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基金规模扩至30亿美元 资金源于外储借款

郑瑟

财新网-新世纪

酝酿两年有余，中非发展基金（下称中非基金）二期资金20亿美元的募集近期终于完成。

接近中非基金的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这20亿美元由国开行直投部门投资，资金来自中国外汇储备对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的借款，期限在八年至十年，借款利率按照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基准上浮一定比例。

“这是中国外汇储备尝试多元化投资的一种方式。”该知情人士透露。

2007年5月，国开行出资10亿美元发起成立中非基金，主要投资领域为非洲国家的农业和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及中非工业园建设项目。

近几年非洲市场波动较大、政治风险更为显著，被赋予多重目标的中非基金，面临市场化融资的窘境。自完成一期10亿美元的投资之后一年多，中非基金一直从市场上募集不到资金。

“在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中，非洲市场的风险是最大的。”一位国开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

财新记者获悉，国开行对中非基金的这笔20亿美元投资的融资方案，在2011年初就已经上报国务院，直至一年之后，在今年“两会”前夕，才最终被国务院批复。

“从外汇储备融资，这也是现有体制下的折衷安排，因为很难从市场上募集到资金。”接近中非基金的知情人士称，“我们希望可以利用外汇储备。”

这可谓特例，因为按照监管要求，不允许商业机构以负债从事股权投资。

“中非基金的曲折融资，折射出缺乏国家协调机制的‘走出去’战略，中国仍缺乏对外投资的整体安排，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也缺少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一位金融专家评价。

市场融资受阻

中非基金成立于2007年5月，首期规模为10亿美元，计划二期增至30亿美元，最终达到50亿美元。

截至目前，中非基金的首期10亿美元已经承诺投资完毕，已决策的30多个项目，涉及对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提高其“造血机能”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农业、制造业等领域。

从非洲的市场空间和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看，中非基金募资50亿美元也远远不够。”前述国开行人士表示。

2010年9月末，中非基金已完成了一期10亿美元投资，2009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之后，中非基金二期20亿美元开始募集。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在2010年初公开表示，“作为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的新举措之一，将把中非基金的总规模增资到30亿美元。”

按照国开行的原计划，第二期资金将有其他国内机构参与出资，在增至50亿美元的过程中或引入国际投资者作为出资人。

不过，种种原因所囿，自2009年底启动二期募资工作后，中非基金的募资一筹莫展。

“风险投资者看不清非洲的国家风险，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成熟，谁都想让自己的钱早点收回来，所以相比非洲市场，风险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中国。”一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界人士坦言。

由于非洲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对非洲投资的项目回收期相对较长，“确实对中非基金的初期运营、未来投资退出等带来了诸多考验”。中非基金副总裁胡志荣坦言。
一般的商业性PE往往要求在三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获得回报，而中非基金以中长期投资为主，回报期是五年至八年，对有的单个项目的持有期甚至长达十年。中非基金的自身存续期则长达五十年。

“中非基金的首要任务是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在这一使命下，中非基金的投资更看重项目的长期发展前景。”胡志荣表示。


外储投资新渠

从市场融资不畅，国开行希望利用外汇储备为中非基金融资，并将方案上报国务院。国开行人士介绍，“与进出口银行相比，国开行的优势在于基础设施出身，而进出口银行主要是贸易项下的出口信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郭凯建议，中国外储规模与中国经济、投资全球化的发展程度，都要求外储投资不再重复市场投资基金的旧路，转向新的全球投资模式。

其中，包括可以将部分外储以某种形式投资给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全球的主要发展中国家进行政策性银行和开发银行的金融贷款和投资，彻底转变中国天量外储绝大部分只能投资在债市的被动受损局面。

不过，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小部分外汇储备作为支持企业“走出去”分散投资的尝试未尝不可，但其运用的边界不好把握，因为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要求是较高的安全性、稳定性。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风险很大，市场环境和风险的不确定性都很高，在这种环境下外储支持企业“走出去”，可能背离外汇储备的管理原则。

截至2011年末，国开行外汇贷款余额已经高达2200亿美元，在中资银行中位列第一。

“西方国家已重新聚焦非洲，增加对非投资，可以预料，非洲必成为本世纪大国激烈竞争的场所。”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主任姚桂梅告诉财新记者。

“非洲50多个国家差别万千，中国对非投资也需要尝试各种模式，中非基金是近年中国对非投资的一种新模式。”姚桂梅表示。

模式很难复制

中非基金成立之初曾号称为国内最大规模的PE，目标规模50亿美元，存续期为50年。注册地在北京，适用中国法律。中非基金首期出资人只有国开行一家，管理人和投资人完全重叠，采用了基金和公司一体的公司制，其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全部来自国开行。

“这是因为国开行想培养自己的团队。不能老是把自己的钱交给别人，把别人的队伍和本事练出来了。”一位国开行人士透露。此前，国开行已参股设立多只有政府背景的合资PE，均为单纯出资的LP（有限合伙人）角色。

中非基金作为国开行的全资子公司，可以与国开行共享项目资源，国开行也为基金投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发挥投资与贷款的协同效应。“项目贷款和中非基金的股权投资由于分属不同的项目主体，是有防火墙的。”国开行人士表示。

中非基金除了具备一般基金公司的管理架构，还有一个独特的专司政策指导的指导委员会，其成员都是部级代表，成员来自包括国开行及各政府主管部门（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财政部、央行、外管局等）的官员。商务部和外交部是该指导委员会的双主席，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则设在商务部西亚非洲司。指导委员会每年召开一到两次会议，在政策层面给予指导，不干预基金的日常经营管理。但是如投资项目涉及中国重大、敏感外交、经济政策，基金则先听取指导委员会意见。

这个结构使得中非基金的业务带有强烈的政策性意味，“但没被给予政策上的任何优惠措施”。国开行人士称。

“国开行的操作模式很难复制。”一位金融专家评价说。

中非基金的定位是“重要的少数权益的投资者”，不做第一大股东，即不要求对所投资项目的控股权，通常在项目中持有50%以下股份；不参与投资项目的日常经营管理；考虑到非洲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又在发展初期阶段，中非基金也会视项目具体情况对单纯财务投资人的角色进行微调。

有别于普通PE

来自中非基金的信息显示，中非基金一期10亿美元的投资任务，共开发储备投资项目100多个，覆盖非洲与中国建交的大多数国家，已对20个国家的30多个项目承诺投资约10亿美元，可带动对非投资约40亿美元，成为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重要桥梁和平台。

中非基金成立之初，首任董事长高坚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近年中国企业面临结构调整压力，而非洲企业正处于发展初期，基础设施建设、消费品不足等问题突出正为中非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怎么把政府间援助项目和中非基金相结合，怎么帮助更多企业‘走出去’，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中非基金副总裁胡志荣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2009年，一家民企矿业投资公司与利比里亚政府签署邦矿开发协议，获得该项目25年开发权，总投资额预计为26亿美元。但其后因该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难以履行开发协议规定的相关义务，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出于最初签订的矿权协议的法律瑕疵及非洲投资风险考虑，又不愿意介入，中非基金于2009年底收购了该项目85%的股权。随后，中非基金经过与利国政府的多次谈判，解决了项目最初签约时的各种遗留问题，国内企业兴趣大增，纷纷表示愿意投资。随后，中非基金将60%的股份转让给了武钢集团。

“中非基金投资额度跨度比较大，原则上对单个项目投资规模控制在5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对管理水平要求很高。”胡志荣进一步解释，“对于投资的企业，原则上没有阶段限制，既可投资于新建企业，也可投资于成长期企业，或是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进行投资重组。我们关注但不会硬性要求企业已有几年盈利业绩，我们更看重被投资企业和项目的前景。”

胡志荣表示，中非基金重点支持三类项目：第一类是有助于增强非洲国家经济造血机能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办的经贸园区。如马拉维棉花项目可带动当地近10万农户就业，该项目也是中国在非最大的农业项目之一；新近投产的埃塞俄比亚皮革加工项目是非洲最大的皮革加工项目，可带动当地约5万农户增收。

第二类是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信等项目。第三类是资源合作项目，促进非洲国家的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中非基金的运作并非一帆风顺，如中非基金最初曾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立玻璃厂，尽管此项投资结束了该国不能自主生产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当地工业空白，但销量却一直无法打开，很多产品都积压在库房里。其原因是，当地很多人住的房子还是草木结构，还没有普遍安装玻璃。

“早期都得交学费，一家企业在非洲站得住脚、熟悉各方面情况也需十年时间。”姚桂梅表示，非洲也潜伏着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和复杂因素，包括基础设施落后、交通运输不便、人员技术素质落后等。

不过，国开行有关人士认为，非洲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及其经济发展阶段，恰恰适合国开行在中国成功倡导的开发性金融模式。

复制开发金融

“中非基金是开发性金融理念在对外股权投融资领域的拓展和延伸。”在胡志荣看来，非洲百废待兴，有的是机会，但配套的软硬件都缺，相当于中国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中资企业来说，越早越主动”。

这也是中非基金相较于一般商业性PE的独特之处。这一模式的基本原理是，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结合国家信用与市场化运作，规划先行、系统实施、平台投资等方式。

平台运作是开发性金融的一个典型模式。如中非基金与深能源合作投资的加纳电厂已经成为加纳的主力电厂，其发电能力占加纳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10%左右，未来还计划以此为平台，继续拓展和投资其他电力项目。

胡志荣进一步介绍，平台公司相当于搭建一个统一的合作机制，对非洲不同国家的投资合作，都可通过和这个企业共同成立的平台公司批发投资，这样更有效率，不用针对每个项目资本金、治理结构等细节都重复一遍。

例如，中非基金已经与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公司合资立了中非农业投资公司，将来把对非洲的农业投资都装在这个平台公司里，不但可以快速推动在非洲各国的农业投资，也便于以后和资本市场对接。

“开发性金融和PE的差别就是，私人投资对回报时间有要求，而开发性金融的收益曲线超过一般商业周期的容忍度，需要特殊资金安排，对非洲投资需要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协调和相应制度安排。”曾刚表示。

一位资深金融专家指出，中国已经走向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的必由之路，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有很强的相似性。彼时日本已建立海外发展的相关协调部门；一些西方国家，也在资本输出阶段建立了相应协调机制。如，法国对外关系总司负责部际联席会议，协调外交部、法兰西银行、国库司和税收总署等部门的工作，还有一整套支持措施，包括资金支持，并辅之以统一、简便、标准的操作程序。

“中国仍缺乏对外投资的整体安排，也缺少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造成资源和信息大量处在待开发或浪费状态。”上述专家对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