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在加蓬

郑瑟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国家的两极分化

　　加蓬是位于赤道附近的中非小国，西邻大西洋，北面和赤道几内亚以及喀麦隆接壤，东面和南面则与刚果(布)相连，总面积26.8万平方公里，约为16个北京的面积，人口总数约150万，为北京海淀区人口的一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人——中国的数字是140。因为地广人稀，再加上石油和矿产资源丰富，使得加蓬的人均GDP购买力平价高达1.6万美元，是中国的两倍。

　　从北京飞加蓬需要在法兰克福转机。汉莎航空公司飞加蓬的波音737经过了改装，机身长度的一半都是头等舱，座位异常宽敞，后半部分的普通舱空间狭小，坐着极不舒服。我乘坐的这架航班一大半乘客都是白人，西装革履的商人居多，没有见到一个背包客模样的年轻旅游者。我旁边坐着两位非政府组织成员，一位是搞生态旅游的，另一位是搞环境保护的，两人全都来自美国。

　　从空中看下去，加蓬就像是一棵巨大的花椰菜，一眼望不到边。这个国家有85%的面积都被热带雨林覆盖，剩下的也大都是热带草原，农业几乎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食品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原因，食品价格堪比欧美国家。

　　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国际机场很小，与中国的市级机场差不多。我和几位中国记者同行，大家准备充分，顺利地出了海关。后来知道，比我们先到的一拨人出了点小麻烦，一位学者忘带黄热病疫苗证书，被要求在机场现打疫苗。他据理力争，最后交了罚款才被允许入境。

　　出了机场，一股热浪迎面扑来，这是热带地区特有的湿热空气，让人感觉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车子出了机场，沿着滨海大道驶向市区，海滩上挤满了人，男人们在烤肉，妇女们在闲聊，孩子们在踢球，一片祥和气氛。路上车子不多，好车不少，而且大都是SUV，什么牌子的都有。滨海大道的路面很干净，路两边的建筑式样新颖，有些甚至可以说非常怪异，显然这座城市为各国的新锐建筑师们提供了展示自己想象力的舞台。

　　离开了这条滨海大道，高楼立刻就不见了，路两边的垃圾也多了起来。但是和其他非洲城市相比，马路上的行人和小贩都要少很多，乞讨的人也不多。据说加蓬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首都，但这座城市竟然没有公共汽车，普通人上下班只能走路，或者和其他人合乘一辆出租车。

　　我们的旅馆位于一条幽静的小街上，旁边就是一家妓院，每天晚上都有妖艳的妓女站在街边拉客。这家旅馆是个两层小楼，房内设施勉强相当于国内的三星水平，每晚要价3.5万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简称非郎，1元人民币相当于78非郎，3.5万非郎相当于450元人民币)。我的房间没热水，我以为这是因为热带地区不需要洗热水澡，也就没多问。

　　旅馆的老板是个上海人，据说他还在利伯维尔开了数家旅馆和百货店，生意做得挺大。这位老板的老家是江苏盐城，因此他找了好多盐城的乡亲来帮忙，比如这家旅馆的领班徐阿姨就是。徐阿姨看上去50多岁，普通话说得不是很好，法语只会几个单词，只能通过手势和店伙计们交流。好在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管账，倒也很轻松。白天客人出门，徐阿姨没事做，电视也看不懂，便和一位黑人女佣聊天，两人连说带比画，居然能聊得兴高采烈。

　　“这里的黑人很奇怪，他们不好好工作，就知道享受。”徐阿姨对我如此描述她眼中的加蓬人，“比如这条街上的房子都很差，但他们都开好车。”

　　确实，如果只看衣着，你不会认为徐阿姨是小老板。她穿得很随便，上身永远是一件汗衫，下面永远是一条短裤，脚下永远是一双拖鞋，而这里的工作人员穿得比她体面得多，白衬衫加皮鞋，像个白领。我后来发现，作为曾经的法国殖民地，加蓬人在很多地方模仿法国人的做派，比如早餐喜欢吃法棍喝咖啡，讲究穿着，不善动手但嘴上功夫厉害，善于辩论。事实上，大部分加蓬人就连日常生活也不说本民族的语言了，而是一律用法语，这一点让加蓬人接受起法国文化来基本上没有障碍，连带着对来自法国的一切基本上全盘接受。

　　但是，中国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在一个普通加蓬人看来，异族人来到这里开店当老板，这本身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利伯维尔有很多白种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虽然是老板，虽然也很有钱，但他们和员工们同吃同住，甚至比员工们工作还辛苦，这就不免让人感到奇怪，甚至有些不适。

　　“曾经有个温州人在雅温得大街上卖小煎饼，被当地报纸爆炒了好多天。”新华社住喀麦隆记者站首席记者刘芳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其实这位温州人当时刚刚到雅温得，人生地不熟，需要一份容易上手的工作，这种情况再普通不过了。当他赚到一点钱后便很快改行，和其他温州人一样倒卖小商品去了，但这件事被喀麦隆媒体无限放大，被当做是中国人和当地穷人抢生意的案例。”

　　刘芳精通英法两门外语，在中非的法语区生活了4年，对这里的情况十分了解。她告诉我，别看加蓬的人均GDP很高，但普通加蓬人非常穷，一个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加蓬男子每天只能挣2000多非郎，其中一半要用来给全家人买食品，而且也不是什么法式大餐，而是面包或者木薯之类的东西，加个鸡蛋就算是开荤了。另一半工资用来看病，因为加蓬的医疗设施奇缺，看病非常昂贵。

　　晚上，我们一行人去一家当地人开的法式餐厅吃饭。利伯维尔找不到任何一家国际连锁餐馆，据说这是因为像麦当劳(微博)这类连锁企业对加蓬人的管理水平不放心，担心无法保证质量，不敢贸然来加蓬开店，所以整个首都除了法式餐馆外就只能吃中餐了。这家法式餐厅内部装饰得很好，服务也很周到，满屋子食客全都是白人，一个黑人顾客都没有。我点了一份简单的烤鱼，要价7000非郎，再加一瓶啤酒就超过了100元人民币，这笔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加蓬打工者3天的工资。

　　席间，大家恶补了一下加蓬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加蓬这地方最早是被葡萄牙水手发现的，利伯维尔港曾经是黑奴的重要交易场所。后来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先后占领了这里，利伯维尔一度是法国在赤道非洲的行政中心。1960年加蓬独立，成立了加蓬共和国，并从法国移植过来了一整套行政体系，包括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度等等，相当于跑步进入了民主社会。但是，自从共和国第一任老总统于1967年病故后，下一任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翁丁巴在这个宝座上一坐就是42年，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而言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而当老邦戈于2009年病故后，新选出来的总统居然是他的儿子阿里·邦戈·翁丁巴。这位新总统曾经留学美国，还娶了一位美国白人女子为妻。后来他决定回加蓬继承父业，便和妻子离婚，又娶了一位法国白人女子为妻。从这个经历来看，新总统似乎应该是一位非常亲西方的人。

　　正是这位新总统，让加蓬政府和中国商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了起来。

　　一个法案的两种解读

　　我们这次是应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邀请，赴加蓬考察当地的林业发展现状。加蓬的水资源与森林资源部(以下简称水森部)和WWF合作，在利伯维尔办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企业的培训班，向中国商人普及林业可持续发展和森林论证的相关知识，希望中国商人能够遵守加蓬的法律法规，可持续地开发加蓬的林业资源。

　　自从独立以来，加蓬的经济支柱一直是石油和矿产，占全国GDP的60%以上。石油收入让加蓬政府变得非常有钱，据当地人说，有60%的加蓬人都或多或少地靠政府供养，这就是为什么加蓬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严重的原因。但是，刚刚上任的新总统比老总统更有眼光，他咨询了专业人士，得知加蓬现有的原油储备将在未来的15年内耗尽，必须立即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否则加蓬经济难以为继。加蓬的矿产资源还算丰富，但无论如何也无法代替石油的收益，于是他想到了林业。林业有两个优点远胜石油：第一，林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蓬林业雇佣的人数仅次于政府部门。第二，如果规划得好，林业是典型的可持续行业，不必担心有一天会消耗光。

　　加蓬的林业资源潜力极大，其热带雨林不但盛产高价值古树，而且因为靠海，运输相对方便，成本低廉。法国木材商人看中了这一点，早在上世纪初期就在加蓬买了很多优质林地，开始往欧洲运木材。如今这些法国公司依靠当初的投资，几乎垄断了加蓬的木材行业。

　　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加蓬政府高官的中加混血政治家让·平回温州老家探亲，顺便邀请了一个家乡的亲戚来加蓬做木材生意，从此开启了中国木材商人来加蓬经商的大门。此后，关于中国木材商人在加蓬违法砍树的消息不断出现在媒体上，引来了不少国际环保组织的密切关注，纷纷要求加蓬政府加强管理，保护这片珍贵的热带雨林。

　　说起来，加蓬的热带雨林之所以保存得很好，与老总统邦戈的专制统治有点关系。1999年，一位名叫麦克·费伊(Mike Fay)的美国生态学家徒步3200公里，穿越了整个非洲中部，沿途拍摄了大量照片，首次向世人展示了这块全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的美妙之处。老总统看了这些照片后被震撼了，于2002年下令在加蓬设立13个自然保护区，占整个加蓬总面积的11%。保护区内禁止任何人类活动，违者严惩。这项法令在一夜之间就把加蓬从保护区比例非洲最低的国家变成了比例最高的非洲国家，被后人称为“环保政变”(Conservation Coup)。

　　与此同时，加蓬于2001年出台了新的森林法，为林业企业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该法案执行不力，乱砍滥伐现象依然十分普遍。新总统阿里·邦戈上台后没多久，就颁布了一项新的森林法修正案。新法案有两条格外引人注目：第一，从2010年开始禁止一切原木出口，原木必须在加蓬境内加工成板材后才允许出口。第二，所有加蓬境内的林业公司必须在2012年底之前将所拥有的采伐区全部纳入林地规划程序，并在3年内完成林地规划，否则就将收回采伐许可证。换句话说，很可能自2013年起就不再颁发新的采伐许可证了。

　　“新法令来得太突然了，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年半，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参加培训班的一位来自广东的木材商人黄沙(化名)对我抱怨说，“这个法令出台前只咨询了法国企业，没有跟我们中国企业商量过。中国企业力量不够，没有发言权，人家不听你的。新法规偏袒法国人，最终得益的都是法国企业。”

　　黄沙是加蓬林桑公司的老板，该公司在加蓬拥有10万公顷林地，应该算是典型的中小型民营企业。黄老板为我详细解释了这两条法案的出台背景：第一条法案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增加木材的附加值，顺带提高加蓬的就业率，对于加蓬老百姓来说应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中国市场对木材有特殊需求，比如这里有一种名叫巴西花梨(简称巴花)的千年古树，纹理很美，中国人喜欢连树皮带白边一起切下来当木纹贴片，也有一些人拿整块木料做匾额、展示台或者茶艺台，这两种用法都需要直接加工原木，但加蓬政府的法律强制要求所有木材加工厂都必须先取芯干燥，然后锯成板材才能出口，带白边出口是违法的。“这就等于把金条变成了薯条！”黄沙说。

　　第二条法案从环保的角度来看也是很合理的。所谓林地规划指的是木材企业对一片森林的使用计划。热带雨林的树木生长较快，林地规划通常做25年就可以了。具体说，企业通常会把所属林地分为25个区，每年只进入一个区进行采伐，对于采伐树木的种类和最小胸径，以及运输路径和相应的动物保护措施等等也都必须事先做出计划，种子树不能砍，珍稀树种也不能砍。林地规划做好后上交水森部，批准后方可进行商业砍伐。

　　但在黄沙看来，这条规定让已经有林子的企业得利，而后者基本上指的就是法国企业。后进来的中国企业有钱也买不到林地，便只能向法国企业买木头。“我知道有家法国企业有100万公顷林地，可只有一家象征性的木材加工厂。”黄沙说，“他们根本就不想搞加工，而我们这些有加工厂却没林地的企业只能从他那里买高价木头。”

　　黄沙还向我表达了对加蓬政府的不满：“加蓬政府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初投资建厂时没人查你，等你厂子建好了，有了固定资产，他们就来找你麻烦了。而且经常是我们所有手续都全，对方还是能找出理由说我们不合法，要罚款。”

　　厦门立德旺林业公司的老板高作鹏补充道：“加蓬法律缺乏连续性，现在这个水森部长是刚刚上任的，结果前任签署的很多文件突然就作废了。其实我来加蓬之前就知道，这是在非洲经商需要承受的一种独特风险。”

　　我把中国企业家的疑问当面转述给了加蓬水森部林业局局长保罗·库姆巴－恩扎奥(Paul Koumba-Nzaou)先生，他一一做了解释。首先，关于政策不连续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个案，不是普遍现象。比如有时前任部长被发现收受贿赂，他签署的文件自然只能作废。其次，他强调加蓬政府早在2001年颁布的新森林法上就提出要进行林地规划，这是全世界林业企业的惯例，中国国内也是这么做的，绝不是针对中国企业的。第三，他说新法律制定前曾经邀请中国企业派代表来参加谈判，共同商讨技术细节，但中国商人没有来。

　　“我们非常想和中国商人沟通，但没办法一个一个去谈，这样做太不现实了。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中国企业能有个类似行业协会的组织，选出一个代表来和我们谈判。”恩扎奥最后说，“甚至都不用成立正式的行业协会，只要想办法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就足够了。”

　　当我把这段话转述给两位中国企业家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几乎不可能。“海外中国人不抱团，大家谁都瞧不起谁，永远推不出一个有威望的人。”黄沙说，“即使有人愿意出头组织行业协会，其他人肯定不愿意参加，最后还是办不成。”

　　“那么中国使馆有没有可能出面组织呢？”我问。

　　“中国使馆在加蓬确实有个经商会，但平时不怎么管我们，我们也不愿去找他们。”

　　这段谈话是在饭桌上进行的，这是一幢气派的三层小楼，上面写着五个汉字：中国温州城。这幢楼的一层是商店，二楼三楼是餐厅，上来的菜一看就是当地厨师做的，酱油放得很多，但味道还可以。

　　也许是边吃边谈的缘故，两位中国商人的话可能有些偏激。同桌正好坐着全球森林贸易网络中国分部的经理金钟浩，这次专程从北京赶来给企业家们讲课。他对我说：“在加蓬的一部分中国私营企业老板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专业知识，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愿去了解，也不肯花力气融入当地生活，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自身文化的缺陷，不是非洲人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给他们做培训的原因，希望能帮助他们尽快适应这里的情况，遵纪守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双赢。”

　　中国企业都是这样的吗？这种培训有帮助吗？这就要多去几家公司走走才能知道。

　　两个商人的一种困境

　　在加蓬的中国商人中，庄炳川算是一位相当资深的人士。他1999年来加蓬经营一家地板厂，先后在这里工作了13年，亲眼见证了加蓬木材行业的发展。

　　如今的庄炳川是爱龙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的总部坐落在利伯维尔近郊的一个工业开发区内，周围还有好几家与木材有关的企业。庄总的办公室不大，一张巨大的实木办公桌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庄炳川身材微胖，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法语说得不好，面对着一屋子中外记者，用一口略带东北味儿的汉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国木材商人的发家史。

　　1999年，位于吉林通化的林川木业集团投资500万美元在加蓬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精通木材生意的庄炳川被调来当总经理。该厂决定专做实木油漆地板，并为此购置了一套当时最先进的德国设备。他本以为加蓬木材质优价廉，劳动力成本也不是太高，前景应该十分光明，可谁知从成本控制到品牌推广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导致该厂在头4年里累计亏损300多万美元，最后他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好关闭工厂，并把所有设备全部运回了中国。

　　在庄炳川看来，所有困难都是因为加蓬的基础设施太差，员工素质过低，以及相关政策不合理造成的。首先，他自己没有林地，必须花钱买，而法国公司垄断了加蓬的林地，他只能去买高价木材。其次，加蓬距离国内市场太远，通讯又不方便，导致产品远离终端消费市场，买卖双方沟通不畅，消费者的要求不能及时满足，出了问题投诉也很困难，影响了品牌推广。第三，加蓬工人技术不精，而且存在学习障碍，导致做出来的产品质量总也达不到要求。再加上加蓬的劳动法偏袒劳方，资方不能随便罚款，而且不准采取计件工资制，工人只要上班老板就得开工资，实际算下来，劳动力成本非常高。

　　如果说上述困难都还有可能克服，那么因为加蓬的木材利用率低所导致的成本上升则几乎是没办法解决的。“中国的木材产业链相当完备，无论是砍树剩下的枝丫材，还是做地板剩下来的小木条，甚至锯末都有人收，综合利用水平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木材利用率能够做到接近100%的原因，无形中大大降低了成本。”庄炳川解释说，“但是加蓬的工业体系不健全，木材产业的链条不完整，一家工厂又不可能什么都做，这就导致了加蓬的木材综合利用效率极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都宁可千里迢迢把原木运到中国的原因，这样做看似很浪费，但实际上更划算。”

　　地板厂虽然失败了，但庄炳川没有走。他交了4年学费，找到了发财的窍门：做低端产品。他投资了一笔钱开了一家锯木厂，不做成品，专做锯木和板材这类粗加工产品，对工人的技术水平要求低。另外，他开始想办法鼓励当地工人好好工作，比如颁发各种奖励。“除了加班奖、定额奖外，我还给他们发满勤奖、态度奖，每个节日都发点小礼品，还经常和他们一起喝啤酒，交朋友。”庄炳川笑着说，“如果有工人家里房子漏雨了，我会免费为他提供木板修屋顶，而且我会亲眼看着他修，否则他肯定会把木板卖了换酒喝。”

　　渐渐地，他发现工人们的态度开始好转，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本身来自农村的工人终于发现，所有外国人开的公司都差不多，中国企业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并不那么特殊，于是便安心了。

　　这样又做了几年，还是没挣到什么钱。一来加蓬的林业产业链始终没有好转，木材利用率一直无法提高。二来木材锯成板材后千里迢迢运往中国，长时间的海上漂泊经常会导致木头开裂，损失不小。于是，自2007年开始，庄炳川决定直接经营原木，和当地人合作，共同开发林地。

　　“邦戈总统曾经给一些对国家有功的官员，以及亲信们划分了一些林地作为奖励，但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交不起林地税，我就从他们手里把地租下来，而且会把租金和将来的收益一次性付给他。这些人挺守信用，基本上没有反悔的，于是这些林地名义上是共同开发，实际上就是我在经营。”

　　这个经营方式终于让庄炳川一举扭转了亏损的局面，挣到了第一桶金。其中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普通红木，而是像巴花这种在国内市场具有极高价值的特殊树种。一根好的巴花原木在国内市场能卖到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甚至在拍卖市场上拍出过3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

　　“普通木材是用来养人的，巴花是用来发财的。”金钟浩总结道。

　　可惜好景不长，2009年老总统邦戈去世，新总统阿里刚上台就宣布禁止原木出口，必须在加蓬境内加工成板材。而A级巴花板材在国内市场每立方米最多也就能卖个1万多元人民币，这就等于切断了暴利的来源，难怪中国商人们要抗议了。

　　如果说庄炳川的爱龙公司代表了加蓬中小企业的普遍情况，那么加蓬现有的几家大型国企的情况又怎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专程前往加蓬第二大城市兰巴雷内，参观了三利公司建在那里的一个木材加工厂。三利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的一家木材公司，在加蓬拥有98.7万公顷的林地，是加蓬最大的中国林业企业。

　　三利公司的销售经理徐寅斌亲自开车带我们前往兰巴雷内，这段路全程只有230公里，而且都是柏油路，但其中有一半的路年久失修，被大卡车压出了很多坑，最后用了5个多小时才开到目的地。途中经过一座小桥，路边停满了运送木头的大卡车。这些木头直径都在1米左右，树干笔直，锯口处贴满了标签，看上去都是经过认证的合法木头。“这就是加蓬的国树奥古曼，全世界公认的最适合做胶合板的木头。”徐寅斌说，“前段时间那座桥的桥墩被撞坏了，运木材的大车不能过，只能停在这里等待船运。我估计这桥两年内是修不好了，木材的运输成本又要提高了。”

　　徐寅斌毕业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语系，今年才26岁。他一毕业就加入了三利，并被派到了加蓬，在这里一干就是4年。“我在这里做了4年，亲身经历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暴利时代。”徐寅斌说，“但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年纪轻轻就得了轻度脂肪肝，这里的中国商人都太能喝酒了！”

　　“在加蓬建个木材加工厂很容易，300万元人民币就能搞定。一个工厂配2万公顷林地就可以开工了，每公顷林地差不多10欧元就可以拿下，所以在加蓬做木材生意的门槛是很低的，对国内的小商人很有吸引力。”徐寅斌说，“原木出口禁令没下来前，没人做加工，大家都去砍树卖木头去了。禁令一来，不少原本只砍木头的中国商人立刻突击建厂，一家中国企业甚至在3个月时间里建成了3个木材加工厂。”

　　据他估计，加蓬的乱砍滥伐现象十分严重，实际砍伐量很可能比报给海关的数字要高出10倍，而且越是珍贵树种盗砍就越厉害。“如果按照前几年的速度砍下去，加蓬的热带雨林再过50年就会被砍光了。”徐寅斌说。

　　徐寅斌认为，加蓬政府出台的这个新禁令确实不是为了自己捞钱，而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而做出的一个明智的决定。事实上，这个禁令对于加蓬政府而言是亏本买卖。因为原木出口要交17%的关税，而加工后的板材出口则不必缴税。当然，在加蓬经营一家木材加工厂也需要交纳一些相关的税，但算下来总的税率也就5%左右，禁止原木出口肯定减少了加蓬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是因为卖石油的收入非常高，加蓬政府暂时可以忍受这笔损失。

　　话虽如此，徐寅斌却对加蓬的商业环境相当不满。“你让我们在你这里建厂，帮你解决就业问题，这我没意见，可你也得想办法帮助我们把产品卖出去啊！”徐寅斌抱怨道，“既然要求我们拿出产品直接参与国际竞争，那就必须满足欧美客户提出的条件，保证质量，按时交货。可加蓬的工人素质不高，而且人员流动过于频繁，非常难以管理。政府又制定了很多政策保护工人利益，法定最低工资也定得相当高，每个月2000元人民币以上，对于我们这些合法经营的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所有这些都导致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徐寅斌带领我们参观三利的木材加工厂，这个厂坐落在兰巴雷内市郊，通往厂区的土路上积满了雨水。板材车间相当宽敞，20多名黑人工人正在两名中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工作。这家工厂雇佣了112名当地员工，由14名中国工人负责管理。

　　“加蓬人对待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对中国人明显有一种歧视。”徐寅斌说，“一方面法国人曾经是他们的主人，这种心态是很微妙的。另一方面法国人没有语言障碍，双方很容易交流，再加上加蓬政府官员有很多都是亲法国的，因此法国商人比我们中国人具有先天的优势，这一点我们很难比。”

　　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先机，都要拿出一两样别人没有的东西。中国靠的是“人口红利”，加蓬靠的是“资源红利”，而法国人(还应包括英国、德国、荷兰和丹麦等欧洲国家)则依靠“殖民者红利”，自然而然地成为制定游戏规则的一方。

　　既然这是事实，就不能总想着抱怨，如果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更合理，我们也必须服从。不少中国公司明白了这一点，正在迎头赶上。比如徐寅斌的法语就说得非常流利，而且他无意中还透露了他和很多加蓬官员都是好朋友，双方的信任程度与日俱增。据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说，加蓬的国企比私企更加重视这一点，招募了大量法语专业毕业生从事管理工作。我还采访到了一位前三利公司雇员张军(化名)，同样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张军离开三利后另立山头，很快就把公司做大，在华商圈子里被戏称为“国王”。他的公司只用了20名中国人，却雇了400名外国员工，很多人都担任了公司高管，比如财务主管是个意大利人，财务经理是加蓬人，林地规划主管是个法国人。张军还特意强调，法语是公司内部的通用语言。

　　张军也非常重视和当地人搞好关系。他的公司出钱帮助林地社区建学校，修教堂，办医院，很多事迹都上了加蓬当地的报纸，为中国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张军和徐寅斌一样都不是搞木材出身的专业人士，庄炳川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人虽然有语言上的优势，但不懂技术，不会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考虑问题，缺乏战略眼光。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从理论上讲，木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但是如果采伐方法不当，恢复起来是很慢的。加蓬的热带雨林里还住着不少原住民，他们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护。这两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没人会公开反对。但是有不少国际环保组织和媒体指责中国企业违反环保原则，破坏了刚果盆地珍贵的热带雨林。金钟浩也认为，在环保方面中国企业和西方大企业相比存在差距。“就拿林地规划来说，法国公司早就意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所以他们早就做好了。不少中国企业缺乏前瞻性，总想捡便宜，最后吃了大亏。”

　　那么，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就必须首先搞清楚木材行业环保措施的细节。

　　保护森林资源有两种思路，第一就是由政府出面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委派国家机器监督执行。比如美国政府2008年通过了《雷斯法案修正案》(LaceyAct)，将木材制品也纳入到这个以保护野生动物为主旨的贸易法案中来。法案规定，凡是出口到美国的木材制品(包括家具)都必须出示所有部位的木材的合法来源证明。如此严格的规定，在当年曾经引起中国家具厂商的抗议，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

　　2010年10月20日，欧盟通过了《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证书法规》(Forrest Law Enforcement，Governance and Trade，以下简称《欧盟法规》)，对所有进口到欧盟的木材制品做出了类似规定。该项法规自2010年12月2日起进入实施阶段，2013年3月3日起将在欧盟27国正式生效。目前，欧盟正在和木材出口国谈判，希望能在2013年3月之前签署一份《自愿贸易伙伴协定》(简称VPA)，如果某个国家到时仍然没有签署这份协定，那么该国的木材将很难再出口到欧洲。中非地区是木材出口大户，刚果(布)和喀麦隆已和欧盟签署了VPA，刚果(金)也已经完成了谈判进程，就等签约了。加蓬正在谈判过程中，按照预定计划，谈判将于明年3月前完成。但是加蓬水森部部长顾问摩罗恩古私下告诉我，谈判过程进展得很不顺利，目前已经比原计划延误了两个星期，延误的原因是“政府没钱开会”。

　　由政府出面制定的森林保护法案往往更注重木材来源的合法性，对砍伐过程的环保要求略显不足，于是就诞生了第二种思路，那就是由环保非政府组织出面，建立森林认证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强制性的，它通过在终端产品包装上贴标签的做法，把选择的权利移交给了消费者。目前公认在环保方面要求比较严格，同时也是消费者认知度最高的认证体系之一叫做FSC，这是由WWF等数家环保组织和企业联合发起成立的“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制定的一套林业经营守则，内容涵盖森林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划分、社区关系与劳动者权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保护、监测与评估体系等木材工业产销链条上的所有环节，可以说代表了目前木材工业的最高标准。

　　FSC认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林地认证(FM)，要求林地的经营者不但在砍树时遵循可持续原则，而且还要在保护野生动植物，以及提高原住民福利等方面达到相应的标准。第二部分是产销监管链认证(CoC)，要求林业企业在木材加工、制造和销售这一整条路径的所有环节都满足FSC的要求。一件产品只有同时通过了上述两部分认证之后才能贴上FSC认证标签，而满足这两种认证的条件都必须投资很多钱，FSC提供的宣传材料上说，企业花在FSC认证上的这笔投资一定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因为贴上FSC标签的产品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同。在加蓬的法国企业显然认同了这一点，目前加蓬已有的180万公顷FSC认证林地全部为法国公司所有。

　　但是，对于其他一些企业来说，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比如三利公司只做了CoC认证，FM认证一直没做，目前仍在观望中。“我们做CoC认证花了20万元人民币，前后用了半年时间。再去做FM认证的话至少会提高三分之一的成本，所以我们必须从经济上考虑这么做是否划算。”徐寅斌告诉我，“比如我们决定做CoC认证，纯粹是为了向西方国家出口板材的需要，相比之下FM认证太贵了，我们就决定暂时不做，实在需要的话，就从别人那里买经过FM认证的木材。”

　　相比之下，张军的公司目前有60%的产品销往中国，南非再占去了30%的份额，只剩下10%的木材制品出口欧洲。无论是中国还是南非的消费者都不认FSC，因此他就没有做FSC认证，甚至连即将生效的《欧盟法规》都没怎么关注。

　　这并不是中国企业独有的现象。我采访的两家加蓬当地企业也都没有做FSC认证，其中一家企业的老板告诉我，他们正在比较其他几种森林认证体系，准备从商业的角度对它们做出评估，之后再挑选最合适的一种认证方式。

　　在加蓬拥有85万公顷林地的新加坡奥兰(Olam)公司选择了相似的应对措施。该公司的销售经理奥利佛·戴斯麦特(Olivier Desmet)告诉我，虽然欧洲政府普遍支持FSC，甚至规定政府采购的产品都必须经过FSC认证，但是私营企业和很多消费者也不愿意承担多出来的成本。因此他认为《欧盟法规》通过之后，将为欧洲消费者提供一个比FSC廉价的竞争对象，FSC的垄断地位很可能会受到威胁，因此奥兰公司也在观望中。

　　上述事例正好说明，要想保护森林资源，广大消费者必须行动起来，主动选择环保产品。否则的话，光凭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是难以为继的。

　　另外，无论是FSC还是《欧盟法规》，都对一个国家的监督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采访的数家企业都对加蓬政府的管理能力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而我自己的采访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比如，加蓬水森部林业局局长在培训班上表示，加蓬政府不知道中国企业这几年一共出口了多少木材，因为政府部门向中方企业发放了调查表，却没有收到回复。

　　“我们每次都回复了，可我怀疑他们根本就不看。”三利公司的徐寅斌告诉我。

　　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这位部长向我们出示了一份报表，详细列出了加蓬去年的木材出口情况，居然精确到了个位数。比如，这份报表称2011年中国是加蓬的第一大木材进口国，一共进口了171048立方米木材；法国名列第二，一共进口了143265立方米木材；而2011年加蓬总的木材出口量为668916立方米，中国仅占1/4左右。但是根据国际林业研究所(CIFOR)发表的调查报告，加蓬木材这几年的年出口量都超过了100万立方米，其中70%出口到了中国。

　　这份报表还称，加蓬2011年木材出口总量比2010年增加了26%，而2010年又比2009年增加了36%。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就说明新的原木出口禁令对木材市场没有负面影响。可根据我对几家中外林企的调查，2010年新法规颁布后，又正好赶上全球经济危机，导致2010年加蓬木材出口总量比上一年下降了很多，2011年又比2010年下降了不少。也就是说，原木禁止出口的法律已经见效，加蓬的森林砍伐量已经大大减少了。

　　此次加蓬之行的最后一天，庄炳川又单独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联合了盛阳木业等五家中国私营企业，联合起草了一份动员书，希望能尽快成立一个亚洲木业联合会，对内互相监督，对外派代表和加蓬政府谈判，为亚洲企业争取话语权。

　　中国新任驻加蓬大使孙继文也在中国大使馆和我们见了面。他宣布，为了更好地为加蓬的中国人服务，他将立即着手建立一个官方网站，把加蓬现有的法律法规翻译成中文上传到网站上，WWF翻译的加蓬新森林法，以及与林地认证和FSC认证有关的法律条款也包括在内。

　　今年7月，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FOCAC)即将在北京召开。WWF向中国和非洲国家的主管部门提交了《中国和非洲可持续合作与发展》建议书，建议双方政府在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发展可持续农业和渔业等方面做出承诺，并共同努力，争取在非洲实现自然环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