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顽劣的烟草文化需要法治猛药

郑瑟

　　7月25日《人民日报 》报道，7月24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简称《条例》草案）提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条例》草案扩大了禁烟范围、加强了处罚力度、明确了各方责任。这一历经4年时间、与公众密切相关的立法项目，将对吸烟危害尤其是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下重手”。经营管理者“无为”，最多将被处万元罚款。

　　对于根深蒂固的吸烟文化，对于烟雾缭绕的“中国式的社会交际”，对于一些国人已经“麻木到深处”的戒烟认识，就需要这种振之以猛的戒烟手段。

　　没有这种“猛”和“一刀切”，灰色的戒烟文化，就不能得到矫枉过正；没有这种“猛”，烟文化中的振振有词、富有美感、蛊惑人心的说辞，就不会产生羞愧感。没有这种“猛”，公共机构对戒烟文化的推行力度，就不会达到积极主动、深入持久的程度。

　　当然，没有这种“猛”，公民对戒烟文化发展的义不容辞的推动力、公共责任感，就无法得到唤醒。“猛”，是戒烟文化的需要，是顽劣的戒烟国情的需要，更是推行戒烟新措最不可或缺的精神风度。

　　尤其要放大“经营管理者‘无为’，最多将被处万元罚款”的执法效应，只有经营管理者率先动起来了，戒烟手腕硬起来了！对违规行为展开了不依不饶、雷厉风行的执法，吸烟行为处处受到了限制，以及重罚，成了丢人事，顽固的吸烟文化、吸烟行为，才能得到真正的终结。

　　此前各地轰轰烈烈的禁烟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是看看效果，却不容乐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在北京的10家医院建立了戒烟诊所，但现在只剩下了两家。”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禁止吸烟的33家公共场所中有29家不同程度存在吸烟现象，比例接近90％，且大部分场所没有工作人员劝阻。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戒烟措施以及落实，还没有达到北京市的轰轰烈烈、振之以猛的力度，甚至说在和顽劣的吸烟文化较量的时候，我们的措施和手段还有点“棉柔”。所以很多戒烟措施，看起来无比刚性，却成了“无奈的法律面条”。

　　很多人都知道吸烟的危害，比如有数据说：目前中国约有35亿吸烟者。2000年中国由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近100万超过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为什么还照吸不误呢，“上瘾了”是一个原因，主因还在于我们的戒烟措施和落实，未能对这些“忠诚无悔的烟民”，构成严厉威慑，所谓的“执法围剿”，仍有漫不经心、无所谓的懈怠感。

　　戒烟需要已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成为公民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比如 “控烟”已列入北京卫生事业“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底以前，力争在全市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实现100%无烟目标。面对“沉珂”，只予振之以猛，实施严厉的手段，才能起到警报、警号、警示，以及唤醒的功效。
　　只要上下同心，法律政府部门制定严格的戒烟条例，公共管理者认真落实戒烟精神，对哪怕一个微小的吸烟行为、违规行为，都要给予严厉制裁，每位公民都把主动戒烟、“不给他人带来烟草污染”，当作“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的构成，戒烟就能得到有效的落实。“不吸烟才是真正的绅士和雅士”的烟文明，就能长出现代化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