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的山谷 费尔干纳纪行

蜚语

和想象中的不同，前往费尔干纳山谷的道路并不崎岖，然而我的心情却既兴奋又有几分担忧。

从地图上看，费尔干纳山谷被南面的帕米尔高原和北面的天山山脉包围。著名的锡尔河横穿而过，向西流去。山谷长约300公里，宽约170公里，既是中亚最肥沃的农耕带，也是宗教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地区，因此被称为中亚的“巴尔干”。

复杂的历史常以一种惊人的延续力影响着现实，这一点在费尔干纳山谷体现得格外明显。1924年，苏联将沙皇时期的突厥斯坦省分成了五个民族共和国。斯大林担心统一的泛突厥国家兴起，因此决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这样的划分让费尔干纳山谷出现了一些切开族群的奇怪分界线，也为后来的民族矛盾埋下了伏笔。如果仔细观察地图，会发现分隔各国的界线呈夸张的锯齿状，宛如心脏快速跳动的心电图。在庞大的苏联体系下，分界线不过是地图上的假设性界线，可是一旦这些共和国独立，就会变成真实的国界。

如今，费尔干纳山谷被三个国家（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分占。每个国家的领土上，都散落着其他国家的飞地。塔吉克内战、“安集延事件”和吉尔吉斯的政治动荡，更是一度令山谷的气氛剑拔弩张。从青铜时代起，费尔干纳山谷就有古老的文明，但那文明的荣光似乎已从旅行者的雷达上消失太久了。

进入费尔干纳山谷的传统道路是取道塔吉克境内的苦盏。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正是从那里进入费尔干纳山谷，并建立起最靠近东方的希腊化城邦。然而，因为国境问题，我却无法再走这条古老的通路。我必须直接翻过天山冰雪覆盖的恰特卡尔山脉，走乌兹别克境内的道路。

离开塔什干，我乘坐的面包车冲入一片灰蒙蒙的雾霾。透过车窗，我看到低悬在半空的太阳，像一块即将烧乏的炭球。我们相继经过两座污染的工业城市——阿尔玛雷克和安格连。1942年，这里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苏德前线，喂养苏联的战争机器。如今，半废弃的苏式住宅楼之间，点缀着电缆塔和落满灰尘的向日葵。一切似乎从上个世纪起就没有发生过改变。

面包车开始盘山。不时减速，绕过路中央的落石。植被好像突然之间就消失不见，周围只有伤疤一样的灰黑岩体和水土流失造成的碎石。从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我曾在很多地方目睹过天山，如今已到了这座山脉的最西端。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空气也变得愈加透亮。

在卡姆奇克隘口，面包车停了下来，因为恰特卡尔山的雪顶已经近在眼前。观景台旁有一个灰扑扑的小卖部，贩卖零食和苹果。一个乌兹别克家庭在与雪山合影。戴着鸭舌帽的男人，坐在一辆苏联旧摩托上，脚下躺着一只晒太阳的黄狗。

不久，我看到赶着大群黑山羊转场的牧民。他们骑着马，甩着长鞭，羊群荡起大串尘烟。风从山那边吹来，一度带来塔吉克的手机信号。南方不远处，帕米尔高原的淡影已在稀薄的空气中显现。我知道，山的那一侧就是塔吉克斯坦，一个说着山地伊朗语的不同世界。

经过荷枪实弹的检查点，跨过奔腾的锡尔河，标志着我们进入了费尔干纳山谷。突然之间，眼前开始呈现出一幅农耕文明的景象：一座挨一座的黄泥院落、葡萄架、石榴树、桑树，还有大片大片的棉花田。灰霾再次覆盖地平线，在如同薄雾笼罩的棉花地里，我看到众多乌兹别克女人正在采摘棉花。

19世纪，沙俄帝国开始把这里变成棉花基地。棉花取代了当地农民栽种的传统食用作物，成为主要经济作物。一份统计显示：1860年，中亚供应的棉花仅占俄罗斯棉花用量的7%。到了191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0%。

苏联时期延续了这样的做法。1939年，在18万“志愿者”的努力下，长达270公里的费尔干纳大运河贯通了。为了灌溉更多的棉花田，中亚的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被人为改道，最终导致咸海面积的大规模缩减。

由于长期种植单一作物，加之使用化肥，费尔干纳山谷的土地开始变得贫瘠，然而这样的经济模式早已积重难返。独立后，乌兹别克仍然保持着世界产棉大国的地位。2017年以前，所有中小学生都必须参加义务采棉劳动。每到采棉季节，运力不足的火车上会挤满流动的采棉女工。几天后，一位印尼旅行者告诉我，他已经购票的火车被突然取消，因为要改成“采棉专列”。

我与一个正在采棉花的乌兹别克女工聊了起来。她戴着鲜艳的头巾，挎着盛棉花的布兜。在齐肩高的棉田里，她的步态好像正在涉水穿过一片芦苇荡。她告诉我，女工们一天要采摘50至60公斤棉花，能挣到大约20块人民币。她今年26岁，有一个5岁大的儿子。她指着手上的戒指，大概是问我有没有结婚。当我面露困惑之色时，她开心地笑起来。

在中国的史书上，费尔干纳山谷却以另一种物产闻名——汗血宝马。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到访费尔干纳山谷中的大宛国，为汉武帝带回了汗血宝马的最初描述：日行千里、汗出如血、食紫色苜蓿，是天马的后代。

从那时起，西域的其他奇珍异宝就显得黯然失色。武帝无论如何都要得到这些天马。十几个世纪后，马可波罗经过这一地区。他听说汗血宝马的谱系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带来的塞萨利战马身上。

最初，武帝派出使臣，想以纯金打造的金马换取真马。大宛王对此不感兴趣，拒绝交换。汉使以大军将至相威胁，但大宛王认为汉朝远在东方，中间相隔万里黄沙，而北边又有匈奴，所以不会派大军远袭大宛。汉使发怒，扬言要击碎金马，然后离去。没想到行至边境时，被大宛王派人杀死，夺取了财物。
武帝大怒，发誓要报仇雪恨。他组织了一支远征军，交给宠妃的兄弟李广利将军统领。公元104年，这支大军消失在玉门关外。史料记载，那一年蝗灾泛滥，颗粒无收，数万士兵死在路上。西域各国又坚守城池，不肯供给食物。几个月后，当李广利出现在费尔干纳山谷时，士兵只剩下十之一二。

第一次西征大宛，就这样兵败而归。李广利将军担心性命不保，犹豫不决。武帝扬言，如果李广利敢踏入玉门关一步就格杀勿论。暴躁的武帝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征讨。他调集全国之力，放出所有囚犯，增派品行恶劣的少年，准备了充足的粮草。一年多的时间里，6万士兵从敦煌出发，浩浩荡荡。

这一次，汉军成功包围了大宛都城，改变河道，切断水源。大宛的百姓杀死了老国王，答应李广利将军，只要退兵就可以任意挑选宝马带走。李广利选取了几十匹良马和三千多匹中等的公马母马，得胜而归。那些回到中国的士兵全都封官进爵，而大宛自此成为汉朝的属国。

浩罕可汗的庭院

大宛国的旧地距今天的浩罕不远，然而浩罕早已看不到任何当年的遗迹。这座古老的城市看上去很年轻，带着些许苏联式的荒凉。

我在新城最好的一家旅馆住下。房间里铺着老旧的地毯，摆着品味恶劣的家具。到处充满一种昏暗的气氛，让人联想到浩罕同样昏暗的历史。早餐是斯巴达式的自助：冷得像前妻一样的煮鸡蛋，同样冷的馕，结冰的西瓜片。我喝了一杯温茶就走出旅馆，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18世纪时，浩罕是与布哈拉、希瓦并立的三个汗国之一。鼎盛时期的疆域从费尔干纳山谷一直到塔什干以北的哈萨克草原。19世纪则见证了俄国对中亚的蚕食。浩罕不断丧失领土，最终在1876年被俄国吞并。

在浩罕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末代君王古德亚尔仍然不忘修建自己的宫殿。吊诡的是，如果不是这位荒唐的可汗，今日的浩罕可能会丧失仅有的一点吸引力，彻底沦为一座枯燥乏味的城市。

可汗宫离我住的旅馆不远，完工于1873年。它曾经拥有6座庭院、113个房间，其中一半的房间是古德亚尔的后宫。可汗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但有43个妃子。为了应付伊斯兰教只能娶四个老婆的规定，他的身边总是带着一位伊玛目，以便随时为他举行结婚和离婚的仪式。宫殿建成后仅3年，俄国人就来了。考夫曼将军的炮火令大部分建筑化为瓦砾，只有19个房间保存下来。

我徜徉在可汗的庭院里，却感受不到太多震撼。相比这些残留下来又得到精心修复的建筑，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散落在历史角落中的逸闻。关于浩罕汗国的残暴描述，时常出现在19世纪的中亚旅行笔记里。

1873年，美国外交官尤金·舒勒（Eugene Schulyer）来到浩罕。他目睹了一场典型的浩罕式狂欢：一位死刑犯正在游街示众，身后跟着刽子手。作为狂欢的前奏，沿途群众纷纷向罪犯投掷石块。直到刽子手认为气氛已足够热烈，他才突然从背后掏出利刃，将罪犯割喉。犯人像烂泥一样倒在地上，任由日光暴晒数小时，鲜血浸透沙地。

如今，可汗宫的房间已经改为博物馆，介绍浩罕国的历史。我走了一圈，发现并没有提到那位著名的浩罕人物。对中国人来说，浩罕最为人知的不是那些荒淫残暴的可汗，而是一个幼年时面容姣好的娈童，后来被新疆人称为“中亚屠夫”。

阿古柏生于浩罕国，年幼时父母双亡，被流浪艺人收留，习得一身舞艺。10岁时，他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童“巴特恰”，被浩罕的军官看中，后来又几次转手。或许是因为童年时代的阴影，成年后的阿古柏变得精明而残暴。他利用镇压哈萨克人起义的机会立下战功，后来逐渐成为握有兵权的人物。

1757年，乾隆皇帝歼灭准噶尔汗国，平叛大小和卓之乱，将新疆地区纳入中国版图。浩罕成为与中国接壤的邻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浩罕向清朝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服从只是权宜之计，不过是为了在与新疆的商贸活动中获利。浩罕收留了从新疆逃出的和卓贵族，一直暗中支持他们反抗清朝。

1864年，新疆发生内乱。已是浩罕国将军的阿古柏趁乱进入喀什。为了树立威信，他打着和卓曾孙布素鲁克的名义，建立傀儡政权，随后又召集浩罕旧部，扩充实力，不断攻城略地。短短几年时间里，阿古柏几乎吞并了除伊犁之外的整个新疆。他自立“洪福汗国”，以重税政策和严苛的伊斯兰教法统治新疆。此时，浩罕国已经覆灭，而沙俄和英国都不希望对方的势力主导新疆，于是愿意让阿古柏作为两大帝国的缓冲地带。

1875年，左宗棠率领清军入疆，开始收复失地。阿古柏的统治早已引起当地维吾尔人的厌恶。就在清军南下之季，阿古柏突然死于新疆焉耆。不久，“洪福汗国”崩溃。阿古柏的儿子将其葬在喀什。

关于阿古柏的死因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清史稿》认为，阿古柏兵败自杀。新疆历史学家穆萨·赛拉米在《伊米德史》中写道，阿古柏是被莎车贵族以毒酒毒死的。韩国中亚史学者金浩东则认为，阿古柏死于中风。

离开可汗宫，我漫无目的地走在穆斯林居住的小巷里。当地人的黄泥院落，全都有着高高的围墙和紧闭的雕花铁门，像守卫森严的堡垒。我路过一座经学院，穿过一片穆斯林墓园。墓碑上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象征伊斯兰的新月图案。旁边是一座有点破败的清真寺，一轮真正的淡月已经挂在半空。

1917年，布尔什维克再次攻陷浩罕，推翻了短暂的自治政府。三天的镇压导致14000人死亡。如今，走在穆斯林的小巷，看着这些紧闭的宅院，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在费尔干纳山谷，在浩罕，这些紧闭的宅院的确是人们最后的堡垒。

后来，一个小男孩推着卖馕的推车，钻进一户宅院。透过片刻敞开的大门，我惊奇地发现，院子里其实别有洞天：一小块土地上种着蔬菜，上面架起葡萄架。院子里种着柿子树和石榴树，环绕着一家人夏日纳凉的木榻。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正抱着牙牙学语的孩童。她发现我在窥视却没有反感，反而笑着举起襁褓中的孩子，好像在展示她骄傲的徽章。我也笑着朝她挥挥手，然后迈步离开。

费尔干纳山谷内的馕市场

回到破败的旅馆，我开始研究地图。费尔干纳山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我并不意外地发现，这里仍然保留着一个生产丝绸的小镇。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前往马尔吉兰——苏联时代的丝绸中心和黑市中心。

马尔吉兰的制丝历史远比苏联久远。早在9世纪时，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小镇就已经有了制丝产业——虽然其质量不可与中国的丝绸同日而语。苏联时期，马尔吉兰的丝绸远销全国，而行将就木的计划经济也令这里的黑市远近闻名。

在马尔吉兰，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围头巾，男人则戴着传统的四角小帽。

通往大巴扎的路旁，遍植桑树。树荫下是一排卖石榴的小贩。鲜艳的石榴籽紧紧地抱在一起，成熟得几乎要爆裂开来。我想起，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国皇帝巴布尔就生于费尔干纳山谷。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那些有名的无赖泼皮，大部分来自马尔吉兰。”不过更令他念念不忘的是这里的物产：“石榴和杏子是最好的。”

纪念品丝绸厂仍然沿用古老的工艺，从煮蚕茧、剥蚕丝到扎染，全部是一千年前的方法，完全无需用电。在这里，扎染的红色来自于石榴皮，黄色来自于洋葱，而棕色来自于坚果。女工们一边纺织，一边听着手机里传出的乌兹别克音乐。一个月的劳作，可以换来1000块人民币的收入。

在丝绸厂的大门口，我遇见两个窃窃私语的女孩。她们穿着牛仔裤，扎着马尾辫，全都没戴头巾。她们注意到我，似乎很想和我说话，却欲言又止。最后，那个穿着黑皮夹克的女孩终于走了过来，向我打招呼。

“我们是费尔干纳大学英语系大三的学生，”女孩红着脸说。“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要我们用英语采访费尔干纳的游客……可是费尔干纳没有游客……”她解释着，脸因此变得更红，“于是我们来到马尔吉兰，想碰碰运气……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你想问什么？”

她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来费尔干纳？”“都去了哪些地方？”“对这里有什么印象？”“是否喜欢乌兹别克的食物？”

回答完这些问题，我们一时间都沉默下来，于是我问能否也问她几个问题。我们走到路边，坐下来，散漫地聊起来，分别前还加了乌兹别克的微信：Telegram。

在随后的几天里，她经常给我发消息，然后我们就聊上一会儿。在虚拟世界里，她变得大胆很多，时常一下发来数张照片：她做的饭、她的房间、她的布娃娃……有时候，我忘记回复，她就会发来生气的表情，或者问我：“你还活着吗？”渐渐地，我终于能够拼凑出一些她的故事。

她叫妮格拉，出生在费尔干纳，21岁。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山谷，甚至不曾去过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在保守的费尔干纳，像她这样年纪的女孩，一毕业就要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这是此地的传统。还有一年，她就要毕业，父母已经开始为她物色人选。可是她不想结婚，对婚姻没有任何概念。高中时，她喜欢过一个男孩。后来，那个男孩去了塔什干读大学。他们变得很少见面，联系也渐渐中断。她知道，塔什干的女孩更漂亮，也更开放，她和那个男孩不可能在一起。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想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结婚。她想离开费尔干纳，想去留学，甚至想去死。她问我，她该怎么办。

很多时候，妮格拉总是一个人在说，而我只能报以沉默。对她来说，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或许就像宇宙中的一颗遥远的星球，可以放心地吐露内心的秘密。她说，她只把这些事情告诉过一个最好的女朋友。对方建议她学习《古兰经》，那可以带来内心的平静。

“《古兰经》只会让我接受现在的一切，”她说。然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或许这就是我应该过的生活。”

采棉女工

离开马尔吉兰，我前往30公里外的费尔干纳。这是整个山谷的工业中心，一座由俄国人建造的新城。

和很多俄国城市一样，费尔干纳的中心是一座沙俄时代的堡垒，街道从这里向四周辐射。我一边四处闲逛，一边留意着那些街名：费尔干纳大街、纳沃伊大街、帖木尔大街……一个当地人告诉我，这些颇具民族特色的名字分别对应着过去的卡尔·马克思大街、普希金大街、共产主义大街。不少老人至今还习惯使用原来的名字。

然而，这些苏联时代的名字最终还是成为了伤疤一样的过往。与它们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些曾经住在这里的俄罗斯人。年轻一代大多去了塔什干，而老一代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垂垂老矣。是的，这座城市有着明显的俄国基因，但是我在街上看到的几乎都是乌兹别克人，中间夹杂着几个鞑靼。

梅斯赫特人呢？他们曾被斯大林从格鲁吉亚靠近土耳其的地方发配到这里。1989年，正是在费尔干纳，当地的梅斯赫特人和乌兹别克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上百人丧生。梅斯赫特人同属突厥人种，但信奉什叶派，而乌兹别克人是逊尼派的信徒。在取消宗教、推行民族融合的苏联，宗教和种族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种相对平静的关系维持了数十年。可是一旦这种体制濒临溃败，宗教势力和民族主义就会结合在一起，导致惨剧发生。

动荡的过程通常既残酷又剧烈，每一次都会让整个中亚震动。梅斯赫特人很快被集体赶走，大部分人去了阿塞拜疆。无法轻易离开的是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就混居在此的族群：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

斯大林创造性的分界法，希望把不同民族分而治之。然而费尔干纳山谷自古就是多民族的混居之地。在山谷的边境地带，即使人们十分努力，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也根本不可能摆脱对方。

费尔干纳距离吉尔吉斯边境咫尺之遥，大量的乌兹别克人至今生活在分界线的另一侧。在苏联时代，分界线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他们可以轻易地跨过边境，到乌兹别克一侧的巴扎购物，做生意，探亲访友。然而，苏联解体后，分界线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界线。一夜之间，这些生活在吉尔吉斯境内的乌兹别克人发现自己无法继续维持从前的生活——他们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少数族群。

一个乌兹别克人告诉我，他们和吉尔吉斯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斩钉截铁的口吻，呼应了中亚史学家弗拉基米尔·纳利夫金的观点。在《本地人的今与昔》一书中，纳利夫金总结了两个民族之间不太融洽的历史关系：乌兹别克人是定居民族，而吉尔吉斯人是游牧民族。乌兹别克人瞧不起吉尔吉斯人，又惧怕他们的武力。乌兹别克人大多是农民、工匠、商人，而吉尔吉斯人喜欢在山间放牧，住在传统的吉尔吉斯包里。他们不时劫掠乌兹别克人的马匹，只有当他们需要买东西时，才会下到乌兹别克人居住的绿洲城镇。这时，乌兹别克人就会大肆嘲笑吉尔吉斯人的愚昧无知，然后狠狠地敲他们一笔。

独立之后，费尔干纳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不时爆发大规模的冲突。最近一次冲突就发生在2010年，数百人因此丧生。如今，两个国家都对边境地带严加防范，这让交往变得更加困难。分界线从地图上的一条虚构界线，变成了两个族群地理上的分界线，甚至心灵上的分界线。

因为没有吉尔吉斯签证，我无法前往分界线的另一侧，也没有可能合法地进入吉尔吉斯境内的乌兹别克飞地（需要多次入境的乌兹别克签证和多次入境的吉尔吉斯签证）。但我知道，乌兹别克有4块飞地落在吉尔吉斯境内，其中离费尔干纳最近的是莎希玛丹（Shakhimardan）。它位于阿克苏河和卡拉苏河交汇处的一个山谷中，被吉尔吉斯的领土包围着，距离乌兹别克边境只有19公里。

那是个货真价实的“国中之国”：居民说乌兹别克语，使用乌兹别克货币，遵从乌兹别克的法律，把帖木尔当作民族英雄。山谷之外的世界说吉尔吉斯语，使用汇率不同的吉尔吉斯货币，遵从吉尔吉斯法律，把玛纳斯当作民族英雄。在苏联时代，他们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过着同样的生活。然而，两个年轻的国家都需要建构甚至虚构自己的历史和荣誉感，于是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过起了各自的生活。

一个乌兹别克人告诉我，在费尔干纳可以雇到黑车司机，带我冒险前往莎希玛丹。在这里，只要有钱，似乎什么事都办得成。

“如果遇到盘查怎么办？”

“你带着美金吧？”他说，“贿赂那些军人！”

但我已经见识了分界线的意义，决定离开费尔干纳山谷，前往撒马尔罕。

来源：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