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仅仅是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传奇与神秘

郑瑟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路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约于前5世纪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中古初年形成，在宋代发挥巨大作用的海路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宋初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等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朝鲜、日本，西段至法国。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重走丝绸之路，其出发点，自是这条连接欧亚通道的当代复兴。"一路一带"，作为崛起的中国的重大战略选项，它所昭示的未来，以及可能再度创造的辉煌，当然在我们现在的想象之外。在相当意义上，我们此次行程，是一个由地理进入历史的过程，我们希望探索的是古今丝路上的那些节点城市，他们何以如此?未来他们又将可能怎样?对历史的探究，于我们而言，当然不只是满足记者的好奇，而是由历史来理解现实，甚至触摸未来。

　　在新疆乌鲁木齐转机至阿拉木图——古丝绸之路的要道、哈萨克斯坦的旧都，再从阿拉木图乘列车向北，纵向穿越哈萨克斯坦的领土，到达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年轻崭新的首都。这一行程，并未仅仅遵循古丝路的路线，而是试图在中亚政治经济地位最显赫的哈萨克斯坦的新旧首都之间，探索其地缘政治空间变迁的动因，寻找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对现实和未来，所做出的尽管充满争议但却非常笃定的选择。如果说彼得大帝将俄罗斯的首都迁往圣彼得堡，使俄罗斯得以打开进入欧洲的门户，那么纳扎尔巴耶夫的迁都，则使哈萨克斯坦得以巩固其独立，从而成为一个向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均平等开放的未来国家。

　　接着，我们从阿斯坦纳往南，进入哈萨克斯坦西南边的古城什姆肯特与突厥斯坦——哈萨克汗国的首都所在地，并由此出发，从陆地跨越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线，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从塔什干出发向东，我们翻越天山和吉萨尔-阿赖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中亚的“心脏地带”。这里的地缘政治诡谲复杂，不仅以极高的人口密度聚居着上百个民族和部落，而且它还被中亚的三个民族共和国所分割：盆地的核心，也就是主要的平原地带，为乌兹别克斯坦所辖;盆地东南角入口平坦地带的奥什和东部山区归于吉尔吉斯斯坦;西南的主要出口苦盏和其他山区归塔吉克斯坦所有。这是一个现代化进程并不顺利、内在受阻的地区。其漫长历史上极为活跃的商贸交流、频繁的战争和人口迁徙，长期变动不居的疆域界限，以及伊斯兰与世俗权力在费尔干纳的特殊关系结构，造成了它与苏联人为在此建立的民族国家结构紧张的悖论与张力，从而成为中亚政治骚乱的火药桶。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倒退。但其深厚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资源——它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是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也是向南进入伊朗、印度的要道，使其本身也成为丝绸以及其他传统手工业的产区——或许能为它在全球化市场提供某种经济机会。

　　再从塔什干出发，向西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这两个最具历史沉淀的古老丝路重镇，拓展了此行的时间深度。撒马尔罕与布哈拉曾是中亚文明最辉煌的昔日。14世纪至15世纪初，撒马尔罕达到了其文明的巅峰，它在文学、艺术、建筑与科学上的建树，在当时世界领先，令中世纪欧洲仰慕。撒马尔罕曾是中亚当之无愧的中心，财富与权力的磁石。为什么撒马尔罕与布哈拉却在此巅峰衰落，从此未曾获得崛起的历史机遇?为什么曾经在科学上接近过近代文明的撒马尔罕，最终却未能突破中世纪?“路”或者“道”在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文明史上，扮演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路通，则繁荣，战争、贸易均促其通;路不通，则封闭，走向衰败。而处于要道的古城，不断被来自东方、南方和北方的帝国所征服，又不断地反抗帝国的征服，在这种征服与被征服中，这些城市的文明也向前推进，最终在中央集权的蒙古帖木儿帝国时期达到文明的巅峰。而其衰落，远不仅是战争的摧毁那么简单，其动因在于它所处的要道地位被全局性的历史空间变迁所替换：大航海时代完成了商道从陆上至海上的转移，中亚因此衰微，并因此失去了与西方文明沟通的机会，历史停滞不前，直至被俄国征服;它所赖以吸取养分的东方文明走向了闭关锁国，南方伊斯兰文明在奥斯曼帝国兵败维也纳后全面衰落;而北方崛起的俄罗斯与欧洲发展的垄断性关系，使它始终居于对俄罗斯的附属地位。若以古鉴今，撒马尔罕在漫长历史中所经历的空间变迁和命运起伏，对于今天之新丝绸之路，亦有现实的关照。今天，能源与工业的产业链、中国的西部战略、铁路技术与资本的扩张，以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互经贸需求，都为丝路的复兴提供了新的历史空间变迁的契机。

　　第二条路线，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这是一个鲜有人至，却异常壮美和波澜壮阔之地。若中亚被称作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那么，外高加索则是文明间迎面相撞的那个“界点”：以南北为维度，今天的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连接着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与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伊朗;以东西为维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的国界恰是分野：向西，基督教文明的大门就此打开。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将如何卷入土耳其、伊朗、俄罗斯，乃至美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事实上，过去的2000年以武力为标准的领土争夺史上，古罗马、安息、拜占庭、萨珊、蒙古、奥斯曼、沙俄皆以外高加索为战场。如何观察这一文明的冲突点?兴趣由此而生。

　　在外高加索，文明不只碰撞，也交汇融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老城，提供了一个观察外高加索文明交汇的范本。文明交汇之处，格鲁吉亚何以存在?在根植于格鲁吉亚农业精神中的葡萄作物中，他们寻找到了“故土、母语和东正教信仰”三位一体的文化。为此，他们从第比利斯出发，去了东部的卡赫蒂省，格鲁吉亚的葡萄乡。最后，他们还探访了大高加索深处的上斯瓦涅季。那里如同世外桃源，保存着大高加索独特的建筑和文明。同样是地理决定了这块文化迥异的地区成为今天格鲁吉亚的一部分：上斯瓦涅季人无法脱离格鲁吉亚生活。一方面，土地贫瘠让他们不得不在冬季进入低地谋生，丰富了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上斯瓦涅季无法栽种葡萄，为获取东正教仪式必需的葡萄酒，人们必须与更广阔的格鲁吉亚土地展开贸易。即使是在偏远如世界尽头的大高加索，文明也永远不会绝对孤立。

　　而对世界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国家亚美尼亚，令人疑惑的是，几乎2000年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它如何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成为文明的前沿?他们走访了最具历史价值的教堂、古迹和边境冲突地带的小村庄，观察的一个结论是：4世纪，在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的夹击下，亚美尼亚以皈依基督教的方式向罗马示好，抗拒盘踞在门口的波斯人。这既是政治选择，也是文化选择;依靠基督教的传播，亚美尼亚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建立了文化的传承系统，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提供了归属。

　　丝绸之路，仅仅是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魅力。突厥斯坦、撒马尔罕、布哈拉、费尔干纳、第比利斯……这些名字于我，一开始就充满了古老的韵味——它们有着悠远斑斓的色彩，幽微的香气，清真寺的钟声，征战的马蹄声，帝国的辉煌，还有我们所无法理解的隐秘的情感;在这些古老又现代的地方，奔放而精致的世俗与宗教文明交融出层次丰富的时空。一路上，那些雄心勃勃要奔向未来的城市，在我们眼里，也在我们心里奔腾着——这是一次漫长的地理跨越，也是一次2000年幽远历史的时间穿越。我们希望回到历史，但是，我们的眼光望向的目的地，却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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