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 “中国制造”继续助力

蜚语

在“五通”中，“政策沟通”是制度保障，“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沿线国家应着眼区域内价值链塑造，将传统贸易领域拓展到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领域，实现真正的“贸易畅通”。为此，当前要突破基础设施匮乏的硬约束和资金匮乏的软约束，实现“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这就是“五通”的经济逻辑“一带一路”建设倡导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将中国与沿线国家连接起来，参与国际分工，创造大区域内的合作机会，探寻全新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的一头，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东亚生产网络，有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的国家；另一头是欧洲经济圈，活跃着以德国和中东欧为主的生产网络；中间则是经济深度凹陷区，许多国家尚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铁路、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落后导致该地区难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基于这样的现实，“一带一路”大区域内的国家应如何顺应全球化趋势、实现发展目标？

首先，传统最终产品分工下的贸易仍是“一带一路”繁荣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很多国家以自然资源、农业资源为优势禀赋，各国贸易互补性强，产业间贸易机会较多。今年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同比增长26.2%，高于同期整体外贸增速4.4个百分点，说明“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畅通”的重要性。

其次，形成“一带一路”大区域价值链是各国的共同发展路径。对处于深度凹陷区的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是工业化，从而直接获取参与价值链的机会，实现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协同发展。对东亚国家来说，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建立地区层面的市场、减少区外依赖应是其工业化发展的近期标。“一带一路”大区域价值链一旦形成，将产生区域内的市场和生产网络，实现区域内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届时，区域内产品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将长足增长，真正实现“贸易畅通”。

再次，克服“一带一路”大区域内基础设施匮乏的发展瓶颈。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估计，在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各国和地区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约8万亿美元。此外，还要在特定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2900亿美元。基础设施供应不足会影响贸易、投资能力，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一带一路”建设将“设施联通”作为了合作的重点领域。

最后，做好“资金融通”，解决沿线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形成不足、国际资本投入不够的双重困境。发展中国家人民收入水平低，低收入必然导致低储蓄率，低储蓄率又造成国内资本形成不足，生产难以扩大规模。即便是贸易顺差的国家，通常也不得不将贸易盈余投到美元资产上作为外汇储备，致使国内经济发展资本严重缺乏。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步履维艰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更多回流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因为投资规模大、回报时间长，几乎无法吸引外资。如此看来，做好“资金融通”，才能为“一带一路”大区域内国家输送发展血液。

在“五通”中，“政策沟通”是制度保障，“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顶层设计和基层支持。沿线国家应着眼区域内价值链塑造，将传统贸易领域拓展到产业内和产品内贸易领域，实现真正的“贸易畅通”。为此，当前要突破基础设施匮乏的硬约束和资金匮乏的软约束，实现“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这就是“五通”的经济逻辑。

除此之外，伴随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深化，生产环节的分解、中间品贸易的增长、要素配置的扩散，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谋求全球化发展机遇。然而，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配来看，却极不平衡：发达国家把控产品设计、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一般性的生产加工、部件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二元格局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长期被“低端锁定”的嵌入式困境。更重要的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当前价值链生产环节的区位分布：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订单依存度高；另一方面，技术壁垒低的价值链模块在生产条件同质化的发展中国家间竞争激烈。在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制造业回流政策以及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提升的情形下，中国正面临着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高端回流”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中低端分流”并存的双重竞争格局。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适时转变国际分工嵌入模式，加快形成竞争新优势，从而真正推动实现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成为中国主导区域产能合作、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途径。

中国具备引领构建区域价值链的优势条件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及所处发展阶段差别显著，因此以建设“一带一路”为契机，重构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拓展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产能合作范围，具有现实可行性。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并将其整体嵌入现今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形成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产能合作体系。

其中，鉴于中国已经取得一定的经济发展成就并具备技术积累优势，因而将率先作为区域核心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价值链中发挥“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对区域外将负责自主创新或者承接、转化世界先进技术产品，对区域内则主导“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价值链。从全球化角度看，随着亚洲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地位的上升，网络化全球价值链中地区空间的“中心”重获关注，目前主要全球生产网络均是围绕特定“中心”构建的。而得益于较早参与全球化的先行优势，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和基础成为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核心枢纽国。

从经济总量看，中国目前已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为15%，且长期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庞大经济体量背后的巨大市场需求，使得中国具备主导建立区域价值链新型分工体系的坚实基础。

从贸易往来看，在贸易总量方面，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在价值链参与方面，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中最大的中间品供给者，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一方面，2011年，中国贸易增加值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增加值最大的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的零部件等中间贸易品的比重约为进口贸易的75%。此外，中国的进口投入来源国分布更加广泛，离散程度日益提高。根据OECD提供的TIVA数据库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附加值贸易占中国附加值贸易总额已近30%。有效发挥这一积极因素，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合作，有助于中国将成本价格优势转化为包括价格、技术、服务等在内的综合优势。

从对外投资看，自2015年起，中国的对外投资额已超出外商投资额。这表明在统计意义上，我国的产业资本已经进入向外净流出阶段，同时标志着中国自此将以建构者的身份参与国际经贸体系。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从产品输出型模式向产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并重模式转变，而且使得通过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通过产融结合推进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成为可能。

从技术创新看，中国制造业在技术实力上经过前期技术溢出以及后期研发投入，技术创新能力日益提高，部分行业不仅具备了与发达经济体竞争的能力，甚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以我国的专利收支情况为例，我国专利支出占比已有较大提升且对外专利授权收入显现出长足进步，说明中国正逐步实现由“低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这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实现技术转移合作提供了强力支撑。

从制造业实力看，目前中国的产能虽有富余但并不落后，大部分产能处于中端及中高端水平，多数行业和生产环节都有着较强的制造能力。这突出表现在，电子、汽车、机械等以产业内分工为主的行业领域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集群，这些优质产能在技术上先进适用且性价比高，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实需要和承载能力。而中国在新兴产业产品领域所具备的竞争优势和技术创新能力，则为引领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提供了优势条件。

构筑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渠道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双向“嵌套式”全球价值链产能合作体系核心枢纽的基础。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自主研发或技术溢出、海外并购等方式，从发达经济体承接高新技术或产品。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区域内，中国可作为技术前沿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主导构建区域价值链，推进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具体来看，这一产能合作模式或将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并行不悖的嵌套型分工结构。不同于当今全球价值链体系所呈现的二元结构，嵌套型分工结构的核心特征是发挥中国上述跨越式发展的阶段性优势。以中国为核心枢纽，将位于中国两端的高、低端产业链加以有效衔接，从而在联通南北国家产能合作路径之余，构筑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渠道。虽然该价值链仍嵌套于原有价值链，但中国对发达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连接，使该结构融合与分立的特征更加显著。一方面，作为原有价值链的补充，它将更多的国家囊括其中，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的开放格局扩展至中西部腹地，从而缩短了区域内国家的开放距离，而这些“被遗忘”国家的参与并不会削弱原有价值链的融合度；另一方面，中国在一定范围内作为主导国使得区域内部分国家减轻了对传统欧美等“不稳定”主导国的依赖，生产结构的这种转换将在缓解经济分化、保持对全球经贸环境更大韧性、进一步共享全球化红利方面产生显著效益。

二是多元化的异质性参与主体。在将更多国家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提升包容性的基础上，该模式更加注重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角度出发，更加关注其异质性。根据不同要素禀赋特征，通过差异化开展制造业产业合作。利用国内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中国可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特色优势工业品，进而帮助相关国家巩固培育优势产业。更重要的是，跨境电商平台、自贸区等所引致的贸易模式变革，不仅意味着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便利参与，也预示着应培育替代性低、更加个性化的生产环节或产业以规避更为激烈的竞争。这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深入的认知：对南亚、东南亚、西亚、中欧等次级区域层面有清晰的宏观认知，对一国主导产业进行劳动密集型、资源丰富型、技术密集型等划分的基础上，还需要对省际层面等更细的尺度进行调查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带一路”地区产能合作的积极性，扩大发展成果的惠及面。

三是以国际化的企业为载体。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风险交织的复杂投资环境，尤其是对于资源类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产能合作领域而言，中国企业或将更多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特别是同当地大企业合作，以降低政治风险。此外，日本跨国公司的“母子工厂”体系或可为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借鉴。通过“母子工厂”体系建设，以及“走出去”企业本地化经营所发挥的溢出效应，既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启动输入必要的外部产能，又能够通过提高本土的生产效率，优化本国的产业竞争格局，实现产业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与积累的增长效应在空间上的功能互补。

经济全球化催生了基于全球价值链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价值链无疑成为世界经济循环互动中尤为关键的链条。掌握了产业价值链核心环节的国家，不仅可以获取最优化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在未来价值链发展方向上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扮演着这一角色，并试图将这一竞争优势继续维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这一现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突出。

“工业4.0”时代下的全球价值链变革

以物联网、大数据、次世代网络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在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英国“工业2050”、法国“未来工业计划”以及日本“工业4.0”的引领下正式拉开了序幕。在“工业4.0”助力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进程中，一场以智能制造带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大潮被强力掀起。

诚然，“工业4.0”给整个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变革，而且还是生产分工形式和产业链整合方式的变革。它足以改变全球产业链条的供给生态，足以改变传统生产制造的理念和模式，足以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和终端用户的消费方式。在伴随着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被不断重塑时,全球价值链也因此而处于深刻的调整与变革中。

全球价值链的变革对国际分工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当“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时会形成所谓的“微笑曲线”。从设计、研发到制造、组装，再到营销和售后，在整个完整的产品链条当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核心的技术和先进的设计理念，因而其主要承担生产加工这一环节，因此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

然而，在全球价值链的时代，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国家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将由原来的国际贸易商品流动领域逐渐转向为产品的生产加工领域。当“工业4.0”不断推动着科技创新，变革着传统生产方式时，发达国家会陆续将高附加值的制造环节收回国内，例如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国家正在以“再工业化”战略来加速这一进程。这样的结果无疑将收窄发展中国家承接产品生产加工的空间，使得其原本拥有的产品生产加工链被选择性的分割，靠代工环节所赚的薄利被进一步流失，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效果被继续放大。

毋容置疑，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变革中没有积极的应对之策，那么其不仅会在这一轮国际分工中损失惨重，而且也从根本上丧失了奋起追赶的机会。

全球价值链竞争下“一带一路”国家的困境和挑战

不可否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最不发达国家，但多半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就业需求普遍旺盛，基础设施“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由于自身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因此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通过承接产业国际转移，依靠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价格、资源和环境成本优势，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始终扮演着加工者和代工者的角色。

当前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毋庸讳言，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产品的竞争、技术的竞争逐渐转变为价值链的竞争。如果抛开价值链谈个别产品的竞争，那么大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且还可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与欧美国家找到可竞争的空间。

然而，一旦从价值链层面进行比较，在当今国际产业链垂直型分工逐渐取代传统的水平型分工背景下，由于受制于初始分工及加工贸易的路径依赖，在内无科技创新实力、外缺技术来源助力的情况下，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能无奈面对在全球产业链中被低端锁定的现实，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而无技所施。甚至还有个别国家早已被迫游离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难找身影。

让“中国制造”助力“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这背后无疑是“中国制造”的强力支撑。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制造业则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在低要素成本优势、高国民储蓄率、先进国家部分开放的技术来源以及国内巨大消费市场的共同营造下，中国成功的抓住了这一发展机遇期，借助德国的工艺、法国的设计、美国的商业模式实现了对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弯道追赶。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被誉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的基地。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和主导区域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企图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继续维持其掌控能力。其中制造业的回流对全球价值链区位布局影响深远，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同样形成了低端锁定的压力。面对这一形势，要想继续保持竞争优势，“智能制造”无意识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必选之路。

在加快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的过程中，《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通过创新驱动，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来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华丽转身。智能化产品、生产管理过程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工业物联网的推广，将使得中国研发不仅有助于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据高位，也有助于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不再局限于提供加工和组装服务，而是更多的参与到高端技术的研发和核心设备的制造，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

毫不讳言，中国制造已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断具备优势性附加值的创造能力。诸如在高铁、航天、装备制造业等领域上，中国获取增加值的能力尤为突出，并且其国内环节的增加值比重已经明显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以智能化、柔性化、高端化为方向的“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智能制造无疑成为中国传统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的关键推力。

当前，中国正在构建利益共享的新型全球价值链，这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则是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最好机遇期。工业化进程各异、互补性较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参与中国主导构建的新型价值链时，将有助于加快其工业化发展，有助于其参与由“中国智造”所衍生和创造出来的新型“一带一路”产业链，进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借道追赶。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已经有30多个沿线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有超过20个国家与中国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不可否认，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暂时不具备自主发展智能制造的能力，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部分有条件的沿线国家可不断加强与中国的产业对接，优化本国的资源配置能力。从产业承接到加工模仿，再到未来的技术合作与共享，这一路径同样可以帮助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上塑造核心竞争力。

根据 中新网等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