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我们的“中国梦”——北大演讲全文

郑瑟

　　本月一日，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发表演讲“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前一天同一地点，她刚从深受大陆知识份子推崇的报纸“南方周末”手中，接下“二○一○中国梦践行者”奖杯。

　　龙应台这次在北大演讲，吸引超过千名听众。龙应台在演讲中回应“南方周末”请她谈“中国梦”的要求，侃侃而谈一九四九之后，台湾人面对“中国梦”的破灭与转折，最后期待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

　　上周四南方周末以删节方式刊出龙应台演讲内容，引起华文读者上网寻找演讲全文。龙应台得以“解禁”在大陆公开演讲，演讲内容谈及“美丽岛事件”等敏感议题却未遭官方封杀，深具意义。联合报获龙应台同意，今天刊出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满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像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像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年代出现了质变。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一九七○年代整个国际情势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七○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

　　《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台湾梦，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年代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一九七九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八○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

　　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

　　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会没有中国梦呢？


来源：台湾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