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与郭敬明：时代宠儿的两张脸

郑瑟

导语：近期，郭敬明与韩寒二人的电影先后上映，争夺票房。同为八零后，同为新概念作文获奖者，同为青春作家，郭韩二人一路走来始终是全社会相比较的对象。评论家马小盐认为：人们谈论他们相异性时，恰恰忘掉了他们的同一性，他们是这个半威权半消费社会中并蒂莲般盛放的两张脸。二人电影票房的成功，是消费社会粉丝经济的成功，而非电影美学与艺术水准的成功。无论韩寒还是郭敬明，两人皆是新媒介时代的巨大获益者。

同为八零后，同为《萌芽》新概念征文奖的获得者，同样写小说、拍电影，韩寒与郭敬明一路走来，经历相似，性格相异。人们谈起韩寒，必然要谈到郭敬明，谈到郭敬明，必然要谈起韩寒，仿佛他们是差异性很大的对照体，是磁性的南北两极。但事实上，这两个人的小说与电影，皆无多大艺术含金量。在人们谈论他们相异性的同时，恰恰忘掉的是他们的同一性：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是这个半威权半消费社会，三十余年来同一个经济之躯上并蒂莲般盛放的两张脸。

被新媒介塑造的“斗士”与“商人”

少年韩寒出版《三重门》后，仅仅在文学圈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并未获得社会范围的赞誉。韩寒拥有如今的巨大名声，完全得力于博客尚属网络主流媒体的时期。2006年左右，网络管制相对宽松，那些在传统纸媒上无法发表的文章，皆可在博客里发表再现。这一阶段，韩寒以杂文的方式挑战文坛、挑战传统甚至含蓄的挑战体制。那个宣称自己憎恶传统教育的叛逆青年，在博客的推波助澜之下，快速而完美地被塑造为一位新时代的文化英雄。

韩寒杂文的深度与格局，与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相比，往往显得深度匮乏、格局狭小。他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是他的年龄，二是他所持有的政治观点，三是他所占据的网络平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轰烈而短暂的文化启蒙运动，在严酷的政治高寒下夭折，一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就此分崩离析。网络有限意见空间的出现，再度点燃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的理想。在韩寒的杂文里，知识分子们依稀看到他们曾经热擎的火种，在这位八零后手中一息尚存，明明灭灭。他们如同绝望的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抓住这位后来者，并将这根稻草错认为拯救未来中国的英雄或栋梁。

显然，这是一种认知错误，一种卖火柴的小女孩式的认知幻觉：点燃最后一根火柴之后，小女孩看到了天堂的幻象。这幻象导致知识界对韩寒这一来自新生代的力量，寄予了过大的期待与希望。陈丹青力挺这位八零后才俊，梁文道在电视上预言：“假以时日，韩寒会是当代的鲁迅”。知识群体的激赏与媒体的大力推广，“公民韩寒”就此诞生了。文艺青年韩寒，从此行进在意见领袖的宽广大道上，扛着他所无法扛起的意识形态大旗，成为他所无能是、无力是的偶像：一个被外界强加的符号化自由斗士。

当韩寒在博客上，借助意识形态忙着打造辉煌声誉的时候，郭敬明正在加入体制，并与体制融为一体。他入作协，办杂志，屎壳郎推粪球一般不放过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他躲避任何涉及公共领域的政治话题，以商人才有的市场直觉，精心培养着自己的粉丝群体。小城市长大的郭敬明信奉金钱就是力量。无论小说还是电影，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是郭敬明所有作品的核心与主题。从四川自贡到大上海，郭敬明要完成的是他自身的上海滩传奇：他要功成名就，他要敛财无度，他要出人头地。郭敬明是国内最早将作家当明星来打造的人，他就是他自己的星工场。他整容、染发与粉丝密切互动。他深切的懂得，粉丝不但可以是娱乐明星的衣食父母，也可以是他的衣食父母。他要将自身打造成粉丝们的母蜂王，粉丝们痴迷的上供与尖叫，便是回馈给他的最高奖赏。

博客时代的郭敬明，一直处于舆论的弱势。韩寒以及韩粉利用一切机会对郭敬明进行力所能及的嘲讽：他矫揉造作的文风与他的身高，皆成为被嘲弄的对象。然而，微博出现了。微博是“公民韩寒”的灾难，却是郭敬明的福地。方舟子在微博上发起的质疑韩寒的“代写门”事件，是韩寒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此次事件，“公民韩寒”几乎被打回原形。韩寒猪一样的队友与自身不慎明智的回应，更使名声大损。相对于韩寒具有攻击性的批判，厌倦了网络争执与喧嚷的网民，突然发现郭敬明比韩寒更宽容、更大度、情商更高。无论网民如何嘲笑他的身高还是作品，他皆以含笑的公关姿态化危机于无有。郭敬明利用微博这一新兴空间，成功的为自己洗白，塑造自身的新形象：一个自嘲、宽容、机敏的八零后娱乐明星兼商人。

媒介哲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传播学家洛根认为，人延伸了媒介。人与媒介的互相缠绕，决定了世界的最终走向。在韩寒与郭敬明身上，我们便能看出，媒介如何改变人的命运。人，又是如何延伸着媒介的现实走向。无论韩寒还是郭敬明，两人皆是新媒介时代的巨大获益者。没有博客，韩寒便无法收割名声的金穗。没有微博，人们便不会对以抄袭起家的郭敬明，看法上发生质的改变。得力于新媒介的两位八零后，分别在博客与微博上收获到几乎相等的成就：他们拥有等量齐观的粉丝，他们可以不动用任何传统媒体，仅仅依靠自媒体（微博）之力，就将自己无论是垃圾还是精华的商品（小说与电影），大面积的倾倒给这个尚不明白新媒介威力的懵懂社会。

消费社会的两大“拜符号教”

消费社会，大多数人是物的囚徒。在广告、传媒、五花八门的营销手段的影响之下，人完全被异化，主体几乎丧失了判断力，消费购买各种各样的物，并被各种各样的物所奴役。马克思将痴迷于物的人称为“拜物教”，我们莫如将消费社会粉丝文化中，痴迷特有符号的人称为“拜符号教”。

拜物教在拜物的过程中，尚需对物的理解与占有。拜符号教，则不需对物有任何理解与占有，仅仅痴迷某个特定的符号即可。譬如痴迷LV这一品牌的人，他并不明白LV比别的品牌好在什么地方仅仅因为它是LV，他便痴迷于它。再譬如声称痴迷于马尔克斯的一些读者，往往并不明白马尔克斯的小说好在什么地方，仅仅因为那是马尔克斯所著，他便盲目迷信。令人尴尬的是，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是盲信的羔羊，名声与品牌便是挥舞在盲信者头顶上噼啪作响的鞭子。羔羊们在牧鞭的驱赶下，消费虚无，乐不思蜀，一生徘徊在符号的教堂里不能自拔。

有影评人因为韩寒与郭敬明电影的票房号召力，怀疑传统电影理论已经过时，这显然是没有弄清消费社会的粉丝经济与电影美学之间的悖逆：粉丝们之所以观看电影，不是去欣赏美，而是去朝圣，去磕拜某个特有的符号。对拜符号教的信徒而言，符号就是他们神圣不可亵渎的圣物。无论这个符号中有无内容，无论这个符号里装载的是垃圾还是精品，拜符号教信徒皆会掏钱上香，一往情深的前往。这就是造成当今中国电影市场乱象的根本原因，粉丝是决定票房高低的根本原因，而非电影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一些高票房电影，与电影美学毫无关系，而与时尚、品牌、符号甚至营销手段有着密切的关联。韩寒与郭敬明电影票房的成功，是消费社会粉丝经济的成功，而非电影美学与艺术水准的成功。

2014年暑期的这场韩寒与郭敬明的电影大战，本质上是两个拥有大量粉丝却立场不同的拜符号教的战役。只不过，拜“韩寒”这个符号的粉丝，朝拜的是这样的价值体系：文艺情怀与曾经的自由主义立场。拜“郭敬明”这个符号的粉丝，朝拜则是：金钱、物质、纸醉金迷以及令人不忍直视的弱智故事。

韩寒借《后会无期》与“公民韩寒”告别

只要看过《后会无期》，便会发觉，这部影片的主题是成长与告别。相比郭敬明华而不实的华丽垃圾《小时代》系列，韩寒的《后会无期》算得上一部可圈可点的及格之作。

影片讲述了三位丧失家园的小岛青年，在从东往西的路上，所遭所遇的亲情、爱情与友情。但所有以信任为根基的美好情感，皆与欺骗迎面相逢。韩寒假借贾樟柯扮演的三叔之口，吐露出现实世界的残酷真理“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这是一句事关价值判断的语言。众所周知，衡量利弊的代价必然是丧失求真求善求美分辨对错的根本性价值观。

在影片热映之际，韩寒同时推出一本书，叫《告白与告别》。我们不由要追问：韩寒究竟要告别什么？韩寒这部处女作，不但弥漫着一股面对现实的严重挫败感，亦似在向自身曾经辉煌的公知时代告别。显然，对韩寒而言，“方寒之争”是重要的分水岭。“公民韩寒”在这场网络混战之后，丧失了基本的战斗力。他想借影片《后会无期》，摘掉外界与自身一度深爱的文化英雄桂冠，回归至“平凡之路”上，“成长”为一位具有感伤情怀的文艺男中年。

但，这真的是一种“成长”吗？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种成长，莫如说这是一种逃遁。从此而后，文青韩寒很有可能就此逃遁至郭敬明的同一阵营，不问世事，闷头发财，偶尔在具有票房号召力的韩式影片里，悲天悯人的体现一下文艺男青年的低层关怀，从此转身为一位时代的缄默者。就此，时代宠儿的两张脸，在同一的商业躯体上，以极其魔幻的方式，完美重合。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