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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纸”而迟到35年的楼兰考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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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8 23:18: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吴美琳在苏州的家里到处翻找,翻到第二个纸箱子时,发现了一个沉重的牛皮纸袋。她解开缠绕的线圈,掏出近五厘米厚泛黄的稿纸,只见封面上手写着“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落款是1987年3月。她高兴地给西安的张莉和北京的孟宪实两位教授打电话:“找到了!”

这份考古报告尘封了30多年,作者是她的爱人——著名西域史专家侯灿,而每个字都是她当年亲手誊写的。

两人退休后,这袋手稿随着他们从乌鲁木齐搬到成都,又来到苏州,最后两人在上海定居,手稿等学术资料都存放在苏州儿子家中的三四个大纸箱里。已经有将近20年没人提起这本报告,她自己也忘了。重见天日的这一天是2019年冬天,侯灿已经在2016年夏天去世。

2022年3月,这本报告终于将出版面世。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乃至匪夷所思的缘故,这本关于楼兰古国的档案“失踪”了35年,成为考古学界被遗忘的一宗悬案。

这是新中国迄今唯一一次楼兰古国考古调查的详细报告,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这批资料的迟到,不仅是楼兰考古的遗憾,也是丝路文明研究的遗憾。

楼兰遗址远景。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国家的遗憾

2016年侯灿去世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猛然想起,侯灿还有一本重要的楼兰考古报告始终没能出版。侯灿是他年轻时的学术引路人,1987年他们初次相逢时,这本报告就已经完成了。他联系了侯灿的妻子吴美琳,希望找到书稿帮助出版,吴美琳却在电话里很肯定地告诉他:家里没有这样一部书稿。孟宪实吓了一跳:难道是侯灿过于伤心,一气之下毁掉了书稿?

过了三年,孟宪实在一篇纪念侯灿的文章中又提了一笔这件事,表示遗憾和不解。吴美琳看到文章后,“脑子被叫醒了”,第二天就坐车到苏州,把封装了十几年的纸箱全部打开,一一翻检之后,终于找到了那个牛皮纸袋。

报告记录的是40多年前的一次考古行动。

1980年,中日合拍“丝绸之路”电视系列片,其中敦煌经楼兰至焉耆段由中方拍摄。中央电视台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工作队,进入楼兰遗址开展考古。经过前一年的两次勘查,考古队兵分两路,考古所的侯灿是西路负责人。这次短短二十几天的考古任务,改变了侯灿一生的学术方向乃至人生境遇。

田野考古结束后,进入漫长的资料整理和报告撰写过程,侯灿负责报告的执笔。1987年3月,他完成了详尽的考古报告,同时整理出三份简报和文章《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次年7月,三篇文章很快在《文物》月刊发表,然而完整版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却从此石沉大海,只留存在传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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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手稿。

其实,侯灿当时将书稿寄给了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社回复信件,称赞报告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误,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和论证,“我们已经列入明年的发稿计划”。可是来年3月,侯灿却又收到了出版社的退稿信,信中解释,退稿原因之一是当年即将发表的三篇文章已涵盖报告的主要内容,原因之二是“我社目前纸张紧缺”。

但侯灿告诉过孟宪实真实的原因:“有人写信表示反对出版。”孟宪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单位里有的人看着不高兴。这本来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第一个考古报告,可是这第一个的名字让侯灿拿去了,有的人心里就不忿。”

侯灿后来又到处奔波,不断写信,争取报告的出版,却始终没有进展。孟宪实记得,侯灿曾气恼地跟他说:“这本书不出了,只是我的损失吗?”

孟宪实说,这本书出不来是一个个人的悲剧,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国家的遗憾。新资料几十年没有完全公布,楼兰研究只能停滞在某个地方。今年报告正式出版之前,他将自己撰写的后记先发表了出来,公开了这段出版经历,“也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为侯灿先生和楼兰鸣不平。”

那次考古之前,国外“垄断”了楼兰研究长达80年。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扩张,西方掀起以寻宝为目的的“探险热”,遗存满地的中亚和新疆成为竞赛场。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首次抵达楼兰,收集了大量文物,包括珍贵的简牍文书,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接踵而至。1931年,中国和瑞典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围绕楼兰遗址进行了考察,但遗憾错过了楼兰。

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炫耀过对楼兰遗址的彻底挖掘,但中国考古队又收集到大量文物,包括65个编号的文书,这是20世纪楼兰遗址出土的第五批文书。1999年,侯灿编定了综合五批文书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成为楼兰文书集大成之作。谁占有了独家资料,谁就得到了出成果、出大名的先机,这是学术世界的规律。但侯灿没想过独霸资料,他希望能将考古结果公布出来,供全球学者共同研究。报告出版一再受阻,却是他难以改变的事。

1988年,日本发起轰轰烈烈的“楼兰年”活动,而中国一册全球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却在那年开始沉睡。中国的楼兰研究,再次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梦回楼兰

1980年3月26日,一队人马在沙漠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细沙一直往鞋里流。20多名战士挎着冲锋枪开道,四名考古人员走在队伍里面,一位牧民牵着两头骆驼,驼背上挂满了水桶。他们是从孔雀河南岸出发的,吉普车在那里陷进了沙里,目的地是24公里之外的楼兰遗址,只能徒步前行。走到天黑,楼兰古城十米高的佛塔还没有见到,他们躺在沙丘上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们简单吃了点干粮又起身出发。走到下午三点,佛塔的影子还是见不到,疲惫的旅队有点发慌了。这段路本计划一天就到达的,沙漠行军的艰难和未知超出了预期。直到天擦黑,佛塔终于出现在视野里。史上第一次,中国考古队正式进驻了楼兰城。

这支队伍就是楼兰考古西路队,负责楼兰古城和周边遗址考古。最年长的侯灿是实际负责人,队员还有吐尔逊、吕恩国、邢开鼎三人,24名部队人员提供后勤保障。他们在佛塔下方扎下了帐篷,四名考古队员挤在一顶帐篷里。晚上气温降到冰点,裹紧被子和大衣依然感觉寒冷。春季的大风在帐篷外呼啸一夜,沙子钻进来,30岁的吕恩国醒来一摸鼻子,鼻孔里都是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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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楼兰民居建筑遗址。


吕恩国在三五公里外发现了几处墓葬群,每天在五六名战士的伴随下徒步前往,刚踩出的路很快就被流沙抹平。他们数次在瀚海般的沙漠里迷路,睁不开眼睛,在沙地上转圈,“遇到过好几回,好在那时候人多嘛,也没有太惊慌。”他回忆道,如今他已经年过七旬,是新疆文物考古所研究员。

那年头没什么人知道楼兰,盗掘者尚未抵达,考古队每天的发掘都有很多收获,甚至走在路上就能捡到史前的石核。现代人的痕迹,只有斯坦因等外国“探险者”留在墓中的火柴盒。

4月22日结束考古那天,他们带走了1004件文物。“实际上要说重大的发现也没有什么,但那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去,那之前连外国人写的考察报告都没翻译过来。”吕恩国说。回到乌鲁木齐后,他们分头整理自己发掘出的东西,“测量资料、绘图资料、发掘记录都弄得很全乎,装在一个袋子里交给侯灿先生,我们就去干别的事了,楼兰是他一个人在做。”

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更准确地认识这个被过度神秘化和浪漫化的西域古国。其实楼兰古城四面城墙只有约330米长,总面积仅10万平方米,不及一个居民小区大小,如今只剩残缺的佛塔、城墙、宅院和三间房遗迹,被千年的风沙吹拂成不对称的雅丹地貌。中国考古队首次为楼兰测量了精确数据,包括经纬度、水渠道路、建筑遗址等数据,纠正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粗率记录。

不同于“探险者”对宝藏的唯一兴趣,这次科学考古更关心楼兰的完整历史,诸如史前人类活动和生业经济。比如,城里的麦子标本就为研究中国小麦起源提供了新信息。一段小麦穗轴上还保存着一朵完整的小麦花,专家也禁不住在严谨的鉴定报告中惊呼:“这朵小麦花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小麦花。



“它虽然不如西域名城高昌那样庞大,也不如军事重镇交河那样险峻,但它以庄严的气概显示了自己的雄姿。”侯灿罕见地在文章中透露出些许感性。发掘的文物折射出楼兰作为丝绸之路早期中继都市的繁盛时光:这里有大量玻璃、海贝、海蚌和珊瑚,铜币集聚了西汉五铢、东汉五铢,王莽大泉、货泉,以及阿富汗地区的贵霜王朝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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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侯灿在楼兰遗址考古现场。


美女、美酒、“东方庞贝”,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用不切实际的想象建构着楼兰的魅力,使其成为西域的流量之王。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它的魅力来自于别处。

著名的楼兰文书,既写在木简上也写在纸上,中国书写材料从简向纸过渡的历史瞬间在这里凝固。“纸和简在一个空间里并存,楼兰恰好提供了最完整的一个标本,这个意义要多大有多大。”孟宪实说。此外,楼兰还有两个重大意义,在环境史上,楼兰的存废提供了南疆和塔里木河流域环境变迁的标本;在地理位置上,楼兰是西域南道的门户,在中原与西域的延绵通道上是个关键的逗号。

东汉以后楼兰几乎从史书中失踪了,突然消失又赋予了楼兰一种神秘气质。侯灿通过这次考古对楼兰的废弃作出了解释,认为主要原因是孔雀河水系变迁导致的水资源枯竭。出土的木简、文书上记载,楼兰不得不一再缩减吏士口粮的供应标准。最终,这个绿洲之国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被风沙彻底抹去。

1984年,侯灿发表了第一篇楼兰研究论文《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1985年又以英文发表,使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一篇文章就奠定了他在楼兰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他不仅拥有1980年考古的新资料,也陆续积累了几十万字外文资料的译本,实际上成为掌握楼兰资料最全的学者。

孤独与拼命

侯灿性格并不激烈,在吴美琳的记忆中,即使在楼兰考古报告出版受挫的那几年,他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情绪,“他其他东西也没停啊,对吐鲁番、和田的研究还在继续。”其实他没有太多精力义愤填膺,与同代几乎所有学者一样,他最匮乏的是时间。

他出生在1936年的四川合川县,1956年从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解放军新疆农一师师部政治宣传科。直到1973年,他才被调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1978年再调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拾专业已经37岁。现在已经看不到他关于这段经历的只言片语,能看到的只有拼命争取研究机会的身影。

1987年,他调入成立8年的新疆师范大学,就任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室主任。学术迷茫的青年教师孟宪实似乎看到了灯塔,几乎每天都去侯灿家请教,他们就住在相邻的两栋居民楼里。新疆历史研究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西域的一手材料,其中最丰富的是吐鲁番出土资料,因为大多是中国人发现的。在侯灿的学术研究中,楼兰并非唯一,他影响最大的学术领域首推吐鲁番研究,即高昌研究,其次是楼兰,第三是和田。侯灿每天给孟宪实“开小灶”,孟宪实一步一步走入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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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楼兰三间房遗址。


侯灿的书籍资料是匮乏年代里一座难得的私人图书馆。那时国内外学术交流不畅,侯灿却能第一时间获得国际知名学者的私人赠书。日本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经典《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出版不久,中文系青年教师朱玉麒就在孟宪实那里见到了,扉页上盖着“侯灿”的名章。两个年轻人兴奋地拿去复印,请印刷厂工人做了个烫金的封面。

好学的年轻人成为侯灿学海中的知音,孤独中的安慰。那时新疆师大在一座师专的基础上成立不久,还没有研究生招生资格。孟宪实记得,在一众照本宣科的老师和混日子的学生中,侯灿作为全校最有名望的学者,认真备课、上课、做学问,“显得非常特别,也有点儿孤独”。在那些本科生中,他指导出了几位后来很具影响力的西域史学者。

然而,侯灿一生的出版经历却多不顺利,1990年,他的重要专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也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勉力出版的。那是中国一段出版困难的时期,反而是日本学界更为热心,九州大学教授西谷正最初提出了出版动议并提供出版资助,最终只印了1200本。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觉得,楼兰考古报告的迟到,体现的是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强烈的事业心得到激发,但出书无门却是常态。这种状况,他觉得到了2005年以后才有所改变。侯灿出版的三种专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是日本学者个人出资赞助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和《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也是因为私人襄助和乡梓情谊才得以出版。“但是你看《论集》《集注》的出版质量,在今天看来,用纸的粗糙、图版的劣质,真是不忍卒读。如果那个时候考古报告出版,估计(出版质量)还赶不上近百年前斯坦因的《亚洲腹地》。”朱玉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至于考古报告“难产”,在中国并不鲜见且常常遭受诟病。国家文物局曾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尽快清理积压的考古报告,避免资料长期积压,至今仍时常重申。考古学家张忠培说过:“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

历史研究常常需要借助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根据孟宪实的亲身感受,只能看到简报而不见考古报告,至少一大半信息是被遮蔽的。在新疆,吐鲁番13次考古至今也未发布详细报告,这对国际学术热点吐鲁番的研究有不小的影响。孟宪实研究吐鲁番文书30余年,他举例说,他很想研究一幅吐鲁番出土的纸画,这或许是中国目前最早的纸画,但只有一张照片,从哪里出土、哪个墓葬出土、同批还有哪些文物等等信息一概空白。据他所知,吐鲁番考古报告先后两位牵头人都去世了,如此重大的考古报告前路未卜。

而35年前,侯灿在做楼兰考古简报的同时就做完了报告,孟宪实认为堪称典范。“如此拼命的动力,是因为在楼兰也好、西域也好,一直是西方声音主导,他希望学者们通过这些资料发出中国的声音。”他说。朱玉麒认为,一种新资料出现,也许能够推翻以往的假说,或者证成一段历史的缺环。

埋入回忆

2002年,侯灿和吴美琳回了一趟新疆,有一天,侯灿只能十几步十几步地捱,几乎走不动路了。到医院一查,“心脏那里只有针尖那么细的一点能流通,医生说不做手术,随时随地就会猝死。”他当即在新疆做了手术,心脏搭了四个桥。这次手术也几乎为他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休止符,手术之后他就没太多力气了,手里握笔都会抖。

90年代他就出现了心血管问题的症状,吴美琳觉得是常年伏案工作、疏于运动侵蚀了他的身体。

但侯灿还想继续干,2005年,他曾计划写作一本《楼兰研究与探查》,这本集大成的楼兰研究专著将涵盖那本未面世的考古报告。这本书是时任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学科负责人的朱玉麒推动的,并申请到了八千元资金。陕西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张莉得知,侯灿计划全书约50万字,中篇主要就是楼兰考古报告。他对这本书有着极高的学术要求,甚至对装帧与定价都有自己的想法:“纸张要好,图版、线图要清楚,设计格调要高雅,定价要经济实惠。”

最终他只完成了《楼兰研究与探查》上篇的三分之一初稿。“题目又那么大,自己完成不了。”吴美琳回忆道,“我总是说侯老师啊,你就养养身体吧,后人做研究也离不开你写过的那些东西,你也就可以安慰了。他就笑一笑,他不甘心,无可奈何呀!”写作计划停留在2005年,那年为了看病方便,他们移居上海,考古报告从此留在了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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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图/凤凰出版社

孟宪实对侯灿的命运颇为感慨,“年轻有力气的时候不给机会,等到老了都没劲儿了,来机会也没有用了。”不过即便残留遗憾,侯灿的学术著作依然是那一辈新疆考古学者中最为丰厚的,并且体现了他一贯的治学特点:极端重视考古材料,孟宪实总结为“死心塌地的材料主义”。他在1997年退休后倾力整理出版了《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和《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做的都是为学界铺路的基础性工作,而并非孜孜于成一家之言。

他选择将最后的力气投注在《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论文全集中,这是他关于西域历史考古研究的全面总结,希望在生前看到出版,但没能如愿。而楼兰似乎已经被全然埋入回忆,他很多年都没再提起,以致于吴美琳都忘记了。

吴美琳退休前是中学老师,但她熟悉侯灿的每一本学术著作。侯灿所有文章和著作都是她一字一句誊写的,1997年家里买了电脑后,也是她学会了五笔打字,拽着侯灿进入信息时代。《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是侯灿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当时两人年岁已高,每天并排坐在电脑前,缓慢地在字库里一个个找那些罕见的古汉字,一边录一边说说话。“我做的是纯粹辅助性的工作,学术我不懂的呀。但侯老师可能觉得这是他最后的总结,心里怪欣慰的吧,所以也写了我的名字。”这是唯一一本两人共同署名的著作。

2019年12月17日,上海的一个冷雨天,吴美琳在地铁口等待孟宪实和朱玉麒的到来。他们一起又坐了两站公交来到吴美琳家中,她捧出楼兰考古报告交给两位学者。

之前,她从文具店买来大大小小的透明文件袋,把稿本、照片、底片分门别类装好了。他们一起翻了翻手稿,吴美琳跟他们回忆起那些洗过碗筷擦擦手就抄写文稿的夜晚。

临了,她转过身专门问了朱玉麒一件事:“侯老师生前接受了新疆师大八千元项目资助,但那个项目没有完成,钱能退回去吗?”

那已经是14年前的事了。朱玉麒一时鼻酸,迟滞了很久,告诉她:《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和这部《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列入新疆师范大学的黄文弼中心丛刊,就是最好的完成。

来源: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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