元年便上书直谏。其一，从他所谏的内容看，应该可以说是开有唐一代的民主风气的。他说:

臣闻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诤子，虽无道不陷于不义。故云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故也。隋后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为不闻其过。当时非无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谏，自谓德盛唐尧，功过夏禹，穷侈极欲，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脑涂地，户口减耗，盗贼日滋，而不觉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严父之法，开直言之路，选贤任能，赏罚得中，人人乐业，谁能摇动者乎?所以前朝好为变更，不师古训者，止为天诱其咎，将以开今圣唐也。陛下龙举晋阳，天下响应，计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难也。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搜狩，须顺四时，既代天理，安得非时妄动?陛下二十日龙飞，二十一日有献鹞雏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忽今日行之!又闻相国参军事卢牟子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频蒙赏劳。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岂此物哉!愿陛下察臣愚忠，则天下幸甚。

话虽然都是从当政者的角度出发的，但要求皇帝广开言路，上承商周遗风，下启后世批评监督之途。从某种意义上是针对皇帝的约束与自我约束，防止其为所欲为。

其二，他反对淫靡之风。他说:

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拟五月五日于玄武门游戏。臣窃思审，实损皇猷，亦非贻厥子孙谋，为后代法也。故《书》云:“无以小怨为无伤而弗去。”恐从小至于大故也。《论语》云:“放郑声，远佞人。”又云:“乐则《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乐也。如臣愚见，请并废之，则天下不胜幸甚。

百戏散乐，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孙伏伽以小见大，看到了这种风气一旦蔓延的可怕。就好比今天人们反腐败时常说的官员作风问题。政府官员远声色，拒淫风，即便是对当今也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其三，孙伏伽看到了为政的一大关键，那就是诸葛亮所说的“亲贤臣远小人”。他说:

臣闻性相近而习相远，以其所好相染也。故《书》云:“与治同道罔弗兴，与乱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兴乱其在斯与!皇太子及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择而任之也。如臣愚见，但是无义之人，及先来无赖，家门不能邕睦;及好奢华驰猎驭射，专作慢游狗马、声色歌舞之人，不得使亲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悦耳目，备驱驰，至于拾遗补阙，决不能为也。臣历窥往古，下观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乱之也。愿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盘石，永固维城矣。

这里，看上去是对太子身边僚友选拔的建议，是件小事，但其实事关大局。也就是说他看到了皇帝及未来皇帝身边的人对政治的影响力。这些左右人等的好坏，往往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决策。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些人的品行最容易感染皇帝。这也充分说明，孙伏伽对儒家经典是活学活用的。孔子强调友的作用，指出要慎择其友，《论语》中所云“性相近，习相远”，一般人匆匆看过，并不曾细想，而孙伏伽则能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足见其识见要高人一等。

为此，唐高祖李渊看了他的上述三条建议后“大悦”，下诏曰:

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诫。永言于此，常深叹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宝命，虽不能性与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谐，以匡不逮。而群公卿士，罕进直言，将申虚受之怀，物所未谕。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曷贻利行之益!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

二年，高祖又对裴寂说:

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然惟李纲善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首而已，岂朕所望哉!

可见，李渊对他的倚重与信任。

作为一个在隋代沉沦下僚的士子，孙伏伽深知天下事都系于皇帝一身，由是他将眼光集中在皇帝身上，多方建谏。这并不意味着他只知投上所好，相反，他也敢于为百姓说话。李渊建唐后不久就平定了当时的各路反王如王世充、窦建德，大赦天下，但天下初定，李渊害怕他们的党羽，于是命令将他们的党羽发配边疆。其实，王世充等人的所谓党羽大都是一些深受隋末暴政之苦的百姓，只不过他们跟随的不是李渊，因而成为李氏王朝的心腹大患。为了免除这些人的苦狱之灾，孙伏伽上表直谏:


臣闻王言无戏，自古格言;去食存信，闻诸旧典。故《书》云: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又《论语》云，一言出口，驷不及舌。以此而论，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临区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滨，谁非臣妾。丝纶一发，取信万方，使闻之者不疑，见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发云雨之制，光被黔黎，无所间然，公私蒙赖。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断当，许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后，即便无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后乃欲迁之?此是陛下自违本心，欲遣下人若为取则?若欲子细推寻，逆城之内，人谁无罪?故《书》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若论渠魁，世充等为首，渠魁尚免，胁从何辜?且古人云:跖狗吠尧，盖非其主。在东都城内及建德部下，乃有与陛下积小故旧，编发友朋，犹尚有人败后始至者。此等岂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疏者，窃谓无罪。又《书》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上古以来，何代无君，所以只称尧、舜之善者，何也?直由为天子者实难，善名难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权须应机而作;今四方既定，设法须与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为无信，欲遣兆人若为信畏?故《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赏罚之行，达乎贵贱，圣人制法，无限亲疏。如臣愚见，世充、建德下伪官，经赦合免责情，欲迁配者，请并放之，则天下幸甚。

孙伏伽引经据典，无非要向皇帝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不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既已大赦天下，为何又要发配党羽?第二，冤有头债有主，不可滥责无辜。言者谆谆，听者也无可辩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年的“进士第一”的识见和风范。孙伏伽的青史留名，不仅是他自己人格的大写，也是后世对他的充分肯定。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