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产能合作将成“一带一路”合作新方向

蜚语

9月初发布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经济合作行动中，第一次将“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前，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即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包括非洲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而实施这一转型，我认为至少要有五大战略创新。

第一，以工业化战略愿景为目标，统筹“一带一路”的支持与扶持资源。

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决定和非盟启动编制《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划》，支持中国企业以投建营一体化等模式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能源、交通、信息通信、跨境水资源等合作，同非方共同实施一批互联互通重点项目。然而这样的投资，除了考虑投资对象国的实际偿付能力与需要外，还应考虑中非合作推动非洲工业化的要求，先从历史、文化与商业基础设施等角度，规划未来非洲可能的工业中心，并从实现非洲工业化愿景出发，引领基础设施的建设。

从历史发展角度分析，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在过去20多年援助下，基础设施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一些国家外债余额与年度财政收人的比率都达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上限，例如西非发展相对较好的加纳，2016年末，外债余额174.22亿美元，外债余额与GDP比率为40.8%，外债余额与年度出口额的比率为73.17%，外债余额与年度财政收人的比率为201.61。目前负债率(外债余额与GDP比率)已超过20%的国际警戒指标，债务率(外债余额与年度出口额的比率)也已突破100%的国际警戒指标，外债余额是财政收入的3.89倍，基本丧失了偿债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传统财政担保对外贷款模式，很难实现“一带一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基础设施的投资，总体上被视为“分摊成本”，其偿还关键是项目建成后的经济发展，因此，未来基础设施建设应从成本分摊角度，着眼非洲工业能力发展的需要，否则必然导致基础设施冗余与负债难以偿还，无法发展工业化的悖论。这就要求应该以非洲工业能力的形成为目标，完善基础设施，重点以支持工业化的沿海港口城市工业园区建设为中心，完善基础设施。

第二，  以切实提升工业化扶持能力为导向，调整当前的中国支持与扶助政策。

“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支持是其重要力量，但是在以往的支持当中，相关部门更多是从管理效率角度，制定了一些政策，如规定可以补贴的工业园区，必须达到1平方公里以上，但是，从目前来看，其中相当一些园区，因为以盈利为导向，不熟悉当地工业化推进的规律，遭遇招商难题，效果相对较弱，所以，应当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产业特点和当地基础设施的实际，发展以相关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园区，从当地市场情况、可能的生产能力，以及企业未来角度，给予适度补助和支持，以降低其成本和投资风险，国家应当建立由企业家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政府支持，立足于共商基础上的工业发展规划补助体系，帮助有意愿投资的中国企业家，在当地开展相应的产业规划工作。

第三，  国家间政治合作，要以建立稳定的阶段性工业化的环境为目标。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间、政府间合作，包括领事保护，都应以工业化环境为目标和中心，积极支持那些能够促进工业化环境提升的相关项目和内容，并且，积极地同当地的中国企业家和所在国的地方企业家合作，在国家援助的政策范围内，探索和设计支持工业化与促进政府间友好关系的合作项目。例如，计划建立的鲁班工坊，就可以同该国可能的工业化前景项目合作，并且支持在当地具有工业基础的企业承办，并且采取官助民办的方式，让民办成为官助效率与效能的保障。

第四，结合国家关系与对象国领导者意愿，实施阶段成果导向的工业化支持战略。

非洲在互联网+时代，在过去50年的援助基础上，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有了可以支持阶段性工业化的基础，比如属于极度不发达国家的利比里亚，除了首都蒙罗维亚交通出现拥堵之外，该城市到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都已经打通，公路、海运码头已经基本上具备中等规模工业化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具备了满足2000万人口的中等规模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因此，应该研究将蒙罗维亚区域性工业化战略实施小规模工业园区战略，从而形成早期收获导向的工业化扶持战略。

“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是近年来的两个新有名词，也是经济界的热点话题，与高铁走出去战略密切关联。

“一带一路”是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和对外合作的宏伟倡议，也是亚欧区域合作的长远构想。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正式发表，这代表“一带一路”进入合作新阶段。

“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特别是与高铁走出去的“产能合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带一路”建设侧重八大领域，其中之一就是投资与产业合作，可以讲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和主要战略。国际“产能合作”是经济外交的重头戏，是外交部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国际产能既有利于解决中国富裕的产能问题，进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工业化水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既要保持项目的效益，也要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注重示范保护，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要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投资建厂，转移生产线，承包工程，企业需要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李克强总理强调国际“产能合作”要以企业为主导，依照商业原则灵活运用境外工程总承包，第三方合作等多种模式，做好国内产能与国外市场的对接，更好契合不同地区的需求。

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沿线各国政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的沟通交流机制，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的交流、对接，共同为务实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国际产能合作需要有关国家协同推动，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未来8～10年亚洲每年的资金设施，资金需求将达370亿美元，而市场估算是8000亿美元，所以在基础设施资金投资这块就有很大的可能。

中国高端制造业要想真正走出去不能仅仅依靠价格竞争和政策扶持，更需要练好内功和外功，所谓内功就是有优势的技术、自主和有价值的产权，外功就是充分市场调研、精密的成本计算，高铁企业要在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方面多下功夫，要对全球工业化新动向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在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时在国内保持技术，防止产业空心化，要做好风险评估和防控，中国高铁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政治、经济、法律、人文方方面面的工作，而且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高铁企业走出去之前要加强风险评估和前期调查，知己知彼，避免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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