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神秘的身份之谜：并非江青前夫那么简单

Mary

　　江青、唐纳等人在杭州六和塔下的合影（资料图）

　　2012年8月23日是唐纳先生的忌日——离他逝世，已经整整24周年了。

　　“唐纳”这个名字，知悉的人应该不少。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去国多年、近乎匿迹的唐纳，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中，成了普通民众任意谈论和想象的人物。

　　曾经“为情轻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报章上出现了不少介绍唐纳其人的文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总括而言，这些文字中，除了曾与唐纳共事的几位老报人的回忆有些真材实料外，其他的大都是捕风捉影，辗转抄袭，且有不少杜撰成分。更有甚者，坊间一本号称以“纪实手法”写成的《唐纳浮沉录》，将其主要的人生经历几乎描绘成一部情海浮沉史，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大都出自虚构。

　　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唐纳的形象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哪怕是离表面的真实也越来越远。唐纳生前对此习以为常，虽有怨愤也无可奈何。国内某家刊物曾发表一篇涉及唐纳1930年代婚事的文字，他看到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不知是否我于二十余年来看过诸如此类的文章太多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惊奇。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让他乱抄乱袭去吧，我是不屑一理……这种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作家’我也见得多了，没有对他们重视的必要。”

　　那么，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唐纳夫人陈润琼编选的《马季良（唐纳）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一段对着者的生平事略介绍：本名马继宗，1914年5月7日生于苏州，父亲马培甫时任津浦铁路局洋务译员，母亲费文英。两岁时过继给大伯马含荪为嗣，从小喜爱诗文。少时就读于苏州私立树德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苏州中学。从1930年开始，他以巨钰、瞿觉等笔名在《吴县日报》发表一些散文、短诗。“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者联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与进步青年佘增涛（史枚）、项志逖（胡绳）、吴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经常议论国事，探讨救亡之道。1932年3月，因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破坏，马继宗亦遭当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马继良，后又用季良、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圣约翰大学。1933年，以唐纳、罗平、陈陀等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等副刊发表电影评论，常有独到见解，深受读者喜爱。翌年秋，进华艺电影公司任编剧，为抗日影片《逃亡》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词，由聂耳作曲而广为流传。后又进电通影业公司任编剧、宣传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导委员会副主任……

　　因唐纳外貌俊朗，一表人才，被电通的导演看中，获邀在喜剧片《都市风光》中出演男主角李梦华。他虽是初登银幕，却演得相当出色。正是在电通拍摄《都市风光》时，唐纳与来自山东青岛、本名李云鹤的蓝苹结识并相恋，在不久后发生了耸动视听的婚恋风波，成为报刊花边新闻中的男、女主角。

　　传记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对风波的前因后果记述甚详：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纳和蓝苹，与同为演员的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由导演郑君里主持，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证婚，一时传为佳话。5月底，蓝苹称到济南探视生病的母亲，竟一去不返，并来信表示断绝关系，如雷轰顶的唐纳6月下旬赶去济南，遍寻无着，绝望中在旅店吞火柴头自尽，幸被茶房发现送医及时抢救过来。其实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启威的蓝苹闻讯来到济南，在郑君里劝说下和唐纳回到上海。但两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争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纳获知蓝苹竟插足导演章泯的家庭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跑到吴淞口跳入长江，幸被路人救了上来……

　　但是，婚恋只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单从这个视角认识和评判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容易流于片面。需要留意的是，蓝苹在到上海认识唐纳之前，经前男友俞启威引导和帮助，已于1933年2月在青岛加入了中共；因为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团。踏入影剧界时，她绝对是一个左翼文艺女青年。1937年，她为了高远的政治理想，放弃上海相对安逸的生活，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在上海为蓝苹舍妻弃子的导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后一直从事左翼戏剧工作。蓝苹也好，章泯也好，尽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厌旧的记录，政治上却非碌碌之辈。与蓝苹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纳，其时是什么政治面目呢？他与后来改名“江青”的蓝苹，有没有共同的志向呢？

　　被忽视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武汉、重庆再到上海，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三镇；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回上海，他先任《时事新报》主笔，再任《文汇报》总编辑……唐纳中、英文俱佳，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纳除了演员、报人的职业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当年罕为人知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进而认识了其兄马骥良亦即唐纳，“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Y.’，亦即共青团”。但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该书语焉不详。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撰写《唐纳与我》一文，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夏敢不敢接受。夏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涛），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夏尊他为师长。唐纳三天两头来夏家，给史枚带来许多外面的消息。两人一起谈形势，谈救亡，谈文艺，谈着谈着，一篇评论就出来了。唐纳那时主编《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专刊，上面许多鼓吹国防电影、宣扬救亡图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间的产品。夏那时还只有旁听的资格。听着听着，再加上读了史枚推荐的不少进步书籍，也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2005年10月号《上海滩》月刊一篇题为《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标题“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写道：“1936年，他（夏其言）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任经理、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直至离休。他们相互熟识，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

　　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即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直接转为共产党员。有可能当夏其言知道唐纳是“C.Y.”时，实际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见，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

　　依照中共组织部门以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抗战全面爆发的划线原则，唐纳在那之前投身革命并入党，属于“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如果说演员、报人均为唐纳的职业身份，那么中共党员就是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当年向夏其言传输的革命理想那样，是救亡图存，解放劳苦大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

　　可以说，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解开唐纳“人生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

　　“潜伏”的报人

　　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为执政党之前（甚至之后一个短时期），大多数中共党员都处于秘密状态，甚至在红色根据地或革命队伍里也是如此。所以，1948年赴港工作不久就远赴海外的唐纳，从未有过公开党员身份的机会。从一些涉及唐纳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面目并不清晰，但做着共产党人才会做的事情，而且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

　　解放前曾参与妇女运动的童礼娟写有《和许广平相处的日子》一文，说1946年春节过后不久，在中共地下党学委领导下，她和几位同志一起参与筹建上海妇女联谊会。许广平、胡子婴等被选为常务理事。为了扩大影响，妇联会要办会刊，因没有经费，开头用油印机印了两期，不够理想。许广平出面联系到《时事新报》的半个版面，党组织安排她去协助许广平做些具体工作。有一次，她应许广平安排到许家与马季良（唐纳）见面。“那天我比约定的时间稍早些先到，稍后，马季良来了，他中等个头，穿一身灰色西装，学者风度。我们就在前半间靠窗口围桌而坐，主要是许先生和马季良交谈，我只在一旁听着。许先生很谦虚，不时征求我的意见，我总是点点头。最后大家商定，副刊半个版面，一星期出一期，刊名为《妇女生活》，因已有《学生生活》、《工人生活》副刊，这样，可以保持名称一致。”文中提到，《时事新报》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所办，这个副刊的稿件刊出后没有稿酬，排版看清样等工作由她去报社处理。她又说：“《妇女生活》出了几期，许先生又联系到《联合晚报》，这次是许先生写了张字条让我直接去联合晚报社找主编冯宾符，冯和我谈了些具体事情，刊名为《妇讯》……”还说：“《联合晚报》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一张报纸，因是晚报，都是上午去报社工作。由于许先生坚持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编辑方针，因而这两个副刊团结教育了广大妇女读者。”

　　《联合晚报》本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报纸，而《时事新报》是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掌控的报纸。但由于唐纳任《时事新报》主笔，某些版面起到了与中共的报纸近乎相同的宣传作用。鲁迅夫人许广平是妇女界左翼领袖人物，其背后是中共地下党，唐纳与她的合作当然不是个人行为。前述居欣如的文章也提到唐纳进入《时事新报》之事：“唐纳当主笔，完全是受党的委派，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文委负责人夏衍。夏衍要唐纳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把这张报纸作为一个很好的阵地，用来宣传进步主张。”唐纳能进该报主持笔政，凭借的是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先后同学的关系。该报有一次报道军人和警员在戏院互殴的丑闻，军警双方扬言要来砸报社，唐纳马上请出孔令侃出面周旋，始告平息。这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文宣机构的“潜伏”，类似事例不少。

　　唐纳在《时事新报》为时不长，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红，引起后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应邀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陈虞孙、宦乡及采访主任孟秋江等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最耐人寻味的一次，是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纳突然乘火车由沪至宁，偕该报驻宁记者郑永欣去梅园新村访晤中共代表周恩来。据郑永欣的回忆文章《石头古城“逐鹿”记》所述，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唐纳只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以自处？周恩来答道：“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郑永欣接着问：周先生此去何时回来，和谈之门有重开希望吗？周的回答是：我们希望越快回来越好，取决于国民党实现政协决议的诚意。从战场形势发展来看，大概明春，半年多以后也许可以与你们在南京再见。唐纳是专程而来，当晚即乘夜车返沪，并关照不发消息，要对外保密。这显然不是一次寻常的访问，从唐纳来去匆匆的经过看，更像是向周恩来作当面请示，讨教在环境恶化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动默契。

　　据后来统计，当时《文汇报》编辑部内，有十六七名地下党员，来自三四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在组织内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报馆上班时却装作互不熟识，如陈虞孙与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却又不是同一系统而无组织关系，如夏其言与唐纳。不用说，《文汇报》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唐纳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报人。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幕后牵线并出任总编辑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节“吴绍澍与《正言报》”，提到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沪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成立于香港的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此处提到的“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徐数年后撰写《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唐纳）忽由港来沪，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徐铸成有关香港《文汇报》缘起的回忆文字，有几个大同小异的文本。还有一个版本，顺带说到了唐纳当时从香港到上海的任务： “翌年3月（指1948年——作者注），正当我百无聊赖、‘甲胄生虮’的时候，忽然一天下午，来了个不速之客——马季良同志，他原是《文汇报》的总编辑，报纸被封后，出走香港的，怎么忽然回来了呢？我愕然良久。坐定后，他告诉我，此来是奉派护送华岗同志过沪去山东解放区的，‘顺便给你带来一个口信。’”这个口信，即前述“民革”已在香港成立，准备办机关报，李济深属意徐铸成前往主持。

　　文中提到的华岗，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8月成为共产党员，历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时的中共代表团顾问，1947 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后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香港治病，协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统战工作……唐纳此行是为了护送他去解放区而路经上海，冒着一定的风险。这说明，他这时担当了秘密而重要的任务。因为前一年《文汇报》被查封时，唐纳、陈虞孙、宦乡等都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因而分头隐蔽或远遁他乡。唐纳当时回到苏州老家，不久就出走香港，此刻危险犹在，却又悄然潜回沪上。所以，徐铸成才“愕然良久”。

　　唐纳上海之行捎给徐铸成的口信，为正在寻求出路的《文汇报》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他还给准备赴港与“民革”商谈合作的徐铸成提供了张建良、夏衍的联系方式，专门交代通过张的安排即可见到潘汉年，正是潘在幕后主导“民革”与《文汇报》的合作。

　　按照唐纳提供的联系方式，徐铸成离沪赴港，先后见到了张建良、夏衍和潘汉年，还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等民革高层，代表上海《文汇报》顺利地洽谈了合作事宜。最终，唐纳不仅参与了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并出任总编辑，除了负责编务外，还为总主笔兼管经理部的徐铸成分担经济压力及对外联络。如果说潘汉年是整个方案的策划者，唐纳就是步步推进的落实者；即使称唐纳是迄今已逾花甲的香港《文汇报》的催生者，也不为过。2012年7月，香港老报人容若在《明报月刊》撰文称，香港《文汇报》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控股”的报纸，唐纳是“该报组班的幕后牵线人”。前一句尚可商榷，后一句无可置疑。

　　与潘汉年关系非同一般

　　徐铸成是无党无派的职业报人，任上海《文汇报》时对同事中谁是中共地下党员不清楚也无意了解。但到香港《文汇报》时期，他结识了过去闻名而不相识的夏衍和潘汉年，也认识了张建良，与这些共产党人接触日多。他在回忆文章《香港〈文汇报〉创刊初期》中说：“潘汉年同志经常关心《文汇报》的情况。他的工作很忙，要经常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还有其他重要工作。他不可能经常和我见面，我有事和张建良同志联系，或请马季良同志转达。”这是已经写出来的。笔者1982年2月起在徐先生指导下读研究生时，还听他讲过一些没有写出来的掌故，其中说到唐纳是潘汉年系统的人；潘汉年、张建良和唐纳是结拜兄弟，潘是老大，张建良是老二，唐是老三，等等。

　　唐纳的这两位“结拜兄弟”，当年都是神通广大、声名赫赫的人物。潘汉年的不凡功业，在其冤案平反后已广为人知。这位1925年加入中共的文化人，从中央“特科”开始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出没于敌占区和国统区，把公开的统战工作与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得出神入化，既结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又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情报，是隐蔽战线上功绩卓着的领导人。张建良这个名字相对寡闻，但其本名“华克之”却很有传奇色彩。在他还不是中共党员的1935年11月，就策划并委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原定的刺杀目标蒋介石没出现，结果刺伤了汪精卫，震惊全国。据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记述，1937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前来投奔的华克之，考虑到国、共正在商谈合作抗日，不宜将他留下，遂建议他去华南担任中共与李济深等人的联络人。于是，他到了华南，化名张建良，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周旋于日本人、蒋介石、汪精卫的势力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完成不少难度颇大的使命。

　　在沪港与唐纳两度共事的《文汇报》退休编辑任嘉尧，也在《唐纳胸怀祖国情系家园》的文章中提到，唐纳和袁牧之、郑君里、赵丹志同道合，是结拜兄弟， “又与潘汉年义结金兰”，但没有提到张建良。前述潘、张、唐“结拜兄弟”的说法，尚属一家之言，还需更多的资料印证，但至少说明唐纳与潘、张尤其是潘之关系非同一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解放前夕为何离国远去

　　香港《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而唐纳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辞呈，距他担任总编辑不到3个月。此时，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报社同仁心情振奋，准备有朝一日回到内地。所以，徐铸成惊讶地问：“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并对他恳切挽留。次日，潘汉年对徐说：“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坚留了。”后来报社设宴，为唐纳饯别并合影留念。《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记述此事时还说了一句：“几十年后，我才恍然钦佩季良的先见之明。”

　　任嘉尧在《故旧忆唐纳》中也谈及此事，说唐纳心头有难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战争胜利，实现了我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又称，唐纳私下告诉一位年轻的编辑：“为了那位已离异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难保有命。”证诸与江青熟识的郑君里、王莹、赵丹、郁风等人“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唐纳似乎未卜先知，料事如神。

　　不过，这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假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以避江青之祸来解读唐纳出国之举，无疑是最正常也最正确的，但现今看来过于简单化，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蓝苹”的第一个男友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从青岛出狱辗转到北平，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经过多年革命斗争历练，解放后先后出任天津市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1958年2月病故。虽说他在工作上曾受过毛泽东严厉批评，但显然与江青无关。又如，导演章泯后来回到妻儿身边，解放后历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在“文革”中安然无事，于1975年去世。

　　事实上，很难排除唐纳出国另有目的，而且，这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的苏州中学同学、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吴大琨写有《回忆三十年代初期的苏州革命斗争》一文，回顾了同学少年时期与唐纳、史枚等人从事街头抗日救亡宣传的往事。对于唐纳，该文有个脚注：“离开苏中后，唐纳继续为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前夕，远去海外。建国初，我在上海遇到潘汉年，潘对我说：‘唐纳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其实唐纳也许是为了避免江青日后对他不利才远行的。”此注说出一项事实和一项猜测，事实是：潘汉年说唐去美国系他派遣；猜测是：唐此去可能是避免江青对他加害。对这种猜测无需赘言，而事实如果确凿的话，那么唐纳当年赴美就是富有战略目光的潘汉年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吴大琨的说法，也恰与徐铸成回忆的潘汉年叫他“不必坚留”唐纳互为印证，显示唐之离港赴美与潘有关。

　　确实，无论英文水平、社会经验还是交际能力，唐纳都是派往海外最恰当的人选。况且，他还有与已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恋人陈润琼相聚的理由，而陈父又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对在海外立足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至于唐纳本人，可谓公私兼顾，两全其美。潘汉年对吴大琨说的那句“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是他当时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地位所限，对并不完全知晓内情的人要表露的政治立场，自在情理之中。

　　可以断言，如果唐纳当年像同事们一样回到内地，十有八九会在1955年潘汉年一案发生时遭受牵连。受“潘案”波及者数以百计，遍及各地。而以唐纳与潘汉年关系之密切，必定像张建良（华克之）那样被逮捕并判刑。即使侥幸活着等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也是24年后的1979年了。也就是说，唐纳若在国内，其厄运早在“文革”之前10年已经降临，而这与那时还“偶尔露峥嵘”的江青没多大关系。这样看，客居海外的唐纳终究还是幸运的。

　　1948年底，唐纳从香港到美国后，在纽约的中文报社、印刷厂工作不足两年，即转往法国巴黎，与陈润琼成婚，育有一女。他俩以经营中餐馆为业，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终年74岁。

　　《江青传》一书在结尾部分交待了与传主有关的几位人士的结局，其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曾返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叶剑英、罗青长的不寻常接见

　　唐纳首度返国是1978年。夏其言曾私下对人说，唐纳初抵上海，即与其夫妇见面叙旧，又在郑君里夫人黄晨陪同下，到郑的墓地献花致哀，随后就去了北京。唐纳确实极为低调，不光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对其他朋友和同事都未约见，想必有他的考虑。

　　那么，唐纳在北京见了哪些人，办了什么事呢？局外人很难揣测和判断，但多年后终于有个让人见出端倪的线索浮现。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发专题“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配发了四张图片。有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为：“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这足以令人大吃一惊！

　　熟知现当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战争年代，他屡任方面军或全军参谋长，多次与闻重大事变，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这样超乎寻常的安排，在他而言，即便不说是“认祖”，也可算是“归宗”了。

　　这次会面时叶剑英讲了些什么，而唐纳又讲了些什么——由于唐纳未及写出回忆录即已辞世，有关内容可能只会留存在某个部门的档案里了。但有一点应可确定：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

　　对这位一生多彩多姿并在多个领域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能否彻底拂去笼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秘雾纱，这要期待有关档案的公开之日了。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