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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看四川 对外开放格局正悄然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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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 01:58: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蜚语 于 2018-11-2 02:01 编辑


可以肯定,中国丝绸从天府之国四川走向世界,四川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

世界了解中国最早自丝绸开始。印度古语“赛里斯”和梵文“支那”,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国的称呼,都是丝绸的意思。在印度、土耳其、埃及、非洲等地一些博物馆都能找到中国古丝绸,且部分来自中国蜀地。四川考古中未发现古丝绸遗物,是因为四川盆地湿度大,不易保存。其实,丝绸之路的“丝绸”,仅仅是一个代名词,实际讲的是实物贸易,除了丝绸,还有茶叶、香料、食盐、花种、陶瓷等都在运输和交易。

南充是“丝路源点”,因为其同时具备“六大要素”。一是自然要素,具有能适合优质野桑树生长的条件;二是生物要素,就是有适合优质野蚕生长的气候条件,本地有野蚕种;三是技术要素,就是有纺织加工蚕丝的设备和人员;四是交通要素,有水路、陆路运输的方便条件;五是交易要素,就是有丝绸市场和商业氛围,但商业不能太发达也不能没有;六是群众要素,就是有一定规模的蚕丝产量和生产人群,种植业发达,群众积极性很高。一个地方只有同时满足这六大要素才算“丝路源点”。四川南充基本同时具备,可以算“丝路源点”。

还可以从“六个维度”看南充丝绸。一是地理维度。南充位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带,温度表现梯度变化,最适合蚕桑生长生产。二是古城维度。长安和洛阳都是中国古都,说它们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实际是指“集散之地”,当时南充距长安和洛阳路途不远,实为丝绸“生产之地”。三是时间维度。最早去印度、埃及的丝绸应该是南充的。因为古时从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印度,比走北方沙漠、荒滩、奇热、风沙、冰雪之路要方便和容易。四是生物维度。原始野桑树在嘉陵江生长茂盛,其他地方的桑树是从南充移栽和培养的。五是经济维度。南充经济不如西安和成都,这样才能重视农业,发展蚕桑。西安、洛阳、成都皆是销售和精细加工之地。六是文化维度。《水经注》《华阳国志》、诗词、民俗、传说、歌谣、地名、道路等,都有蚕桑记载。而绵阳盐亭黄帝元妃嫘祖养蚕纺丝,解决了技术和人才问题,把南充丝绸历史提前到远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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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与“高原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称,原指汉代中国和中亚、印度、西亚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成为指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名词。“高原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一个代称,指代西藏高原古代与外界联系与交流的途径及方式。它是一个网络,不是指单一的某条路线,但却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内的各条路线。“高原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史前时期,而西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便与西藏高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成都则是高原丝绸之路东端最为重要的起始点与中心城市。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西藏高原农作物的起源、金属器的制作,都可能受到西南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影响。汉晋时代,以成都(益州)为中心,形成丝绸生产、盐铁制造、漆器、金银器制作等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高原丝路”最为重要的物质交流中心。同时,成都还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沿城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成都至甘青一线的“青海道”便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中亚唯一的陆上通道。

唐代吐蕃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交往,益州(成都)都是联系汉藏民族最为重要的桥梁。成都自北朝以来丝绸制作多行销包括吐蕃在内的边地,著名的“陵阳公样”图案成为唐代外销丝绸中最受追捧的纹样,近年来在吐蕃考古中也有大量发现。唐宋以来的“茶马互市”及形成的“茶马古道”,正是“高原丝路”在新时代的延续与新的呈现方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第一,成都是“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从南北方向可纵贯连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路。第二,成都也是“高原丝路”和“喜马拉雅文化带”的东端起始点,从东西方向上可横贯青藏高原,并且联接中亚、南亚;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大十字”网络,历史上成为“一带一路”的西部枢纽,不可缺少,更不能忽视不见。第三,在今天打造新的“南亚通道”、继承和发扬“一带一路”历史传统的新的历史时期,成都作为中国西部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必将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

四川是“一带一路”关键增长引擎

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规划和完善“一带一路”倡议。各国政府、企业和相关各方都关注着与这个雄心勃勃项目有关的新政策。然而,很多国外评论员忽视的一点是,“一带一路”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其整体框架内突出的区域组成部分。虽然“一带一路”关系到中国政府的关键利益,但是中国地方各省区也在发展和推进这个构想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其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特别是考量其在建立可行的跨喜马拉雅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四川成为理想的“一带一路”关键增长引擎。

“一带一路”带来了诸多机会、巨大增长和发展潜力。实际上,新丝绸之路及其相关项目有助于中国政府实现国内发展目标和拓展更多国际间发展。比如促进与邻国的稳定和相互连通至关重要。但是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和交流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有的可以被描述为迫在眉睫,而其他一些风险来得更加微妙和平缓。解决问题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以及省区、学术和工业领域的领导人,通过精心设计的风险管理政策,帮助制定控制不良影响的政策,最终将不利条件转换为宝贵财富。

由于部分覆盖一些动荡地区,“一带一路”也受制于一些有形威胁,比如恐怖组织、社会动荡等。地面贸易路线的特点是一部分线路切断可能会导致整个线路的贸易崩溃,至少总体增加运输成本,影响供应。这意味着任何旨在推动国际间发展的提议,都应该将安全因素纳入考量。

虽然防务政策的执行主要在国家政府的职权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国际背景下,但省级政府可以而且需要为整体安全框架的设计做出贡献,特别是当涉及非传统威胁时。对于四川来说,这意味着要不断加强现在作为“一带一路”协调和推动者的作用。未来,四川及邻近地区也将能从环境技术、执法和医药等方面的交流中获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政策也将逐渐成型,各方的角色也将随之变化。这必然会使不同人士的利益相互依存,比如,四川人民的繁荣与中亚和南亚地区人民的福祉将密不可分。这意味着四川政府以及其他行业和学术界的经济驱动力量,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将超越省际的范围。

古代成都是三大丝路的交汇点

成都地处中国内陆深处四川盆地,四周为高山环绕,形成了封闭式的地理环境。地理上的封闭性虽然对成都与外部的联系造成了巨大困难,但并不能阻止四川盆地内外的人们相互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反而更加促进了古代蜀人对内对外开放开发的决心和勇气。

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西南的云南地区,东南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开辟出多条通往外界的蜀道。因而看似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反而成就了成都作为中国古代三大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以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和西亚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无不透露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信息。

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开通,成都成为北方丝绸之路主要商品“丝绸”的重要供给地,特别是丝绸之路的高端产品“蜀锦”是成都特产,丝绸之路沿线重要考古遗址发现有一定数量精美的蜀锦就是有力证明。南北朝时期,当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受战乱影响中断之时,以成都为起点,经川西北草原,进入陇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成为新的丝绸之路,使中国内地与西北各政权及亚欧各国的贸易一直未曾中断,佛教文化也多经此传播到中国内地。

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开通,并延续了2000多年一直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等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早在先秦时期成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就保持非常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并通过长江各重要节点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联系。汉唐时期,随着国家强盛,对外大开放,对内大发展,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从而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城市。

三大经济文化带交汇点的区位,使成都成为古代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这一地理区位优势是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具备的。

四川是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核心腹地之一,是连接我国西南西北、沟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通走廊,也是西部地区最大的消费市场、要素市场。而成都平原及川南区域,自古就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通道。当前,重振和拓展南向大通道已经成为四川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口,这一新格局的加速推进,正为我国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南向开放优势突出  西南腹地受益

最近一年,由于“南向班列”开行越来越频密,因“中欧班列·蓉欧快铁”而兴的成都国际铁路港更加繁忙。运往南亚、东南亚各地的化工品、灯具、家具、机械设备等货品源源不断从周边地区向这里汇集,目前每周稳定开行6-7列方能满足需求。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成都南向铁海联运班列2018年度去程回程合计已开行143列、2743车。

不仅是成都,川南各地也在抢抓“南向通道”发展机遇。今年5月22日,从四川宜宾启程的“川-桂-港(马)”南向通道(宜宾-钦州)集装箱测试班列开行,运行63小时后顺利到达广西钦州港,50标箱摩托车配件、玻璃纤维等货品经此出海运往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随后的6月15日,“成都-宜宾-钦州”集装箱班列首发;6月30日,“钦州-宜宾”集装箱班列满载而归。

据了解,目前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向南经广西出海的“川—桂—港(马)”国际物流通道,主要有东、中、西三条路线,而这条途经宜宾的线路,在铁路运输功能,运行线路、运管效率等方面均具备比较优势。

“以前这条通道被忽视了,现在看它是四川南向出海运距最短的铁路通道。”宜宾市委书记刘中伯说,该铁海联运线路的开通实现了“蓉欧”班列与南向通道的无缝连接,使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四川形成闭环。同时,还通过宜宾港实现了“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在四川的叠加和融合发展。

记者调研了解到,得益于成都-贵阳、重庆-昆明四市“X”形交汇处的突出地理位置,作为“万里长江第一城”及63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宜宾市正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交通网络建设浪潮:在建高速铁路4条、在建在研高速公路7条、即将竣工的新机场1座,四川最大的内河综合枢纽港——宜宾港也在扩能,使其逐步构建起川滇黔渝结合部最完善的铁公水空立体交运体系。

“南向通道辐射面广,货源物流充足。”宜宾市临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海昌说,经初步调查,目前仅川南各市和滇东北及黔西北部分区域,适合集装箱运输货物的运量就接近1000万吨。其中,上行进口主要是来自南亚、东盟等地的矿产、粮食、水果等,下行出口主要是辐射区域出产的成品酒、汽车零配件、化工产品等,能够形成南向通道货物的有效对流,保障班列持续开行。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尹响博士分析,进一步畅通四川南向通道,有利于四川对接“六大经济走廊”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与南向国家(地区)的新型合作关系和产业供应链,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加快聚集高端要素资源,全面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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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建设条件成熟未来大有可为

作为长江干线航道零公里所在地,临江而建的宜宾拥有天然的水运优势,但此前未能在现代交运体系的建设中走在前列,高速公路长期不足,高速铁路尚未通车。实际上,与周边区域相比,整个川南地区都面临高铁通达性差、铁路货运“老旧绕”、水路运输潜能未有效发挥等问题。

回顾历史,成都平原和川南地区自古就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节点,是连接中原经济区并向南辐射交往的支撑腹地。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即向汉武帝证实,在西域看到了成都平原出产的“邛竹杖、蜀布”等商品。秦始皇时期开凿、贯通西南的“五尺道”遗迹至今在宜宾境内清晰可见,石板上深深的骡马印痕诉说着千年来的商贸繁华。加上川滇交界金沙江沿岸的水运码头,明清以来就有“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北宋至1949年前宜宾的旧称)”之说。

“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为现实发展提供了参照。”四川省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智库首席专家杨继瑞教授认为,整个西南区域的地形地貌,除成都平原外几乎都是高原和山区,至今仍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代表。在“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下,补齐该区域交通短板,进而构建向南的大交通体系、大物流通道和大产业格局,将为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注入新动能。

正是以国家战略为指针,川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要素正在加速聚集。在宜宾,以白酒、竹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正逐步走向产业链高端,以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兴起。“目前智能终端企业已签约138家,全国30强手机企业有10家已在此落户,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000亿元。”刘海昌说,南亚、东南亚市场将是这些产品的重要流向。

不仅在宜宾,记者在内江、自贡、泸州、攀枝花等川南城市也了解到,一批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资源在政府规划和市场导向作用下正向这些区域转移,一些城市还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南向国家留学生;同时,一批抗战和三线建设时期在此布局的工业企业又被新的开放环境激活,焕发出新的生机。

据悉,近年来,四川与南向国家贸易额已占到全省的1/4左右。东盟成为四川省第二大贸易伙伴,2017年四川对东盟出口99.2亿美元、增长1.3倍;进口33.8亿美元、增长25.6%。同时,全省已有2444家企业与南向市场建立了贸易往来,货物贸易涵盖147个大类4160种,其中2017年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出口增幅达345.3%。

专家分析,从成都平原、川南地区以及所辐射的川滇黔结合部发展态势来看,面对南亚、东南亚这个拥有2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大力推进以南向通道为重点的开放大通道建设,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西部地区抢抓国家战略机遇,优化结构、转换动能、补齐短板,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力推动区域合作携手谱写新篇

9月19日,在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开幕前,四川省人民政府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成都签署《深化川桂合作共同推进南向开放通道建设框架协议》。两省区将按照“政府推动、企业主体、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强化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网络和港口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物流一体化和通关便利化,共同打造区域联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南向通道,推动南向贸易便利化,扩大南向国际产能合作。

这是四川持续深化与南向国内沿线地区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南向通道“朋友圈”的一个缩影。今年5月,四川与香港签署《川港合作会议合作机制安排》和第一次会议备忘录,6月与重庆签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年)》,9月与甘肃签署《川甘经济社会发展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不断提升南向通道国内沿线地区战略合作水平,重点加强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配套、贸易便利化、人文经贸交流等方面合作。

在一系列高层谋划和助推下,一批南向通道区域合作项目正有序推进。比如,由成都港投集团、广西北部湾集团、中远海运物流、香港新华集团共同出资组建的南向通道平台公司——成都川桂南拓铁海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已正式成立。四方将充分发挥各方在港口、物流、贸易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共建共享加快南向通道扩展,构建起西部陆海互济、东西畅达、南北贯通的新亚欧大陆桥,促进中国与南亚及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

同时,四川宜宾与广西钦州也正加强南向通道、物流、产业园区等重点领域合作交流。双方将共同推进四川乃至中国西部地区南向出海里程最短、时间最短、成本最低通道建设,积极争取相关通道功能定位纳入国家规划,进入国家开发开放战略内容。两地还将以通道建设为基础,开展以集装箱运输方式为主的产品物流和以两地产业协同合作为载体的客货运输,推动宜宾至钦州集装箱海铁联运班列常态化运行。

四川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四川将继续推广运用“高层带动、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合作模式,进一步夯实与桂渝滇黔等省(区、市)合作基础,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加强交流合作。专家分析,只有西部地区携手合作,才能将南向通道打造成为运营主体有市场竞争力、货源组织有充分保障、进出货量基本平衡、多种运输方式良性互补、能持续稳定发展的复合型国际贸易通道,助推我国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根据 人民网等采编【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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