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中国人”朱力安

蜚语

“法式中国人”朱力安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北京报道


他的身上留着法兰西民族的血液，行事风格却显得越来越中国化了。不过，他也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变得世故圆滑。

　　
法国青年朱力安长着一张典型的欧洲脸：高鼻梁，深眼窝，一头略显发黄的鬈发和一米八七的大高个儿，可是他一开口的“京片子”，还是会让很多人冒冷汗：这个老外的普通话竟然这么流利！

　　
来中国生活进入第十一个年头，朱力安在这边先后完成了工作、娶妻、生女等重要人生转轨，他越来越像个中国人，也越来越珍惜自己的母语文化。

　　
中国式忙碌

　　
在中国，他最为公众所熟知的身份是主持人。从2005年开始，朱力安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一档新闻评论节目，六年时间坚持做下来，他累积了不少铁杆粉丝。

　　
因为这档节目是录播，并且有两名中国同事和九名外国同事轮流搭配做，朱力安不用像其他上班族那样朝九晚五。每个月去电台三五次，每次录上两三期，也就差不多够播了。

　　
腾出来的大量时间他去忙别的事。这几年，朱力安的知名度渐高，各种各样的主持邀约像雪片儿一样飞来：央视的、凤凰卫视的、各省级卫视和地方电视台的，官方的、半官方的、私人老板的……

　　
朱力安懂得“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对于这些邀约，基本上只要有时间就会过去。“你知道，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有固定单位，没人给我交社会保险，所以，要勤跑动，才能多赚钱。”

　　
前几年，朱力安还没结婚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胡乱花钱的日子，现在有了个两个月大的女儿，他开始跟很多初为人父的中国男人一样，操心赚“奶粉钱”。

　　
除了主持，朱力安还偶尔接一些相声、唱歌、当演员等方面的工作。他是著名相声演员丁广泉的弟子，2008年曾经参加过央视举办的相声大赛，在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混在十几个中外歌手里，一起合唱了一首奥运歌曲《同一个梦想》，之后的演出邀约比以前更多了。有一段时间，朱力安不停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间穿梭飞行，忙得没有时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后来，他意识到这有点得不偿失，就开始试着推掉一些工作。当然，也不是完全推掉，他会把一些不错的机会适当推荐给别的外国朋友，这样一来二去，两边的朋友对他都很感激。

　　
中国式关系

　　
朱力安明白，在中国的职场，除了工作能力本身，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武器。

　　
一开始，他对中国人之间复杂的人情世故多少有些不适应，后来见得多了，才渐渐懂得其中一些道理。

　　
2005年，朱力安接拍了一部电影，所有镜头都拍完之后，制片人突然跟导演闹掰了，决定换个新导演。原来的导演怒冲冲地要将制片方告上法庭。当时的朱力安不知深浅，先打了个电话给被换掉的导演，安慰了他几句；后来又跟制片人谈好了新的合同，决定继续参演。他天真地以为，自己对两边都表达了尊重，但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制片人认为他见风使舵；被换的导演也觉得他不讲义气。

　　
那段时间，朱力安挨了不少批评和冷眼，最后只好求自己的老师丁广泉帮忙。丁广泉送给朱力安一句中国古话，“带来是非者，必是是非人”，然后带着他逐一到制片人和导演那边赔罪，告诉人家，“这孩子的品性我了解，主观上没有任何恶意，就是思想上太单纯，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矛盾这才得到了化解。

　　
自那以后，朱力安便格外注重自己的言行，有时候邀约被临时取消，他从不打听原因，反而是很大度地跟对方说，“没事儿，没事儿，那下次再合作吧”。

　　
丁广泉还告诉他，在中国接活儿不能两只眼睛只盯着钱，首先应该保证的是那些经常合作的电台和电视台，其次才能考虑商演。有时候，一些政府举办的公益活动，甚至还要不计报酬义务参演。所有这些，朱力安都一一记在心里。

　　
中国式谎言

　　
眼下的朱力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透过央视红遍中国的加拿大笑星大山。不无巧合的是，大山也曾经是丁广泉的门生。

　　
只是，如今的大山早已一骑绝尘，将大多数在中国走演艺之路的“洋明星”抛在身后。他入选2004年度的“北京十大杰出青年”，《人民日报海外版》评价“大山虽然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加拿大政府对他也格外器重：2006年，加拿大女总督米夏埃尔·让亲自将象征最高终身成就的“加拿大勋章”戴在大山胸前，用以表彰他为中加友好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朱力安羡慕大山的这些成就，但他同时又是清醒的。“他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俩的经历也有很大不同，所以只能走自己的路。”

　　
与大山通过国际间的学者互换交流项目来华不同，朱力安第一次来中国多少有点偶然性。1999年11月，20岁的他从巴黎来到上海，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一个中国女孩，其次才是学汉语。

　　
到了上海，他才发现这里学费比他想象得要高很多，于是改道福州，在那里找了一间收费相对低廉的学校入读。即便如此，八个月之后，他手里的钱还是花光了。没办法，只好返回法国老家。

　　
2002年4月，朱力安再次来中国，铁了心要留下。因为中英法三种语言都很流利，他的求职之旅算不上坎坷，先是在上海郊区一家周末培训机构教了一两个月的英语，后来又跳槽到几家报社的广告部工作，中间甚至还被一个温州老板相中，高薪挖他去卖汽车零件。

　　
但整个过程却让他观察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很多现实。比如说那家周末培训机构，里面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被父母强逼着过来的小孩儿，这几乎不可避免地让学习变成痛苦的事情。而且那个校长暗示法国人朱力安最好说自己是英国人。朱力安觉得不好意思，只好用了个折中的办法，推说妈妈是英国人，自己是在法国长大的。

　　
朱力安最想做的，还是与艺术有关的事情。朱力安出身音乐家庭，父母都是巴黎小有名气的小提琴家，来中国之前，他自己也研修了多年的大提琴。只是因为罹患手疾，音乐梦想才猝然中断。

　　
通过一个偶然机会，朱力安参加了“国家汉办”拍摄的对外汉语视频教材片的拍摄工作。教材片拍完不久，闹起了“非典”，所有的工作都不得不陷入停滞。朱力安咬咬牙，没有回国。在上海的老弄堂里，他租了一间公寓。

　　
因为收入锐减，有时候朱力安常常只花5元钱，买一屉小笼包或者一碗葱油拌面当作午餐。

　　
即便如此，几个月后，手里的钱还是用光了。他硬着头皮给远在法国的妈妈打电话，求她寄1000元钱过来救急，“在我们法国，男孩子过了18岁就不能再从家里拿钱了，所以当时我很惭愧，也不敢多要，每次1000元人民币，总共要了两次。”

　　
中国式圆滑

　　
朱力安正式去找丁广泉拜师是“非典”之后的事情。当时，丁广泉正在家里纠正几个老外的发音，朱力安自恃汉语说得不错，便频频插话发表自己的意见，惹得丁广泉很不高兴。“我心想，到底是我教你呢，还是你过来教我？”

　　
碰壁之后，朱力安不明就里，依然回去做自己的事。倒是丁广泉觉得这个外国小伙子有可取之处，中间帮他推荐了几次主持机会，一来二去交往增多，两个人对彼此都有了更多了解，师徒关系才渐渐确定下来。

　　
现在的朱力安要谦虚谨慎得多。他说，中间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对频繁参加一些辩论节目感到有些厌倦，之前在法国，不是大家都很喜欢直接亮明自己观点的吗？

　　
朱力安认为，法国文化对年轻人进行的是“成功学教育”，“他们总是教育小孩子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好让他们长大后去影响世界，改变世界”，而中国文化的精髓则是“生存教育”，“从儒家到道家，都是在教育你怎么去适应周边的环境，做到天人合一，你改变不了世界，只能好好做人”。

　　
然而，中国文化毕竟也有圆滑世故的一面。比方说“中庸之道”，下级做事永远不能比上级更精益求精。

　　
“假如我待在中国的交响乐团，不是首席大提琴的话，绝对不能跑去跟首席说这样做更好、那样做更好，有时候明明知道水平可以提高，却还是不得不照着低的……有时候为了讨好人家，不光要拍马屁，甚至还得请客、送礼、塞钱……”

　　
朱力安不想把自己变成这样的人。“也许中国人这样做大家会觉得正常，但如果像我这样的老外也这样做，就会让人觉得很油。”

　　
不管是不是真的产生了隐忧，他都对现在的生活做出了调整：挤出来的时间，朱力安更多地留给法国的小说和法国历史书；一个人吃饭，也尽量去吃西餐或法国菜。“这可能是出于乡愁，毕竟我不能丢了生养我的母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