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非洲——政经形势及投资环境综述

郑瑟

来源：财新网

非洲的经济

　　2000年5月1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在一张非洲地图上写着“没有希望的土地”（Hopeless Africa）。十年后，《经济学人》改变了其对非洲的看法，分别在2010年6月10日和2011年1月6日出版的两期杂志中将非洲描述为“出笼的狮子”（Uncaging the lions）和“狮子王”（The lion kings）。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0年的报告也以“狮子在前行：非洲经济体的进步与潜力”作为题目。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的经济增长明显提速（见图1）。1999年-2008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6%，超过此前十年年均增长率的两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给非洲经济带来了较大冲击，但令人鼓舞的是，非洲经济表现出良好的抗冲击弹性，尽管增长速度放缓，面临多重挑战，可是支撑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似乎并未丧失。非洲经济较快复苏，并在后危机时代展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经济本轮增长不仅仅是加速（growth acceleration），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特征，突出表现在增长加速发生在更多的国家和更广泛的行业（见图2）。1999年-2008年，17个非洲国家（其中12个为低收入国家）的年均增长率达到或超过5%，而在1989年至1998年间仅有7个国家达到这一增速。

　　毫无疑问，过去10年间大宗商品价格的飞涨，例如石油价格从1999年的每桶不到20美元上涨到2008年的每桶超过145美元，令非洲受益匪浅。资源富集国（涵盖了非洲大陆10%以上的政府收入和三分之一的GDP）经济增长率整体上快于非资源富集国，前者在1999年-200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6%，而后者为4.7%。尼日利亚和安哥拉作为石油出口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6%和11.1%。

　　然而，非洲经济高增长并不只是来自资源行业的繁荣。相比1989年-1998年2%的年均增长率，36个非资源富集国1999年-2008年的年均增长率实际上翻了一倍还多，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的年均增长率更是超过了7%。值得一提的是，非资源富集国的良好经济增长表现主要来自快速发展的服务业（见图3），尤其是不断扩张的批发零售业、房地产、酒店、电信及银行业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经济多元化的起点。

　　关键的问题是，本轮非洲经济的快速增长究竟是一次性事件，还是真正的经济起飞的开始？这需要理解推动本轮经济增长加速的驱动力。

　　从外部环境而言，贸易条件的改善以及全球经济联系的增强，是非洲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非洲70%的出口产品为大宗商品。近十年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极大地改善了非洲的贸易条件。新兴经济体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最为迅猛，尤其是亚洲和中东地区。发展中国家在非洲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20%增至2008年的33%。与此同时，非洲也利用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1999年-2008年间，年均净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为170亿美元，超过了1989年-1998年的40亿美元的年均净投资的四倍。尽管将近一半的FDI都流向了石油出口国，但外国资本的确也流向了旅游、纺织、建筑、银行和电信等行业，甚至广大农村地区。

　　从内部因素而言，宏观经济管理及政策的改善，构成了非洲经济加速的坚实基础。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相对充裕的预算余额和外汇储备、以及不同程度的债务减少，成为近年非洲各国经济的普遍特征。在1989年-1998年和1999年-2008年这两个十年之间，非洲中低收入国家的通胀率下降了三分之二，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通胀率则下降了一半。非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南非和尼日利亚——通胀率分别降低了50%和66%。30个非洲国家实现了将通胀率保持在10%以下，这样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只有20个。同期，得益于经济快速增长和重债穷国框架（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HIPC）下的债务减免，非洲外债水平降低了四分之一。非洲的财政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1986年-1990年间，预算余额占GDP比重为7.5%的赤字，到了2004年-2008年已转变为占GDP比重2.6%的预算盈余；同期外汇储备也由2.4个进口月升至9.1个进口月，亦即从能够满足2.4个月的进口支付升至能够满足9.1个月的进口支付（见图4）。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基础的改善，非洲国家才得以采取诸如扩张性反周期财政政策等措施，较好地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较快地实现了经济复苏。

　　未来一段时期，驱动非洲增长加速的外部和内部因素仍将持续向好。首先，尽管非洲的经济发展不只来自于资源行业，但非洲大陆将继续受益于全球对石油、天然气、矿产品、耕地等日益增长的需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未来10年全球液体燃料的消耗量将增长25%，是20世纪90年代增速的两倍，对许多矿产品的需求也显示出类似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提高了非洲各国的议价能力，将继续从整体上改善非洲国家的贸易条件和基础设施，提升管理技能和分享相关技术，促进国际财富由北向南的大转移。

　　其次，新兴经济体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增强，有助于非洲摆脱对西方的依赖，从而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获取更大的自由空间。长期以来，欧美国家是非洲主要的资本来源地和出口市场。欧美债务危机一旦导致西方实体经济不景气，就会对多数非洲国家的出口及援助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例如，2009年肯尼亚靠鲜花出口从欧洲市场赚取了约10亿美元，而2010年冰岛火山爆发导致航空中断，肯尼亚鲜花出口几乎停滞，大量从业者暂时失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预测，随着中国及其他一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和收入迅速增加，将为非洲的出口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再次，非洲自身社会与人口结构的积极变化，尤其是城市化、劳动力的日益扩大、以及中产阶层消费者的崛起，将为非洲的长期发展创造新的增长契机。1990年，不到30%的非洲人在城市生活，而今天这一比率为40%，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50%。城市化不仅促进企业提升自身的规模经济水平，还刺激各国修建更多的道路、建筑、水处理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非洲大陆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已达5亿，预计到2040年，这一数字会超过11亿。如果非洲能够为年轻人提供所需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其所释放的“人口红利”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从1998年到2008年，非洲中高收入阶层（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年收入超过4000美元）的人数增长了60%，达6100万。未来几年，这一数字将继续增加，在加纳、肯尼亚和南非，40%-50%的人口都将处于这一阶层。中产阶层的壮大，为非洲消费品市场、电信行业和金融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将为非洲经济增长提供坚实而持续的推动力。

　　正是基于这些积极因素，《经济学人》对非洲未来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2001年-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十个经济体中，有六个是非洲国家——安哥拉、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乍得、莫桑比克和卢旺达。就像“中国龙”“印度象”“亚洲虎”一样，这些增长较快的非洲国家被称为“非洲狮”。《经济学人》预测，未来五年非洲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将超过亚洲（见图5）。渣打银行甚至预测，未来20年非洲经济将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增长率超过中国。

　　但是，对于非洲发展前景并非只有乐观判断。由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领导的非洲进步小组发布的《2011年度非洲进步报告》就警告说，低质量增长将威胁可持续发展，从而可能使非洲错过发展的历史机遇。

　　有些学者则提出了更为悲观的看法，基于资金流入或大宗商品热潮的经济增长往往都不会长久，且不会带来很多就业；即使非洲国家在政策和制度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这些变革主要是降低了危机爆发的风险，却并未构成增长引擎。要实现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实现结构性变革，将劳动力引入处于上行趋势的行业，如正规制造业。然而，结构性变革往往不是独立的市场力量的结果，而是有赖于国家的政策干预（包括公共投资、补贴信贷、汇率手段等）。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哪个非洲国家能够很好地管理好这些产业政策。与此同时，经济低迷且失业高企的欧美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类政策（尤其是补贴和汇率低估）的反对程度，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尽管上述观点可能过于悲观，但是，对非洲经济来说，要将巨大的潜力释放为长期的增长，确实需要克服多重挑战。就经济多样化而言，如图3所示，尽管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不论是资源富集国，还是非资源富集国，农业的减少并没有伴随着制造业的相应增加，工业主要集中于采掘业和建筑业。而且非洲经济仍受制于低投资率和低储蓄率，过去十年投资率一直低于20%，而储蓄率则徘徊在16%左右。较高的生育率又造就了大批需要教育的年轻人，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治理绩效与商业环境的不足也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低迷。此外，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无常，作为主要出口目的地的工业国经济走弱，都意味着非洲的改变无法在朝夕间完成，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伴随着持续的努力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