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在读博士王磊光又到了老家湖北大别山区,他熟悉的“塆子”里,继续写“返乡笔记”。
这两天还在老家的王磊光说,他的笔记将集结成一本书。“最后的书叫什么名字还没想好,应该会更偏文学性一点。”电话里,王磊光的普通话依然浸着很浓的乡音,虽然他来上海读书已经4年了,坐地铁还经常会下错站。
这次回去,他新写了一篇笔记《表哥的亲事》,讲到了农村表哥的再婚,表侄讨老婆的困难。“表哥与表嫂,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举办仪式,就这样住到了一起。”
在新式婚礼越来越形式化的今天,古式的花烛夫妻,总显得珍贵。大排大排的朱红流苏,亮晃晃的光晕照亮了院子每个角落,喜宴热闹,怎么都吃不完似的。作为城市人,我们习惯性地想象,回乡结婚这件一辈子一次的事儿,该是多么绵长喜庆的事儿。
但王磊光的观察,却是一盆冷水,泼面而来。甚至连“进城打工,回乡结婚”这样原本带着乡愁、期待的命题,都有些无奈。
父母代办婚事的中间程序
记者(以下简称记):据你观察,进城打工的年轻人,找对象是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
王磊光(以下简称王):一般没有读大学的农村孩子,父母就会托人介绍。如果读了大学,就自己去找。一般来说,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肯定络绎不绝。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记:你在笔记中写,五十多岁的农村人再婚,往往都是不声不响。那回来结婚的年轻人呢?作为人生大事,总该好好办一场吧?
王: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什么事情都简化了,包括丧礼。“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结婚也是这样。因为打工青年要么请假回来结婚,要么过年回来结婚,时间都很短,就这么几天,不会搞这么复杂。以前年轻人的压力没这么大,只要大家开心欢乐就好,但现在不是了,程序越来越简单,赶快做完就好。有时候,中间的程序父母还会代办一下。
记:过程简化了,但大家还是会选择回家结婚,而不是在城里。
王:就算他想在城里结婚,也没那个条件。
对于那些在城市已经落脚的人,他们会在城市举办一个婚礼,然后再回老家举办一个。但打工者不会,他会直接回家结婚。他在城里没有房子,亲戚都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办婚礼,他也办不起。
彩礼与县城的房子
记:听你这么说起来,物质条件在进城打工者的结婚问题上,几乎是要起决定因素了。我看你在《表哥的亲事》里也写道,表哥担心儿子的婚事,因为现在娶媳妇不容易,女方往往要求男方在县城有一套房。
王:这个现象已经很普遍了,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风气,甚至控制了人的思维。村里有一个这样,更多的人就会这样,攀比心肯定有。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打工青年尽管十六七岁之前生活在农村,但后面都是城市经验,他想过的是城市生活。所以家里有一套房,在县城他也会想买一套房,这套房就是城市生活的代表。
但房子基本都是空着的。过年时,有的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而现实是,大部分人买不起房子,房子的问题,决定着他要回家结婚,再出去打工。
记:为了结婚的这套房子,他们除了在城里更加努力地打工,像你在笔记里写的,表哥当搬运工,很辛苦,一个人搬一台冰箱到五楼,哪怕是冬天,也是走一步汗就往下滴。
王:这是一个人的努力,更普遍的,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中国的农村里,越是住得偏远的,越会在城里买房。我们村有人住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地方,步行山路要走好几个小时,所以大家普遍都在县城买房。因为这样的大山里,女孩子不愿意嫁过去啊,进来不容易,出去不容易,将来孩子读书怎么办,都是问题。
记:这么看起来,农村男孩的结婚压力不比城市小。
王: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这好像跟城市不一样。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
记:那女孩子结婚呢?
王:女孩子出嫁,家里没什么负担,反正要收彩礼的,普遍6到8万,好些地方收到十几万。这个彩礼有两个用途。一是给女儿买嫁妆,另一个,如果家里有儿子,会留出一笔钱给儿子将来娶媳妇。
记:你结婚会回去吗?
王:我可能不会在上海结婚,我也没这个条件。
记:回老家?
王:说不好,还是有可能吧。
现实大于乡愁
记:都说“回不去的家乡”,但我们一直认为结婚这件事上,是“回得去”的。房子、车子等都属于客观“限制”,但从内心上讲,其实大家还是向往回家的,毕竟根在家里,有家乡情结,得回家“圆满”。
王:说不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上海打工,一心想在城市立足,但还是回老家结婚,因为他没这个条件。其实,还是条件的问题。大家说的“乡愁”,我写笔记时,根本没想到这个词。这是生活在城市的人概括出来的,而我总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往返,说不清楚有没有,我很少想起这个词。说到底,现实大于乡愁。
回得去的家乡已经无法生存了,不会种田,生存都不行,更别谈生活了。回不去的家乡,还有一个原因是家里的土地已经没有了。
记:你自己身上会有这样的冲突吗?
王:有冲突。我始终觉得我的根在家乡,但又会觉得我不可能回到农村,甚至会成为农村的一个负担,我连田都不会种。而且很多观念也没法回去,我不可能像我父母那样生活,想问题。
比如说,我们家盖了新楼房之后,卧室里要装个卫生间,父母刚开始就不同意,说把厕所安在家里,像什么样子。我说,现在人都不习惯上外面的厕所。后来,我们家旁边还是建了一个厕所,家里的厕所他们还是不用,但我更习惯室内的厕所。这就是完全不同的经验。
记:之后的笔记,在结婚的问题上,你还会关注哪些问题?
王:我曾经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可以想象,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所以,我最近开始关注农村离婚的情况,它的与日俱增,跟打工者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有关。
记:“返乡笔记”写到现在,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但我回到乡村,发现乡村内部的生活,我原来也是无法把握的。为什么我们的乡村还是在衰败?就像回家结婚的无奈,越来越讲究物质条件一样,乡村的问题,其实是被整个城市化裹挟地向前的。城市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会渗透到乡村。所以乡村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自己的问题。王:作为农村人,我无法把握上海这个城市的全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